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
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
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
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
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
“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
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
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
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
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
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
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
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
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
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
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
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
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
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
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
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
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
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舰陈般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他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馐枪呕八档摹捌都呓救恕保≌馐且桓鲇腥伺趼钗奕烁仪氲某粑娜说囊坏愠艏茏樱……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部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先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梦一常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雹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