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权、实行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军事独裁并大大限制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
（二）坚决回击蒋介石的叛变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军队去对付为他扫清了进城道路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在南京、广州和农村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
早在3月20日曾发生过一起“南京事件”。据说有几个外国侨民被蒋的士兵杀害，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西方列强军舰就开炮向城内猛轰，大批中国人死难。事后，英、美、法、意等国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在蒋叛变之后，就再也不提起这份最后通牒了。原来，这些外国的行动和威胁不过是对蒋和国民党右派发出的讯号，告诉他们现在已是他们放弃反帝、把枪口转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了。当时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后来确实曾在下院吹嘘道，英国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对付激进派”。
也是在4月间，在蒋发动上海政变之前几天，首都北京的军阀政权同所谓“条约国”外交使团合作进行了一项反革命行动。这个外交使团把外交豁免权本来是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这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苏联大使馆在“使馆区”内，而“使馆区”是由他们管理的，他们却违反外交豁免权，允许军阀政府的警察对苏使馆大事搜索并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国进步人士。这些文件有的后来公开发表（夹杂着另外一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作为破坏中国现存秩序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证据。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用机枪扫射举行反帝示威的群众）后到苏使馆避难的。他们被捕后很快被绞死。
主要的牺牲者是李大钊。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位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进行合作的谈判代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毛泽东的朋友——“五四”时期毛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在他手下工作过。他就义时同平时一样，满怀信心，无所畏惧。当时他还不到40岁。中国革命所遭受的损失没有像他的牺牲那样令人极度悲痛。宋庆龄深深地悼念他。①
①约翰·B·鲍威尔着《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英文）是一个美国人的亲身见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本来是蒋的崇拜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义愤填膺。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不过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一对武汉政府（他是由这个政府委派任职的）明目张胆的篡权和反叛行为却成了他的政权宣称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蒋叛变之后，革命的政治联盟又维持了3个月，但只是在武汉政府的辖区之内。它的成员现在只剩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武汉政府下令将蒋介石撤职，他就用封锁来对付武汉，切断武汉同上海及长江下游的交通。武汉有许多原料来自这些地方，大部分产品靠长江外运，因此被封锁之后市场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工商业者开始抱怨经济萧条，工人农民则变得越来越激进，不断加强他们的组织。北伐的军队继续从武汉向北挺进。在这些军队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军官，希望仿效蒋介石的榜样。在武汉政府内部，这时又有了一个新的领袖汪精卫。他是当年4月从欧洲回来的。作为一个一度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的他，本来是可以为武汉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边”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对手蒋介石站在右边的缘故。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坚持孙中山的原则，并且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碍事的人想破坏她的名声，或者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反对蒋介石。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①文森特·希恩在《个人的经历》中说，李大钊有一位女儿同时被捕后也被杀害。本书作者最近从李大钊外孙女贾凯林处欣慰地获悉，这是讹传。贾在1992年3月5日的信中说，李的夫人赵纫兰和长女星华（贾的母亲，时年16岁）、次女炎华（时年12岁）均在1927年4月5日与李同时被捕，但在4月28日下午获释回家。次日阅报始知李已于28日上午遇害。
尽管普通民众极为愤怒，一些以“左派”闻名的国民党政客也发出特别愤怒的声音，但他们中已有人在开始谋划“退路”。他们想更多地依靠那些还在他们的旗号下的职业军官，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来自蒋介石和群众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伤害。对于工农群众迄今为止对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国的要求，他们是满意的。但对于群众的社会要求、他们有一种出于阶级本性的恐惧，因为他们和他们部下的军官都有许多亲属是地主或工厂主，而农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厂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怜的工资，这是同他们的利益有抵触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忠实信徒的宋庆龄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风暴的中心。在武汉和南京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在武汉那些图谋私利的动摇分子和劳动人民两者之间，她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国民党内各派的政客和军人都竭力要拉孙中山这面大旗来装裹自己。因此，如果宋庆龄反对或揭露他们，他们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对她造荡中伤，或施加威胁，或——如果可能的话——把她争取过去。
对她的攻击和造谣——政治的和个人的——真是无奇不有：但对年轻的孙夫人来说，对她掷去的污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尽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蒋介石确实对她下过一道命令）或劝说（即使来自她的家人）使她改变立场，却是办不到的。对她的弟弟宋子文，两边也都在拉他。他犹豫不决，干脆丢下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职责，溜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她试图说服他返回武汉；但他正倒向蒋介石，反而想要她也来上海，最后归顺——至少不要妨碍——蒋政权。她的妹妹美龄（未来的蒋夫人）从上海赶到武汉，一时报章盛传她将使庆龄回心转意，同返上海）。“很明显，她是来把孙夫人带回去的——把上海报纸上由主观臆测而来的谣传变成事实。但她在武汉没有果多久，就一个人回到上海。”这是一位目击者的回忆。①庆龄所挚爱的母亲也来劝说，但同样无济于事。宋庆龄长期以来一贯的特点——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丝毫没有改变。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166页。
关于她的家人，据有人记述，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最看重的是安全，蒋比我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①但这不是她的价值观。
①陈思兰《历史的注脚）（英文），第82页。关于宋子文的动摇，尼希恩《个人的经历》（英文）。
因此，不论是威胁还是引诱，都不能使她做出违背原则或良心的事来。（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养留下的习惯，但以后主要的含义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三）外国记者笔下的孙夫人：一位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文雅妇女
有两位当代美国记者记述了在1927年5—6月间（即武汉政府时期）她的言行和立场，为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位是合众社的兰德尔·古尔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当时在“北美报业联盟”工作。
下面先引用古尔德所发电讯中的几段。①这是一篇对宋庆龄的访问记。她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处于包围之中的武汉政府（她是这个政府的成员），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她还驳斥了后者对她的造谣和攻击——这位记者根据自己的观察也对之作了反驳：
①见上引陈思兰书。
“‘中国的革命必须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阻碍……我没有改变……我仍然相信国民政府……我觉得，只要我们保持良心，没有任何一种反对我和这个政府的力量能够得逞。’
“说这番话的是孙中山夫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理想家的遗孀。谈话的地点是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的敌人硬说她是被‘监禁’的，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对武汉政府表示支持。谈话的场合是她单独接见合众社记者，目的是澄清各式各样关于这位年轻、吸引人、受过美国教育的女士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她出于本身的原因正在迅速地赢得领导层中的地位。
“孙中山这个名字闪耀着光辉。这一点现在更为确实，因为孙中山逝世几个月以来，他在国民党中国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只有列宁在苏俄支持者中的地位可以比拟。
“在武汉国民党人的反对者中，有一种倾向是把孙夫人说成是个庸庸碌碌的人、是背了一块响亮招牌的傀儡。确实，孙夫人很谦逊，很少见客，喜欢集中精力工作。但一般人所不认识的是，她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独立性，又有突出的个人魅力的人物。
“‘他们说，我留在这里是被迫的，我不是真心实意拥护这里的政府，’孙夫人微笑着向我解释。‘你自己看吧。我像是被关在自己屋子里的吗？我像是愁眉不展、被迫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的吗？’
“‘这样的谣言，以及另外一些性质更加恶劣的谣言，正在暗中传播开来，想要败坏我和我的家庭的名声、败坏我所献身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名声，但这将是徒劳的……我并不为此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是凭良心行事。如果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
“在这位纤细的妇女——她的微笑中常带着沉思——的身上有一种使人感到温馨和被吸引的特质，这种特质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有危险性，因为记者在进行采访时常常需要同采访对象保持职业性的距离。所以，应该看一下孙夫人生活的实际条件以及她忙于参加的活动。
“孙夫人不是像一位美国主教板着面孔所报道的那样，乘着私人汽车在前线冲来冲去，指挥作战。她也不是被严密地看管起来，为了使孙中山的名字仍然留在汉口。她安静地住在一套位于三层的公寓楼房里，可以俯瞰汉口的江岸和停泊在长江上的外国炮舰。①她白天晚上都代表她所参加的政府，参与各种没完没了的活动。
①见《在汉口访问孙夫人》一文，载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6月11日一期（未载明合众社原电电头日期及访问日期，总在一周或十天之内）。
“她最近担住的一项工作是红十字会组织工作。她一直致力于武昌政治学校的工作，特别是女生的工作。但目前红十字会工作花去她很大一部分时间——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吸收外国人参加；她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组织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机构——的成员，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
“孙中山认为有必要取得国外的援助，孙夫人也如此。她指出，她的丈夫相信‘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①。就她自己来说，她曾受外国教育、精通英文、具有个人的吸引力，因此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如果武汉政府能够顺利渡过眼下的危机并真正控制全国（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她能起的作用，无疑将会更大。
①她住在汉口中国银行大楼的二层楼，鲍罗廷一家也住在这里。
“‘我们必须有信仰。’她说这句话时所表现出来的热诚，其强烈程度几乎像是宗教徒。‘我们必须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听任谣言和警报来扰乱我们，革命便将失败。但我们将坚定不移，而革命也不会失败。’”
下面是文森特·希恩的记述。这位敏感、有才华的作家生动地刻划了他同宋庆龄的首次会晤，并就他后来对她和时局的进一步了解加以补充。①
①这可能是古尔德没有顾及上下文而断章取义的结果。孙中山认为国家应以公有制为主，资本主义企业应准许存在但须加节制。
“黑洞洞的会客室一端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穿着黑色丝服的小巧、含羞的中国女士……她一开口说话，她的声音竟是如此温柔文雅，我几乎要跳起来了……我猜想，她会是谁呢？孙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女儿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美好的形象——如此弱不禁风和怯生生的样子——会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妇女革命家……
“我听说过关于她的许许多多事情，绝大部分都是胡说。美国报纸在这方面跑在最前头。照它们的说法，孙夫人是‘中国的圣的贞德①’；她率领一支中国女兵作战；还有其他种种说法，随报纸头版头条新闻作者的幻想而定。关于她确曾带兵打仗的说法，传播得是如此之广，甚至于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人相信。在上海，这一荒诞传奇又掺杂了许多更富攻击性的谎言，污蔑她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在上海这样一些‘条约口岸’”②，这是在政争中人们爱用的方法。尽管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相信大多数这类谎言，但种种说法加在一起，一定在我心中造成了某种关于她的印象——我在期待着会见一位庞大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