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1930年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有过论战，但注定要成为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坚定伙伴。1947年它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一直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部分。
（二）对国民党的”判决”
为了回答蒋政府对邓演达的谋害、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对抗日运动的暴力镇压以及对左派变本加厉的恐怖行动，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声明。（即上文提到的《宋庆龄之宜言》）①这个声明连同 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9年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后，她不再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邓演达曾经是在这面旗帜下成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后司望，而现在已经破灭。正如前面已经述及，她也不参加“第三党”。此后她全力支持的是共产党。
①见注4。
这倒不在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产党的观点也并非在每一阶段都一致。她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她看到共产党坚持原则，所以它的组织和战斗精神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尽她的全部力量帮助它，包括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选择不是她的独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临许多反面压力的情况下，她的独立性的鲜明表现。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不是骑墙派”。
她在这一声明中写道，“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国民党在较早时期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孙中山）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现在，“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的领袖成了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消灭真诚的革命者，邓演达即其一例。“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她继续说，多年以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内战不已。现在，他们“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但会议上“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会议后成立的“‘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三）营救牛兰夫妇
前面已经提到，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①。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②
①旧译“保兰·鲁埃格”。——译者
②据《胡兰畦回忆录》并见唐宝林若《1927—1937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党的关系》（《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贾尼斯和斯蒂芬·麦金农着《史沫特莱》一书中说，史在莫斯科见到宋庆龄并告知此事，但未说资料来源。
她回到上海还不到24小时，在8月14日，牛兰夫妇就被租界当局送交蒋的狱吏。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电报，请她协助营救他们出狱，在电报上签署的有约90位外国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为人所熟知：
德国有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作家里昂·佛希特万格，阿诺尔德·茨威格，伊刚·爱尔文·吉斯赫，路德维希·雷恩和埃尔文·皮斯卡托尔；建筑家瓦尔特尔·格罗皮斯；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国国会最老的议员、妇女运动领袖、共产党人）；
法国有作家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
英国有独立工党主席芬纳·布罗克韦，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康拉德·诺埃尔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领袖赛萨尔·奥古斯多·桑地诺（他不久即被暗杀，但人民对他的怀念是如此深刻，在数十年后一度执政的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国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和三位参议员，即威廉·E·博拉（爱达荷州）（曾长期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拉福莱特（威斯康星州）和亨里克·希普斯特德（内布拉斯加州）。
有麦卡锡主义倾向的作者们讥诮由“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运动，把它们说成是“一些苏联特务为了在作案现场被捕的另一个特务而举行声援集会”①，是出于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统一战线组织者的“恶魔般的诡计”。他们特别光火是因为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当时的进步分子都认为这种两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独裁统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动是不得不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
①见查尔斯·A·威洛比着《上海阴谋——左尔格间谍集团》（英文），麦克阿瑟将军作序赞扬。威洛比最初的控诉以日本方面的材料为依据，发表于1948年；此后对一些生者（如史沫特莱）所加的罪名因后者威胁要诉诸法律而由美国国防部撤回。威洛比的第一份报告以及把左派在上的活动（包括营救牛兰夫妇）同“交往罪”挂钩的作法都出现在战后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时候。这本书（内容除日方资料外添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情共特科的资料）的出笼则是在朝鲜战和麦卡锡主义（作者与之一鼻孔出气）时期。在这本书的封二和衬页上有一张地图，标题是“共产国际代理人、共产阵线机构、同路人及同伙全世界的分布和联络系统”——从图上看确实分布广泛。麦克阿瑟将军的序言对威洛比的观点表示同意，并且把外国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联系到“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邪恶的时代，对这一时代的观察必须看到世界阴谋的恶毒背景……共产党对西方世界的奴役……冲突的种子发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丰收”等等。在30年代是谁在奴役谁、又是谁在对法西斯主义斗争并在后来把全世界（西方和东方）从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来——这些问题对这样一些作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左尔格是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者，又是秘密的共产党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尔格成为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继承祖业。他参与营救牛兰的工作看来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任务。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来是针对日本的，为苏军收集情报（苏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负责人）。后来他因以下三事而闻名于全世界：
他以德国（纳粹）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向苏军总参谋部递送的秘密情报不仅有日本的军事意图，还有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表——可借斯大林对这一警告未加注意。
他为日本人捕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久被绞死，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伙伴、日本反法西斯战士尾崎秀实。尾崎后来被绝大多数日本人公认为英雄、真正的爱国者，为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为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而斗争。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尔格间谍集团”（它是反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敌人法西斯国家的）受到了谴责。谴责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残余，而是美国官员——代表战胜国的盟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等人。他们的根据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档案。他们同后者的立场是相仿的。当时他们回过头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动污蔑为“间谍阴谋”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产党人以及保护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何等危险！
宋庆龄认识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庆龄在读了战后出版的一本关于左尔格的书后对本书作者这样说。
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同宋庆龄熟识。在30年代，他负责安全工作，对付白色恐怖，同社会各界有极广泛的接触以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他的命运也惨。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捕关押。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们认为他对过去地下任务所要求的各种复杂关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评价。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站出来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产党人带护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鲁迅和著名女小说家丁玲；在左派国民党方面有党的元老、诗人柳亚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国际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语堂（他最终成了极右派）。在委员会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国际知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可惜他太‘实用’了，所以适合他时就转变立场人甚至于在以前的中国政府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在国民党文官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右的）顾维钧也表示支持。
委员会中的外国成员用于多种国籍。在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有当时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他后曾主编《纽约邮报》），上海《大陆报》记者（后到《纽约时报》工作）蒂尔曼·德丁，甚至还有像《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的极端保守派，还有乔治·菲奇（他在外国基督教育年会工作，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
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位美国人，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当时任左翼的《中国论坛》主编）。
获得这样广泛的支持决不能归因于“阴谋”。这是由于对白色恐怖以及外国租界警方肆无忌惮地助纣为虐的普遍厌恶（后面一点使中国人更加怨恨，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或仅仅是心地正直的外国人反感）。不论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审的权利——都被视同废纸。对牛兰夫妇作出的野蛮判决（死刑）使人感到震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吉米，这也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当时的中国进步分子中间，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使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把来自外国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担他们的危险和牺牲，现在带来这种支援的人遇难，他们就理应出来营救。（对于牛兰夫妇随身携有多国护照并有多处住所，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因为蒋介石到处抓人迫使反对他的中国人也不得不采用类似的计谋。）此外还有当时世界局势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陷入经济衰退，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一下子从大事吹嘘的繁荣跌落到普遍的贫困，到处是失业和混乱。与之相对照，苏联的景象却是在贫困和破败中迅速进行经济建设、蒸蒸日上。苏联的成功即使怀疑论者也不能不看到，它显示出用另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可行的。不仅在工人和失业者中间，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阶层（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苏联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惧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产党人站出来担当了比资本主义更具威胁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义的最大对手。法西斯主义不是致力于为资本主义找寻出路而是使资本主义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谓“赤色危险”，实际上则摧毁一切民主并在国际上准备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约”——以后变成侵略性的“轴心”。此外，有一点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从中间派到左派的团结不够，而听信关于所谓“赤色妖怪”的宣传太多。善良的人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越来越觉得不应该惧怕同共产党人交往。相反，他们乐于把这样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作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麦克卡主义有所谓现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试图使人忘记这段历史，并再一次用“反共”来代替“反法西斯”。
（四）动员抗日——1932年的淞沪抗战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团结抗日已成为宋庆龄和全中国人民主要关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宋庆龄是在事变前一个月刚从欧洲经由东北回来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发动了海陆空立体进攻。对宋庆龄正如对全中国一样，这里产生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准备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蒋在下令将军队撤出东北后，又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