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发展，缺乏海上运输工具也是一个原因。帝国主义者在航业上的垄断实在是我们两国之间大规模经济交流的阻碍。”
她很高兴地知道在深水港维扎格巴塔——从加尔各答飞往马德拉斯时曾途经此地——印度的造船业将要开始发展。
以后，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并在西藏边境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中印关系史上、在宋庆龄对印度人民的情谊上，这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两国共同的历史经历以及在和平发展中的基本利益。在这里，关键是信守两国所首先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十分；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缅甸。在缅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①中，她指出，“这一切（指上述二事）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他们虽然已经不再处于直接统治的地位，但仍然企图支配我们，并“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挫败这种阴谋，亚洲人应该团结一致，维护独立，并发展经济和掌握科学，以加强民族独立。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但仅仅经济和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提高认识。在缅甸独立日后两天（1月6日）举行的、由吴努总理主持的大会上，她在演说①中指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只有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力量才能阻挡侵略者。她在曼德勒演说时以会场附近故宫旧址的一段缅甸的史实作例子。缅甸最后一位国王思宝的王宫在英国人占领缅甸时被英军用作总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入侵，又成了日军总部旧本投降，缅甸人收复了这所王宫，却又遭到卷土重来的英军的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3期。
在巴基斯坦，她强调不但应该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她显然是指印度——也应如此。
正是这些希望亚洲人捐弃前嫌、并肩屹立的号召极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唾沫飞溅的评论可作一例：
“现已六十一岁的孙夫人是一个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处兜售红色中国的共产党路线的贩子……赤色份子的战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脱离西方阵营……”①
①《叫卖共产主义的人：孙逸仙夫人》，美国《时代》杂志（英文），1956年2月6日。
仅仅几年前，同是这本喜欢滥用形容词的周刊，还在令人作呕地称颂她：“小个子、有精神、坚贞不屈的孙夫人……是中国的民主良心”，“文雅的孙夫人……为她已故伟大丈夫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纲领仗义执言”，如此等等。①
①这里的引文分见美国《时代》杂志（英文）1943年2月15日一期所载《中国：黑暗时刻》一文及1946年2月14日一期所载《来自重庆的呼声》一文，后面一篇文章还配了一张宋庆龄的照片，说明是：“另外没有人敢这么说”。
（她的已故伟大丈夫的学说毫无疑问是主张民主的，但丝毫不是自由主义的。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转向同苏联结盟之前很久，他已经作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宋庆龄的观点不是背离了、而是继承了他的学说。）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缅甸一样，她宣扬的不止是现代化。她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达卡当时是东巴基斯坦首府、现为孟加拉国首都。）她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我说，人类的进步是愈来愈快的，这固然是由于文化的积累，可是也由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不断的提高。广大人民一旦有了这种认识，就发生伟大的力量。历史证明凡是觉悟了的人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了自己国家的独立。”①
①同注36。
从这里，人们似乎听到了孙中山“知难行易”和马克思“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访问巴基斯坦半年之后，宋庆龄又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她在讲话中说，“在你们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心常常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之间友谊的增长和我们的合作的扩大，对于必将属于我们的最后的和必然的胜利，是重要的。”她敦促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这个群岛的千百万中国人同侨居国建立坚实的联系。①
①《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国宴上的讲话中说，他年轻时曾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把它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正是这部书鼓舞他去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他说，孙中山早就高举的旗帜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所有的亚洲人。他同尼赫鲁一样，对于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这样一种情绪的象征就是万隆——1955年4月，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城市，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表现出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在访问这座城市时，宋庆龄说，“历史上还很少有一个城市……曾象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心。”①她还代表周恩来总理——他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向万隆人民致意，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来在思想上的谐调一致。
①《解放日报》，1956年8月20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253页。
在印度尼西亚，她强调了本国国内和泛亚团结的重要性。她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把所有为民族自由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她是在鼓励在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刚露端倪的联合能发展起来。印尼右翼势力是反对这一联合的并不久就加以破坏。
＇越南：同胡志明的会见＇
这些年，越南还在为民族解放而无比英勇地奋斗。宋庆龄虽不能前去访问，但以极大的同情关心着斗争的发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所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这是在越南奠边府大捷之后不久，这次在中国支援下进行的战役重创法国殖民军，使越南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同“胡伯伯”的关系很老了。在本书第十三章中已经提到，二十年前，当这位越南革命领袖（当时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上海时，她曾帮助他脱出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接上了同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日本和日本人：保持同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
最后要叙述的是她对日本——一度以东亚征服者自居的日本的态度。宋庆龄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她对日本人民的友情则从未中断。在两国争斗方酣的时候，她对日本战俘发表过热情的讲话，还帮助日本进步分子同中国的抗战力量携手共进。
现在，在人民共和国，她对重振旗鼓的日本民主力量及其反对日本反动势力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庇护下复活的斗争，表示极大同情。
在1950—1951年，她大力声援在“松川事件”中无辜被捕的工人，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身份捐赠一万美元给这些无辜者和他们的家属。
1951年2月19日，她还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及“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反对美国片面对日缔和及武装日本（这是同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密切联系的）。她指出，中日两国有着千百年和平交往的传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使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因此，两国人民应该竭尽全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再度为患。这是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益的①。
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1951年2月19日），载《宋庆龄选集》，第269—270页。
在以后那些年里，她会见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别是那些为了同新中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在孙宋联姻后也是宋庆龄的）老友宫崎和梅屋两家的亲属。
在1954年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她对中日关系既有忧虑，也有希望。她对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上危险的备战道路，表示忧虑”，但相信日本人民“能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走上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国人民愿意“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和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①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2页。
1966年，在北京庆祝孙中山诞辰百周年时，她邀请日中友协会长宫崎世民（本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宫崎寅藏之子）和西园寺公一（一位进步的日本贵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作客。中国革命在日本各阶层中一直得到友谊的支持，这一传统仍然得到保持并在后来结出新的果实。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鲜明的立场、深厚的友情＇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进入了这场冲突。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选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
“献给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①
①据《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的报道。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一些装着带菌昆虫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国境内）：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谷物和牲畜。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对那些即使在物证面前仍然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读者，她引用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有关人士的话来加以证实。如美国陆军化学战争服务处的爱尔登·H·威脱将军就说过，“我相信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话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上）。又如，美国陆军参谋学校的《军事评论》杂志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写着，“应当培养和准备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话，要使那些传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国的《科学新闻报》在1950年7月8日一期上写道，“假如朝鲜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试用细菌作战了。”
她进一步问道，“纳粹和前日本军队的细菌战犯究竟在美国实验室内干着什么？”人们是不是忘记了美国和日本都从未在禁止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战的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其他大国政府都已签字）①
①这个问题真可说是一针见血。在以后的若于年里，在美国和日本出版的书籍中发表了不少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讲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试用细菌武器的情况、用战俘（包括美国战俘）作试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方占有日本的资料以用于自己的细菌战研究。为此日的，在二战结束后使日本细菌战专家免于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控。在这方面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多年钻研这一问题的约翰·鲍威尔的著作（他因公开报道这一问题而在美国法庭被控煽动暴乱罪嫌受审）。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细菌战：美国对一项战争罪行的掩盖》（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号）、《历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载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号）、《人作豚鼠》（载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有时使公众不明真相》（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1986年7—9月号）。鲍威尔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证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批准石井四郎中将和他的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是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在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根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
宋庆龄不只是谴责。她还提出，细菌战和化学战应该连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西欧各国、德国和日本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应该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