工程的大人老爷们说话时同样的态度亲热地与普通工匠们交谈时，我们原本就不错的处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不仅如此，为了避免消极保守或冒失从事，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尤其为防止人们提防得不够的某些错误，他频频前往工场，亲自照看那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以其智慧和谦逊获得了这样的权威：若非他干预，别人就什么都不敢决定。旧时的清规戒律依然存在：在挖掘水池建造水塔时，虽说皇帝下过多道御旨，人们仍只能在某些特定时间内进入宫苑，还需有大队官员、太监及跟班的带领，而且应在那里逗留尽可能短的时间。几天后，蒋友仁神父摆脱了中国人有本事将其变得非常一本正经、非常重要而又极其令人厌烦的这些束缚。
皇帝每天来看工程进展状况，而且常常提只有蒋友仁神父一人能够回答的一些问题，因此，某些绝对的命令轮到他身上就破了例。宫苑任何时候对他都是敞开的，他可随意独自前往。这一礼遇后来扩大到了所有欧洲人。我们抵达那里后也从这一礼遇中受益。如果人们在欧洲认识不到所有这一切给蒋友仁神父带来的赞誉，也就不可能理解大臣显贵们对他的智慧该有多高的评价，才能使他们不阻止他每天这样出现在皇帝面前并可以对皇帝畅所欲言了。荣誉属于带给他思想光辉并给他以指示的主，他的品行从来只给后者带来赞扬，而且在他供职于宫苑内外的十二年间使人看到，他是命里注定担任该职的人。
我们在海淀的住院离宫殿从上下文看，此处宫殿系指圆明园。——中译注（Ｐａｌａｉｓ）有半法里以上，而从他指蒋友仁神父。——中译注在其前面跳下骡来的（圆明园）门口到西洋楼还有３／４法里的路程。当每天都要数次这样往返时，走这段路就不再是什么溜达了——虽说是在美不胜收的花园之中。但蒋友仁神父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当他把工匠们安排在宫苑里开始工作后，他必须时而去这个工场，时而又去半法里（有时甚至去离圆明园2法里）以外的另一个工场，然后再急匆匆返回苑中等候皇帝。炎热、下雨、刮风以及大伏天的骄阳都不能成为他可以少做任何工作的理由。苑中安排他吃饭的地方也很远，去那里用餐就够累的。斋戒日子里，他往往只吃一点米饭和咸菜，而他的胃又不适应中餐，用餐时间颠三倒四（因为无法定时用餐），白天工作过度使他疲惫不堪，晚上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尽，因此即使再吃一点有益健康的食品也不足以恢复体力。何况他往往刚离开餐桌就必须躲在房间里核查验算、制作设计图并进行试验——不做这些试验他什么都不敢冒险。因此，当他终于能稍事休息时，夜已很深了。
节庆期间是他惟一能喘口气的日子，因为他不必进宫。然而，不管天气如何，节庆日前夕他总要到离海淀2法里以外的北京来；来京的那天晚上和次日上午用于忏悔和布道，（次日）晚上离开北京——除非有人邀请他参加礼拜一的某些新信徒的聚会，因为他总把传教士的职责放在首位而从不将其推给他人。他还利用与显贵、官员、太监及工匠们接触的一切机会，指出偶像崇拜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向他们布讲福音。虽说他并未有过使大批人归信天主教而带来的快乐，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对我们圣教的高度评价，使它为人所认识并使它获得了不少人在关键情况下为它提供的辉煌证据。他尤其是通过分发书籍，进行解释，从而使最有偏见的人也赞赏基督教道德之崇高和优秀。
为进一步战胜那些以其知识、哲理和博学自炫的人，他把能从工作中挤出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所有人都习惯于看到他手不释卷，时而躲在园子里的某棵树下，时而躲进某间小屋里研读起来：不管他在花苑还是在宫中皆是如此。基于他的才能，他可以跟文人们在他们所有（学术）体系问题上展开争论，还能向后者指出其哲理的虚浮与谬误，甚至能利用权威性受到如此尊崇的大、〖=Z（〗475〖＝〗小经典（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ｅｔ ｌｅｓ ｐｅｔｉｔｓ Ｋｉｎｇｓ；正经、正典）转而对付他们。
尽管他抄录过由多位新信徒和传教士学者提供的（经典书籍的）摘要，尤其是经约翰亲王（ｐｒｉｎｃｅ Ｊｅａｎ）复核并以其批注充实了内容的摘要，但为了使用，他还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做摘录。不仅如此，他还把《书经》（CｈｏｕＫｉｎｇ）译成了拉丁文；他译得是如此认真和精确，因此，宋君荣（Ｇａｕｂｉｌ）神父读了几段后便鼓励他将其誊清并寄给莫斯科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保护者德·拉居莫斯基伯爵先生（Ｍ．lｅ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Ｒａｓｕｍｏｓｋｉ）。有朝一日这部译著若得以公诸于众，行家们（你们在法国便有这样的行家）将从中欣赏到译者对中国语言的深刻理解及译文始终如一的精确性：因为他虽然在译文中简直像在展示这部首屈一指的经书的令人费解的句子如按原文直译，则是“代数式的句子”。“代数”一词在法文中有“难懂的事情”之意，故把“代数式的句子”改译为“令人费解的句子”。——中译注（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ｌｇｂｒｉｑｕｅｓ），以便根据最博学的诠释者来阐述其全部的意义，但他做得如此巧妙，以至人们可以明白这部经典作品不加掩饰的本意，因为（译文中）与之对应的词语是被着重指出的，而且它们独自就形成了一种意义。他（在译文中所作）的注释和评注可说是另一部著作，它们因挑选得当、清晰准确以及细致详尽而特别值得重视。他还在同一水平上动笔翻译过《孟子》（Ｍｏｎｇｔｓｅ），但健康方面的麻烦和持续超负荷的工作使他无法继续下去，尽管他因学习鞑靼语而又增加了一项才能。他没费多大劲便听懂而且能说这种语言了，因为他朝夕与之相处的鞑靼大人老爷们很乐意当他的老师，而且很乐意使神父能与他们交谈而不被他们的手下人和其他中国人听懂。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3）
由于欧洲的偏见或许会妨碍人们真正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所以需要消除各种难解之处。关于第一个难解之处，即关于围绕皇帝的庄重威严的排场问题，这里必须区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人们看到他以“天子”、“黎民父母”、辽阔广大的“中央帝国”（据此间人们的说法）的君主身份出现时的情况，以及他在自己宫内当他听凭天性、个性及个人癖好的支配容许他人接近他高贵的人身时的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在各方面比匍匐在他脚下的人们都更拘束：他的一切都应根据其高贵的身份而决定，而且要无愧于历史的赞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智者、一个朋友、一个文人、一个在他与被他允许在其跟前露面的人之间仅留出后者不敢越过的距离的一家之主。一个更实际的困难是，如何协调操劳国事与我们所说的消遣娱乐。
不过这个困难还不是最严重的。皇帝起得很早，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接见大臣、显贵及各部代表了。事情处理完后，他便回到内廷，一直呆到次日，不过在那里可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要批阅许多奏章、陈情书、诉状及谏诤。为缓解这一切所需的紧张心情，他乘坐小舟或由人抬着前往宫苑中各个不同的宫殿，欣赏收藏在那里的种种奇珍异物或察看他下令兴建的工程和修缮项目；但他走到哪里便工作到哪里，从未有任何事情被搁置到次日。如果突发什么事情，他随时下达圣旨。皇帝有那么多典礼仪式、会议和公开活动，因此虽说在宫苑里也仍要操心，但徜徉于其间毕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消遣。此外，由于此时他被视为在自己家里，所以身边只有几名太监，身上穿的只是便服，而且可以说从其威严中仅保留了不可放弃的部分；所以，蒋友仁神父尽管天生腼腆，仍能自信地面对皇帝，敏捷地回答后者请他作答的一切问题并告之以人们当时所需的新的订货指前述工程所需的各种材料。——中译注。由于皇帝随处都会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主要为扩大知识范围以完善对其臣民有用的技艺，而远不是为了消遣，所以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后者随之又引发第三个问题。有幸就近见到皇帝的所有传教士都证明，不该对他重复已讲过的话。然而，为确证自己已完全理解了蒋友仁神父的回答，皇帝自己要重复一遍（神父的）回答，以其方式加以发挥并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
不管大家多么尽心尽力加速工程进展，但对中国工匠来说一切是如此新奇，所以他们只能慢慢地做。水压机（ｍａｃｈｉｎ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ｑｕｅ）和第一个喷泉直至秋末才完工。皇帝显得非常满意，而且非常仁慈地表明了这一点；显然，他因自己早已预见并断定蒋友仁神父不会去做他无把握做成的事而在显贵们面前觉得很有体面。随后，皇帝又向显贵们解释他自第一次起就已完全明白了的喷泉的原理。
水法的成功是那一天宫苑里——随之又成了整个宫廷的重大新闻。蒋友仁神父越是出言谦逊谨慎，大家越是忙不迭地为他喝采并向他祝贺。然而，说皇帝命人给蒋友仁神父送了二百两银子和好几匹丝绸（如有人在关于著名的德·拉卡依修道院长＇ａｂｂ ｄｅ ｌａ Ｃａｉｌｌｅ＇的历史功绩的评注中就印上了这样的话），这却不是真的。蒋友仁神父渴望的奖赏绝不是这些；他惟一需要的大恩典是（允许他）前往外省为拯救穷人而工作并离开宫廷。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一次接一次以如此强烈、如此坚定、如此迫切的恳求和请求重复之，然而皇帝可能因虑及他已遭损害的健康而予以拒绝；为予以补偿，他的长上便委托他培养希望成为神父和传教士的中国年轻人。于是，他致力于培养杨和高（Ｙａｎ Ｋｉ ｅｔ Ｋｏ原文如此。这一拼法可能有误，较常见的拼法是Ｙａｎｇ ｅｔ Ｋａｏ，系指杨德望和高类思，法文中写作“Ｅｔｉｅｎｎｅ Ｙａｎｇ，Ａlｏｙｓ Ｋａｏ”，是蒋友仁培养的两位中国籍神父，于1751年被送到法国学习。——中译注）两神父从事布道的学习和工作，使之成了两名充满虔诚、知识和智慧的传教士。随后，人们又让他培养六名新信徒担任传教工作。这一任务他完全能胜任，但如何能找到这项工作所需的闲暇时间呢？因为，和他及委托他担任此项工作的人们的期望相反，第一项水法工程完成后，其他水法工程必须上马了：先是在西洋楼附近的地方，然后还要在城中宫殿的内宫苑即皇宫里的御花园。——中译注以及可以说是中国的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中动工。
他或许不必再对付妨碍最初那些工程的偏见、无知和忧虑了；但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且不懈地操心照看，方能确信人们是遵照他所有方案和模型做的，这使他频频往返奔波，因而很少再有时间（培养新信徒）。他以自己对弟子们拥有的令人敬重的影响力来弥补这一点。此外，他毫不忽略能方便他们学习的任何东西，并把学习变成他们一件饶有趣味的、愉快的和合乎道德的事。他从不削减（培养）弟子们所必须的时间，剩余时间不够他用以处理其他事务，他便挤占睡眠时间。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为了满足皇帝的学习愿望，他向他讲解水力学的全部机理，还亲手为他制作喷泉、给水控制（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ｓ ｄｅ 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ｍｅｎｔ）及此类其他珍奇之物的模型，以便这位君主可以选择并降旨实施他认为最令人喜欢和最有用的工程。
这又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情，对蒋友仁神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是一丝不苟、极其严格的人，而且宁肯多计算一百遍也不愿冒犯一个小错误的危险。
最后，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幢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为之制定方案的圣旨已经下达，地皮也已指定。正当人们在所有传教士都感到十分勉强的情况下准备动手干起来的时候，一件完全个人的事情使他们摆脱了正当的担忧。于是，问题只剩下了建一幢意大利式样的房屋来装点花园，再在那里造一个新的水法。
蒋友仁神父的身体衰弱妨碍了更大工程的兴建。皇帝仁慈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并降旨尽一切可能避免他劳累。鉴于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与后面这些工程有关的问题，所以只须注意到，人们赶紧把他的弟子们送往欧洲系指在北京的法国传教会于1751年7月将高类思、杨德望送往法国一事；这两人于1752年7月方到达法国，1766年回到北京。——中译注，以免除他对他们必将越来越多的操心。另一方面，显贵们关心的是安排一名高官来负责这些工程，以便使其更加俯首帖耳。主持第二项工程的老爷们多数是承担过第一项工程的原班人马。他们对蒋友仁神父旧时的情谊已变得如此真诚感人，因此对他不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使他了解宫廷中发生的一切，以便他更清楚地知道该说些什么及如何答话。从蒋友仁神父方面来说，他始终谨慎地显得只知道那些已公开的事——即使在我们住院里也是如此。除了工程上的事以外，他不提任何问题，而且只要有一点托词，他便退避了。为把他留住，这些老爷们就（故意）说些针对宗教的含蓄的话；这种时候，（蒋友仁）这位传教士必然会承担起卫道的职责，责备他们在生活中忽略了拯救灵魂，却去崇拜他们内心所蔑视的偶像，还责备他们轻信星宿的影响、轻信吉日或凶日。
蒋友仁神父似乎使皇帝抛弃了这种轻信，而且还成功地使宫中所有人抛弃了古老的对于（日、月）食现象的恐惧。有一位大贵人（他是康熙帝之孙）向他学习计算（日、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