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团诉讼资格认定方面，他们的判决已成为先例；在责任认定上，他们赢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上诉时，又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劳埃德·齐默尔曼，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明尼苏达办公室的负责人，称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是〃富有生命力的性骚扰案件。〃他列出了该案取得的很多成绩：〃它是第一个被赋予集团诉讼资格的案件，第一个关于精神压力的集团诉讼案件，第一个在责任承担方面胜诉的案件，第一个得到上诉法院支持的案件。〃他还说，〃斯普伦格尔＆兰〃理应受到尊重。〃在实施雇佣歧视法方面，这些律师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大，有多少人愿意不拿报酬的工作十年？〃他说这个案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给雇主的教训是，如果存在问题，就要纠正，而且要及早纠正；这还教育原告和律师们要坚持下去。〃并且，它还给〃其他案件中侵犯性的调查以重重的一击，使日后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提起诉讼时付出的代价更少一些。〃对将来的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来说，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已使法律制度变得更加安全。
对妇女们来说，和解却复杂得多。那天晚上在双城，他们挤进比尔的斗篷车，由比尔开车送她们回家。车里的这些人已经一起去过三次明尼阿波利斯。在经过数年的对抗、关系破裂、和好之后，她们终于找到了能成为朋友的方法。至此，洛伊斯向明尼苏达州人权部提起对埃弗莱斯矿的指控已经十四年了。在她们的斗争已经结束的事实慢慢明朗起来之后，琼·亨霍尔兹转身向洛伊斯表示感谢：〃如果不是你，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这些。〃
随着明尼苏达州北部寒冷冬天的景象从窗外向后退去，妇女们也开始分担她们的担心了。她们意识到她们希望得到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她们希望公司能向她们道歉；她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能信任她们的社区；她们希望别人能相信她们。但现在，她们的感觉是把自己卖了。她们不满足，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不满足与得到的赔偿金额无关。〃我们过去一直说当地狱都结冰时，他们才会付给我们钱，〃马茜说，〃而事实就是这样。〃
1999年1月15日，当蓝色特快专递寄到每位妇女家里时，她们才发现，要拿着和解协议换取现金，必须首先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另外，她们不能免于缴纳联邦所得税。根据《国内收入法案》，基于和解或判决的身体伤害赔偿不被认为是收入。1996年，国会修改了税法，将免税的情况仅限于身体伤害。既然妇女们和解的基础是精神和情感伤害，它们被认为是应税收入。
和解数额的保密使谣言开始传播，并生发了妒忌。安吉尔·阿拉斯帕果真得到一百万美元吗？一旦谣言开始产生，就没有人能阻止它。和解的保密使矿山人认为女矿工们得到了比她们实际应得的数额高得多的赔偿。〃如果我得了三十万美元，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马茜这样对矿上好奇的同事说。帕特·科斯马施的孩子们也对她们怀恨在心，因为她们错误地认为女矿工们现在都成了百万富翁。既然这样，为什么她们还不和帕特的孩子们一起分享得到的赔偿呢？而她们的宿敌，奥格勒比·诺顿，以起诉威胁她们要保密，这使女矿工们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
整个一月份里，肺炎一直折磨着洛伊斯。在一个冰冷的下午，琼和马茜去看望她，她们觉得有必要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当时我们的感觉是，我们不应该和解，〃马茜回忆说，〃一旦和解，人们就认为我们想要的只是钱。和解似乎表明钱比正义更重要，这就是矿山人的看法。〃洛伊斯对此非常赞同，和解没有让正义与她同在。〃即使我得到了一张五百万美元的支票，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感觉好一些。〃她说。洛伊斯意识到，她其实最想要的是公司的道歉，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无辜的，但法律制度并不能给她这样的感觉。〃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驳斥麦克纳尔蒂的报告。〃洛伊斯说，在一边的马茜补充说：〃我们只想让别人相信我们。〃
第三部分 冰雪消融尾声（1）
“社会变革的实质是有先驱者为此做出牺牲，我们还没找到不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变革之路。”
———劳拉·库珀，明尼苏达大学劳动法教授，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在谈到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时引了上述话语。
斯普伦格尔和兰
1999年9月1日，图恩海姆法官判决给〃斯普伦格尔＆兰〃在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中的律师费和花费共计六百二十八万美元。在历经十一年，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小时的工作后，他们的收支刚好平衡这不是保罗·斯普伦格尔理想的回报率。但至少对他自己和他的律所来说，他没有丝毫的遗憾。〃我们的付出很值得，案件没有使我们变得富有。实际上，如果我们用那段时间做别的事情，我们会赚更多的钱，但我们却制定了良善的法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件，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案件。〃他不太确定他的客户的感觉如何。〃案件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太艰难了，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认为值得这样做。〃
法官判决给〃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后不久，斯普伦格尔和兰就宣布将减少投入在集团诉讼上的时间，而更多的投身于慈善事业。这对夫妇首先投资七百万美元成立〃斯普伦格尔＆兰基金会〃，用以资助残迹青年的艺术演出和艺术教育。斯普伦格尔和兰将律所的管理工作交由拉里·谢弗和迈克尔·利德，但他们在杜邦环岛的大楼里仍然保留着办公室，并仍然控制着律所的预算和人事。
琼·博勒
1999年，琼·博勒离开了〃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事实上，接手洛伊斯案时，她刚来到〃斯普伦格尔＆兰〃，她共为此案付出了五千六百三十六小时。博勒搬到了西雅图，在那里，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教职工作。她在西雅图城市律师办公室做兼职，同时也在写小说。
玛丽·斯图默
在〃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玛丽·斯图默的业绩之一就是在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中，麦克纳尔蒂判决的损害赔偿金数额。但它没有提到的是，这份判决已被美国第八巡回法院推翻了。
公司
1996年，奥格勒比·诺顿卖掉了它在埃弗莱斯矿的股份，矿厂现在由全新的管理层接管。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使奥格勒比·诺顿及其保险商的花费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
案件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成就了许多重要的先例。凯尔法官的意见埃弗莱斯矿因其保持恶意的工作环境而承担责任清晰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当雇员们遭遇性骚扰时，雇主们再也不能对此不管不问。第八巡回法院的司法意见很有影响力，并经常为法庭、律师和法律评论员引用，作为在性骚扰案件中限制滥用调查的先例。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判决使工作场所和法庭对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来说都变得更加安全。
但詹森诉埃弗莱斯案创下的最重要的先例还是：罗森鲍姆法官将该案件认定为集团诉讼的判决。它使通常由势单力薄的个人对更强有力的对方提起的个人诉讼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诉讼成为一个重要的公民权利问题。通过在法庭贯彻集体商议的原则，原来沉默的劳动妇女获得了一个要求变革的扩音器及一个促使变革实现的杠杆。
这使得性骚扰诉讼早晚都会被当作集团诉讼对待；雇主们开始认真对待劳动妇女的权利，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在1988年，当洛伊斯·詹森和帕特·科斯马施第一次走进保罗·斯普伦格尔的办公室时，情况却与之相反。洛伊斯和帕特的决心和勇气，以及〃斯普伦格尔＆兰〃的远见和承诺，使本来闻所未闻的事情变成了普遍的存在，这也改善了数百万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状况。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虽未使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完全消除，却使得美国公司第一次重视性骚扰问题，并使处于恶意的工作环境中的妇女们不再孤独。
第三部分 冰雪消融尾声（2）
男矿工们
肯特·埃里克森，洛伊斯在第四工作队时的老朋友，代表矿上的许多男矿工说出这样的话：〃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都像动物一样以群的形式出现，许多好人的形象都遭到了破坏。在矿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人那样对待女矿工，但我们却都遭到了指责。〃
斯坦·丹尼尔斯在美国钢铁工人联盟明尼阿波利斯办公室做院外活动家。
鲍勃·莱茨于1990年退休，冬天，他通常会到亚利桑那州过几个月。
女矿工们
马茜·斯蒂尔、琼·亨霍尔兹、丹尼斯·维斯尔和简·弗兰德仍然在矿上工作。2001年，黛安·霍奇因背部受伤而离开矿上。琼·亨霍尔兹代表自己和她的朋友们讲述了她在案件中的遗憾：〃我希望我能早一些辨明是非。仍然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出现于集团一方，因为她们是联盟成员，与男矿工们是朋友。诉讼时，我们只是说出不得不说的话，而把很多省略了。如果让我们重新来过，我们会在集团一方列上更多人的名字，同样，也会有更多人被解雇。〃
尽管矿厂经常面临关闭的威胁，埃弗莱斯矿女矿工的状况确实得到了改善，埃弗莱斯矿所有雇员都被要求接受敏感性训练。1999年，一位妇女当上领班。
现在，钢铁工人联盟有了一个叫〃钢铁妇女〃的委员会，以鼓励联盟的妇女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2002年8月，该委员会在匹兹堡召开了一次以〃团结的姐妹〃为主题的会议。
梅维·梅基用她得到的损害赔偿金买了一辆银色的福特皇冠维多利亚。
依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朱迪·加瓦勒再也没有回去工作过，她只是在每周三才出去采购。
凯西·安德森也没有回去工作过过。她和丈夫乔治住在弗吉尼亚，现在依然服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药物。
帕特·科斯马施的孩子们没有从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中得到一分钱。母亲去世之后，她们对矿上妇女遭受的性骚扰的严重程度有了更多了解，现在，她们很为母亲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自豪。
洛伊斯·詹森
1997年，已是卡车司机的格雷格当了父亲，照看这个小男孩使洛伊斯重新回到生活中。〃他帮我找回我自己，〃她说。洛伊斯已不再用药，她的体力慢慢恢复，状态也逐渐稳定下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给她带来不可修复的损害。现在，她又过上了以前的生活回到巴比特，和姐姐及年迈的父母住的近一些，远离了矿厂。
1999年9月30日，〃斯普伦格尔＆兰〃庆祝建所十周年。洛伊斯和詹森案中的其他原告都收到邀请，去参加律所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招待会。由于不能说服其他人与她同去，洛伊斯就自己开车去了双城。当时，她的状态恢复得还不是很好，她的哥哥杜安和妻子刚好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他们就陪她参加了聚会。那天早晨，洛伊斯给〃斯普伦格尔＆兰〃送去了鲜花一束价值七十五美元的花里边还放了一个小条，上面写着〃谢谢你们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当她走进里奇伍德大街325号的前门时，洛伊斯看到她送来的花就放在门旁边一个很显眼的位子上，她觉得很自豪。〃斯普伦格尔·兰〃的办公室已经站满了当地的律师和原告洛伊斯一个也不认识。在人群中，洛伊斯看到了博勒、斯普伦格尔和兰。这是除夕和解会议结束九个月以来她第一次看见他们。她想让他们知道她的情况正在好转，她幸运地活了下来。洛伊斯告诉这三位律师说，案件的最终结果使她很平静。〃谢谢你们，〃洛伊斯接着说，〃感谢你们为我们做代理。〃
很快，那些洛伊斯完全不认识的人就知道了她是谁，并纷纷过来对她表示祝贺。当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劳埃德·齐默尔曼穿过拥挤的屋子向洛伊斯做自我介绍。让她惊讶的是，这位强大的男士似乎知道她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他不停地夸奖洛伊斯，并对她的勇气与毅力赞不绝口。另外一位律师则不停地把人们从门廊拉过来与洛伊斯见面。这一切是那么不真实就像醒来后走进了其他人的生活。一位从杜鲁斯赶来的律师握着洛伊斯的手说：〃你知道你帮助了多少妇女吗？〃实际上，她真的不知道。她所知道的只是失望，但在失望面前，她却坚持住了。十五年来，战争已经把她埋葬了，她根本不能看到她以及与她在一起的妇女已经促成了多么重要的事情的发生。在聚会聊天时，她逐渐明白了案件的重要性。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将永远记着她的名字，现在，案件已经获得了新生。她也是。
第三部分 冰雪消融写作手记
劳拉和我是大学同学。1985年，我们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一起去亚洲旅行——印度、中国、泰国和日本。劳拉后来做了律师，我做了记者。1998年，我们决定一起进行另外一次冒险之旅。那年春季的一天，当保拉·琼斯和比尔·克林顿的性骚扰传言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时，我们在杜邦环岛的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性骚扰问题正在面临被泛化的危险，那时，人们往往因为在办公室听到的笑话而起诉。即使克林顿总统确实做过被控诉的那些事情，琼斯的控诉及性骚扰问题都已经沦落为一场政治游戏。
尽管在1980和1990年代，性骚扰立法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于妇女而言，工作场所也最终成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所在，不过�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