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于谁的故意？凯西确信有人试图杀她——这是她一直担心的。她也患了妄想症，只得休假回家。一回到家，她就倒在沙发上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她不再洗澡，却开始大吃大喝。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患了精神病，在医院住了五天。1992年2月中旬，拉考斯加医生诊断凯西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并给她开了镇静剂。“我必须依赖很多药物，我在众人面前几乎抬不起头来。”她回忆说。凯西申请了社会保障残障福利金，从此再没去上过班。
5月13日，因洛伊斯和凯西日益恶化的处境而深感不安的马茜·斯蒂尔，首先提出和解建议，她知道其他妇女很快也会改变对洛伊斯、凯西及整个案件的看法。她希望能为双方开辟对话途径。她刚好有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于是就以请大家观赏珠宝为名，把大家召集起来举办了一个珠宝聚会，受到邀请的有洛伊斯、凯西、琼·亨霍尔兹、戴比·塞莎、黛安·霍奇和简·弗兰德。琼和戴比曾在法庭上作过对洛伊斯不利的证言，黛安虽未曾去法庭作证但却为公司录过口供，她们三个都在抗议书上签过字，而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都没有跟洛伊斯和凯西讲过话。
妇女们在马茜那间舒适的、用蓝白墙纸装饰的厨房里相聚。头一个小时里，她们互相开一些玩笑，试戴各种手镯、耳环和项链，然后话题转到洛伊斯和凯西的诉讼上。黛安解释说斯坦·丹尼尔斯曾于一年前承诺成立性骚扰委员会并颁布性骚扰政策，但直到现在还没兑现；琼·亨霍尔兹说斯坦不回她的电话。“我们逐渐知道自己被利用了，”马茜承认，“尽管我们没有参加这次诉讼，但他们对我们仍然不好。”
她们各自谈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挫折，一直到很晚。
集团诉讼听证会上，她们只是在轮到自己作证时才到法庭，因此相互都不了解其他人的故事。“每个人都讲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黛安回忆说，“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事其实非常普遍。每个人的想法都和我差不多，认为自己的倒霉根源于自己的性格。在我们坐在一起互相倾诉之前，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
快到凌晨一点钟时，黛安·霍奇说：“各位，你们能说矿上没有性骚扰吗？你们能说自己没有遭遇过性骚扰吗？”房间立刻安静下来。“你们现在能对洛伊斯说，‘不，我们不能和你一起去法庭吗？’”当这些妇女们从马茜家走出来，融入繁星满天的夜空，将汽车发动时，“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加入到诉讼中。”马茜说。
洛伊斯的PTSD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不再有感情，但她非常感谢那天晚上她们对她的友情。在被孤立这么久之后，她终于重新走进她们的生活，她很喜欢这种感觉，但她仍然体验不到兴奋或喜悦，她已经混乱不清的大脑仿佛要保护她再受因失望带来的伤害。那天晚上她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没有人给“斯普伦格尔＆兰”打电话，这是件好事。
除了雷·埃里克森询问证人的手段卑鄙不说，保罗·斯普伦格尔还认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奥格勒比·诺顿肯定会搞定这一切。毕竟，在取得集团诉讼资格之后，很多事也就随之确定。这一资格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原告不再是因被收买而可以轻易改变其主张的三个人，公司现在必须面对的是自1983年以来在矿厂工作过的所有按小时拿薪水的女矿工，公司也不清楚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花费及将来判决下来之后，还要赔付多少钱。
罗森鲍姆的裁决下来之后不久，德卢斯一位叫帕特里克·麦克纳尔蒂的联邦地方法官就退休了，雷·埃里克森接替了他的位置，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马上就会看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集团诉讼资格问题上，埃里克森没有为公司赢得胜利，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被公司解雇或处于被解雇的边缘，但无论如何，当埃里克森成为联邦地方法官时，公司却拒绝继续接受他位于德卢斯的律所的服务，而改为让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更著名、历史更悠久的“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代理。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4）
“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共有三百多名律师，是明尼苏达州第二大律所。该所成立于1886年，拥有骄人的历史，其合伙人均为双城最杰出的市民，其客户均是最大的银行和企业。律所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商业中心，那是一栋高耸、钢筋和玻璃结构的摩天大厦，而这种建筑正是斯普伦格尔曾努力逃离的地方。如果谈到该所最突出的特征，那一定是其无情的职业道德。1982年感恩节，一场大火席卷了律所的办公室，所有员工———从合伙人到一般职员———把感恩节的那个周末全部用来抢救卷宗和材料，并准备于下周一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重新开张。
洛伊斯·詹森一案被分配给合伙人玛丽·斯图默，这是一个很正统的女人：发型刻板，进行诉讼时也按部就班。作为公司的代理人，斯图默很受人尊敬，她几乎每年在全美最佳律师评选中都榜上有名。她擅长为公司做不存在雇佣歧视的辩护，还擅长反驳原告方提供的专家证词。在该案中，担任她助手的是一位很有野心的年轻律师，戴维戈尔茨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他正在为成为律所的合伙人做最后的拼搏。
尽管斯普伦格尔了解“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他却从来都没听说过斯图默。1992年2月，当她接手这个案件时，曾打电话给斯普伦格尔要求给她一段时间来熟悉案件。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斯普伦格尔同意将案件暂放两个月。他非常自信的认为，一旦她看过卷宗、读过罗森鲍姆的裁决，她就会要求谈判。
对博勒来说，案件进程的减缓来的正是时候。一月份，她刚生下女儿罗西，要休三个月的产假，但她有时仍然去律所处理与这个案件有关的事务。
1992年4月，斯图默给在华盛顿的斯普伦格尔打电话说要和他见面，那时，斯普伦格尔正在处理一起对波托马克电力公司（PEPCO），华盛顿地区最大的电力供应商，提起的集团诉讼。他原本打算在华盛顿再多呆几天，但因急于知道斯图默要说什么，他还是立刻飞往明尼阿波利斯。
来到斯图默的办公室后，斯普伦格尔向她陈述了原告的要求，他说原告要求制定一个性骚扰政策以及大约一百三十万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律师费用和律师花费，那时，这个数额已超过八十万美元。斯普伦格尔说完后，等待斯图默提出不同意见。但她却出乎他意料地回答说因为客户没有授权，她无权擅自做出决定。斯普伦格尔被激怒了，她让他飞到明尼阿波利斯的目的竟仅仅是谈谈他的解决意见，而自己根本就没把想法拿到桌面上，斯普伦格尔认为她明显违背了职业道德。
但斯普伦格尔仍提醒自己：她并没有彻底拒绝他提出的条件。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和博勒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重申原告方的意向，希望斯图默一旦有时间和其客户协商，就会提出反要约。
斯图默对这份和解要约的反应是给“斯普伦格尔＆兰”寄来一份长且详细、备将来谈判之用的机密文件，文件长达五页，详细得不同寻常——它要求无论斯图默提出什么建议，原告方都不得做出评论也不得再对新闻界说什么。简而言之，它要求原告对案件保持缄默，无论斯图默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意见，他们都必须接受。
这份协议草案“很荒唐”。博勒后来说，她和斯普伦格尔拒绝在上面签字。斯普伦格尔不愿意看到事情的黑暗面，他宁可认为斯图默之所以这样做，或者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是想的太多了。但博勒却认为这份协议不仅可笑，而且是将来谈判的一个不祥的预兆：双方肯定很难达成协议。双方就这份协议谈判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同意将之压缩为一页，从而避免了对斯图默提出的条件的进一步争论。
协议签署后，斯图默同意给“斯普伦格尔＆兰”支付三十万美元的律师费和律师花费，这使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非常震惊：原来斯图默起草如此详细的协议书的目的就在于推出这样一个超低数额，而她明知对方根本不会接受。“太低了，简直不可思议，而她的态度是要么接受、要么在法庭上见，”博勒后来说，“这不可思议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她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三十万美元，如果她认为我们可能接受她的条件，那么她一定是疯了。”
对此，斯普伦格尔有不同的解释。他看到对方的要约后，他认为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为审判做准备，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玛丽·斯图默时的看法，他并不喜欢对方的这一计策。这而也是斯普伦格尔和博勒最后一次单独和斯图默协商。“从那时起，只要我们想解决问题，我们就找戈尔茨坦或其他可能与我们达成共识、或至少是能礼貌的解释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要约的人谈，”博勒后来说，“斯图默不具备和解的素质，和解既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也需要让步，需要对话。”
1992年夏末，铁燧岩工业真正陷入困境中，矿山成本最高的铁燧岩制造商埃弗莱斯矿也遇到了麻烦。9月，埃弗莱斯矿的四大股东之一，新泽西州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宣布计划从巴西进口更便宜的矿石，这种被称为“国外倾销”的现象在侵蚀着各处的钢铁市场。几个星期后，一份题为“埃弗莱斯矿降低成本计划”的建议书就在矿厂流传起来，其上写着“现在，钢铁价格现在如此低廉，甚至比克里内克丝面巾纸和土豆还要便宜。”建议书还说，为了维持竞争力，工厂必须将每吨矿石的成本降低十美元。十月初，《德卢斯新闻论坛》刊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矿厂关闭使铁矿山的生活变得不确定起来”。文章还说矿山七家矿厂中已有五家宣布1992年将裁员。
裁员开始于10月和11月份之间，埃弗莱斯矿将关闭六个月，六百名矿工全部回家，许多人怀疑关闭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低迷对洛伊斯的案件是不利的———使男女矿工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并增加了男矿工对女矿工的怨恨；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有所助益。
1992年11月18日，马茜主持了另外一次珠宝聚会，邀请的人与上次相同，惟一的区别是现在她们都被裁员了。“被裁员时，他们对我们说回家对我们更有利，我们也认为这真的很好，我们都不用回去上班了，”黛安·霍奇说，“事情必须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紧靠三个小女孩的推动。”那天晚上，黛安、琼、简和普里西拉都同意下次开庭时站在女矿工一方作证。尽管洛伊斯怨恨她们没有及早参加进来，她们却都没有感觉到她的怨恨。“洛伊斯做了很多工作，”黛安后来说，“我很难过我们已经冷落她这么久，但她能理解我们是多么害怕，她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进来：我们必须在这里生存下去，我们一辈子都活在这里。”
负责审理该案的是圣保罗联邦地区法院的理查
德·凯尔法官。1992年，当他接手洛伊斯案时，刚得到乔治·布什的任命不久。此前，凯尔是享誉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布里格斯＆摩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威严而彬彬有礼，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和一双慈爱的蓝色眼睛。他以工作努力而闻名：每天早晨六点就到办公室，而晚上通常都是最后一个离开。
博勒很快就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凯尔令人赞叹的工作风格，那次是凯尔请双方律师到他办公室开一个审前会议，确定期限及开庭日期。博勒很快注意到凯尔的桌子上摆满了集团诉讼资格听证会的材料，他用黄色的笔在他看过的材料上做了标记。尽管许多法官都让助手去阅读先前程序的材料，博勒从凯尔对案子的熟悉程度中可以断定他是亲自阅读的。
开庭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听证会上认定的证据，包括所有证人证言，能否作为将来审判的依据。如果不能，证人必须在将来开庭时再次作证。博勒很为洛伊斯的健康担心，她希望洛伊斯可以不用在证人席上再站这么久。当凯尔说将请证人就一些补充事实，包括听证会后新发生的事情作证时，博勒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且他同时强调不希望证人作证时有任何重复，因为他已经阅读过所有卷宗。
“斯普伦格尔＆兰”建议将开庭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旨在确定埃弗莱斯矿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或是否存在对矿上计时工的歧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第二阶段就要确定集团诉讼中每位原告应获得多少金额的赔偿。凯尔法官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在大型、复杂的集团诉讼中，被告对集团一方的每位成员都负有义务，但负有义务的多少则取决于每位原告的受损害程度。以这种方式处理案件会更有效率，这样，在确定被告负有法律责任之前，无需在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种做法在斯普伦格尔看来更有战略意义。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5）
法律责任问题———埃弗莱斯矿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相对简单，焦点主要是公司的行为，而赔偿问题则主要与女矿工有关。除非特别必要，斯普伦格尔不想让她们在作证上浪费精力，也不想浪费这些资源———医学专家、每位妇女的医疗或其他记录。
凯尔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庭的第一阶段，即判断奥格勒比·诺顿是否对维持恶意的工作环境负有责任，将于1992年12月17日在圣保罗进行———距离罗森保姆做出裁决恰好一年半的时间。
11月，当开庭日期日益临近时，斯普伦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