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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
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
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
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
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
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
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
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热心教学，
他在校中教两班中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
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
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
但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做子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即去一中做职员，在训导处掌管全校操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宽操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爸爸留给我二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残缺不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爸戴的，最后留给了我。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入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原来中文是叶庆炳教的，第一次缴作文，他虽在班上公开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讨厌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装腔作势，后来我拒绝背书，他声言给我不及格。他的老师——中文系的郑骞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中文不及格，谁的中文及格呀？”叶庆炳有所顾忌，给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七一·三一分，第二学期只六五·四五分，成绩之烂，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始终自喜我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我在中学时，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学生，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里很穷，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就读的学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课极好。我高三时休学在家，写了很多情书给她，每封都称呼她叫“罗”，都等她在放学经过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说一句话。我进台大法学院后，情书改由我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都谈天说地，都很长，有一封长达八十三页，后来因故中断。爸爸死后，她写信给我，于是重续前情。我重考进台大文学院时，她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我却没去找她，还在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我在入夜的校园相见，从此陷入热恋。碧潭泛舟、傅园过夜、图书馆双进双出。……到处是两人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我送报。送全台大各单位的报纸，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赶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时候，她一定等候在门，双手奉上为我冲的热牛奶。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不但同居，并且在大二时，她干脆转出了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在她转出时，有一个化工系的学生转进化学系，就是李远哲）与我同班了。不过，相恋得太满也就是晴阴圆缺的开始，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并且态度坚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以为女人改变我的信仰，这下子构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对我的借口，当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这对开小店的她的家人说来，诚属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诉我：“1949年刚来台湾时，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我沿街去卖，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得我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她的脚踏车丢了，她痛苦极了，写了一大篇文章，题目是“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文章哀婉、凄楚感人。家境的艰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的敌忾，我和她有一对石印，她父亲发现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颗印，磨去名字退还给我；而她的母亲则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使我对虔诚的基督徒的作风，有了极深的印象。“罗”的功课各科都好，考大学时，中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告诉我：那届中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见“罗”在中文上的功力。以那种功力，与我互写情书，内容精彩，可以想像。不过这些信都烧掉了。“罗”送我一个本子，原来整本抄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学时没钱买书，那时代也没有影印机，所以她就手抄了整本书。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两人分手之夜，她把内裤送给我，纵《红楼梦》的花袭人亦不若也。
“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度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度过的根本方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复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做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竣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