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显，她认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领袖们则实行了。她相信，蒋介石所鼓励的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应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时间早过去了……”
最后，卡尔逊深感她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关切的。他引宋庆龄的话说：
“……最严重的是政府未能实行民生主义。相反，它满足了上海的银行家……而忽视了人民……特别是土地问题……”
在同卡尔逊谈话一年之后，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两周年时，宋庆龄发表了《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一文①。她在文中详述中国抗战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危险并尖锐地指出两者的联系。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55—63页。此文标题或作（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纪念告美国友人》，见《宋庆龄年谱》，第119—120页。
在一方面，她警告说：
“背叛统一战线和试图限制民主的发展，不仅威胁着我们的抗战，而且也威胁着外国在华利益的保障……”
在另一方面，她对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出现的类似倾向也毫不放松：
“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他们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牺牲中国以谋对日妥协），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
她奉劝西方政府不要作这样的胡思乱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区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外国的利益。制造或强使中国接受“和平”，而让日本获得它的侵略果实，将是对西方国家本身贸易及其他利益的打击。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记住自身的民主传统：
“我们抗战爆发的周年纪念日是7月7日。这一天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和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之间……我们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开始的抗战的推动下，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革命兼有解脱美国殖民地地位的美国革命和摆脱旧政权的法国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完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之后，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才会解放出来，使整个世界受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是全人类进步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步。”
（七）西方的战争：对东方的初步影响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一方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后来参加），另一方是英、法两国。战争爆发前夕，在香港已出现扰攘不安的情形。英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战争记忆犹新，因而担心航运的安全。
9月3日，在给纽约的友人格兰尼奇夫妇的信①中，宋庆龄叙述了当地的情势以及她自己（包括她那点有数的财物）的处境：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纽约格雷斯·格雷尼奇函，1939年9月3日。
“香港的形势很紧张。人们纷纷逃离，以免遭封锁（或封锁的威胁）……英国是否宣战或接受意大利的调停很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你们看，我的所有邻居都有……只有我听不到新闻广播。
“我们的所有朋友都预期发生各种可怕的事情，都在准备撤离……人们争着出头等舱的钱去买三等舱的票……
“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我想去内地，但朋友们认为到我该出去的时候大概就出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现对函电实行严格检查，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现在为我的国家所做的工作……至少在B国（指英国）外交政策改变之前是这样……”
不论有无危机，她还是像通常一样的忙碌：
“我正在写《维吉尼亚季刊》要的文章，进度很慢，就同我随便写什么东西一样。刚收到（伦敦）冲国运动委员会’来电要我写一篇周年纪念的文章……NMt纽约《新群众》杂志发表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本来是作新闻通讯用的……”
接着是一段关于她个人的幽默话：
“NM的作者介绍中说我是1890年（实际上是1893年）出生的……我觉得很有趣——难怪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说我看起来比他们原来想象的要年轻。”
如果宋庆龄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在密报中怎样描写她，准会觉得更加有趣——尽管也更有辛辣味道。这个特务偷进格兰尼奇所住的公寓，发现了这封信，就做了一个复本送给联邦调查局，但不知道写信的女人是谁，就说写信的人叫“苏西①，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从公寓里查到的照片看来，“显然是一个年在30至35岁之间的中国妇女”——这个估计比她的实际年龄小10岁，她当时是46岁。
①苏西是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用的小名。——译者
这个密探的“情报”都错了，只有一点是对的——在精神和体力上、同样地在外貌上，她仍然年轻。
欧洲爆发战争的前后，宋庆龄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呼吁，对前者的注意不要造成对后者的忽视。1939年在香港“三八”妇女节集会上她发表的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①的演说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国人民已和这种恐怖的法西斯侵略作了一年半以上的斗争……同时也为着你们的和平作了斗争……如果中国投降，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10—115页。
像每次讲话一样，她没有忘记指出，最需要援助的是中国的游击队战士们，因为“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气力，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而“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我们需要帮助这些无名英雄；他们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八）同印度的相互同情；与尼赫鲁的通信
在那些战争的年代里，宋庆龄不仅是对西方国家讲话。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她积极表示对印度自由运动的同情。从她早年同孙中山在日本时起，她的这种感情一直是非常热烈和强烈的。她在香港表达这种感情，对港英当局来说，比她批评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更不受欢迎。她这样做又一次表现出她的有原则的独立性。
自1938年以后，她恢复了同尼赫鲁的通讯，他们最初是1927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她的第一封信①是托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约翰·利宁（保卫中国同盟创始会员）经印度回英国时带去的。她向尼赫鲁介绍说，这位带信的青年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同中国的年轻人有密切的接触”，能向他介绍“在目前日本第一波侵略行动中及其后”的中国抗战形势。
①宋庆龄致尼赫鲁函，1938年7月7日。
她在信中接着说，中国人民“获悉印度人民所表示的同情和支持，深为感谢和极受鼓舞，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的感激和同志情谊。”这封信发出不久，她就在广州接待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①。这个医疗队后来前往华北解放区。
①当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成员都取了第三字为“华”字的中文名字，为爱德华（爱德尔）、柯棣华（柯棣尼斯）、巴苏华（巴苏）、卓克华（卓尔克）、本克华（本克吉）。现在，爱德华和柯棣华在我国仍为人所熟知。——译者
尼赫鲁当时不在印度，所以没有见到利宁。他很晚才看到这封信并在12月27日作复：
“我们以最密切的、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局势。我但愿能给你们一点实际的帮助。但不幸的是，我们备受束缚和限制，使我们帮助国外朋友们的能力极为有限。但我们举行了无数次大游行示威以声援中国人民，当中国人民处于患难时，整个印度的感情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下一年（1939年），尼赫鲁访问重庆。在政府的接待委员会名单中本来是列上宋庆龄的名字的，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显示，重庆政府并不想让他们两人见面。同年9月，她写给尼赫鲁的信中说：①
①宋庆龄致尼赫鲁函，1939年9月15日。
“匆匆写几行是为了告诉你，我因未能在你到达中国时去欢迎你而感到何等的失望……我刚知道，你在到达重庆时没有收到我给你的电报。我正打算乘飞机去看你，却在报上看到你离华回国的消息，真是遗憾。（因战争在欧洲爆发，尼赫鲁提早回国。）……
“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我热切地期望著有一天我们能欢迎你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中国来……我将努力使自己随时了解你所进行的工作，并以最大的同情注视你们的事业的进步，因为你们的事业也就是中国的事业。”
她这封信不是通过邮局寄去，而是托印度医疗队年轻的木克吉”大夫回国之便带去的，还捎了个口讯。她在信上是这样说的：“我同木克吉大夫作了一次长谈，谈到医疗救济工作以及贵国如何支援我们，因为过去我们从欧洲得到的供应现在绝大部分都中断了。我相信他会向你详细报告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我提出的关于在印度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分部的建议。由于复杂的形势，我们可能会把我们这个组织迁移到昆明或桂林去。”
这里说的“复杂的形势”当然是指欧洲的战事以及香港航运交通中断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导致日本控制香港。昆明通过最近重开的滇缅公路，可以同仰光保持陆上的交通，因此是接收来自（或经由）印度的救济物资的较好地点。
几星期后，尼赫鲁复信道：
“木克吉大夫带来的信收到……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发了一个电报到重庆，是给我的，但我没有收到。我满心希望能有机会见一见你，但战局迫使我匆匆回国……我同你一样，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和印度都获得自由时，我们能够相见。
“我但愿我们能更多地帮助你们……但在目前，像在任何地方一样，这里的一切也都在变化之中。未来的几星期将会决定……到那时我们也许处境会好一些，有条件帮助，也许目前根本没有任何条件。
“我想附带提一下，我们在同英国政府讨论印度的未来以及战争的目的、和平的目的时，十分重视一个自由的中国。我们不期望英国政府会说什么可能得罪日本的话，但我们确实期望他们不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使之不利于中国。”①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庆龄，1939年10月13日。
随后，尼赫鲁送给宋庆龄一批他的著作，她复信表示非常感谢：
“……我曾在这里找这些书，但找不到。现在我终于能够读到这些书了，并且让许多人也来一起读这些书，他们都急于了解在同我们两国都有关的问题上您的思想和观点。”①
①宋庆龄致尼赫鲁，1939年12月16日。
她在这信上还说，她很高兴，尼赫鲁决定继续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解放区去。她称这个医疗队的工作“很出色”。关于印度，她写道，“我以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贵国所发生的事件，愿您在为印度而作出的崇高努力中取得伟大成就。”
在同一信里，她悲伤地告诉尼赫鲁著名加拿大外科医生、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不幸去世的消息。尼赫鲁复信表示哀悼①，并说，“你也许知道，我们国民大会党医疗队的医生已去了五台山”（山西省敌后解放区，白求恩大夫在那儿工作，后来印度柯棣华大夫接替他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同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因病逝世。）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庆龄，1939年12月25日。
尼赫鲁还告诉她，英国对于印度医疗援华也在加紧干预，木克吉大夫正准备去中国，“循新开的滇缅公路，经由腊戍……携带了一批医药供应品。”但一个多月后他来信说：“…木克吉大夫到达仰光时，他的护照被（当地英国当局）取走了，无法继续行程，只好返回加尔各答。他所带的医疗供应品……已交给仰光的中国领事。”
1941年夏，印度国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卡玛拉黛芙夫人——一位在外貌和才智上都出众的妇女——在周游上海、重庆、美国、日本途中，来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她说，在东京时，日本人提出只要印度国大党公开反抗英国统治，日本就将给以援助，但她代表国大党拒绝了日本这种奉承讨好的表示——不是不想看到英国人走，而是因为这种“援助”有着不干净的动机。她说，尽管甘地和其他许多国大党领导人被英国人投入狱中，国大党还是这样决定。
但在香港，这位有原则立场的印度妇女，尽管她让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仍然受到港英警方的严密监视。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宋庆龄主持的《保盟通讯》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社论①，对卡玛拉黛芙夫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认为是“及时地显示了两个伟大的东方国家的人民之间十分密切的利益联系。”社论说：
①尼赫鲁致宋庆龄，1940年2月2日。
“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尼赫鲁先生曾对中国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访问。此后，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机会同中国的领袖们谈论他们斗争的前景。中国的抗战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玛拉黛芙夫人的访问，再度提出了两国目前关系的问题。……今后肯定会比一次偶尔的未加宣布的访问，有着更为经常的消息、情况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