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主角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通感。作者和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的意识都牢牢拴在主角的身上，尤其在架空历史中，这种联结常常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是在一种臆想中和主人公一起以一种当下的方式来看历史的，而这种距离感既标志着娱乐小说的历史性——个人性从其中消隐，而历史则浮出水面成为关心的首要目标；也标志着它的历史性的贫乏——历史既分解为个人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可把捉的东西，又成为一种在它的不可理解的对象性中表现出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作者在一种离奇的对历史总体的观念中陷得有多深，在这里就表现的多么奇怪。历史既是人的活动的总和而是可以认识可以改变的，又是一种离奇的以自己的固有本性运动的不可理解物。所以在这里频繁的出现一种意志的热狂就不奇怪了。唯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热狂才能和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战斗，历史本身在这里表现的越像是热狂的意志的产物，也就越多的脱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正如夜晚坐在明亮的屋子里的人隔着玻璃向窗外张望时会发生的那样，屋外既然一片黑暗，那么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对于这些小说，有一类细节正好显示出这种关系，那就是主角在现代的生活。许多小说都说明了主角在现代的下层生活，这一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展示了作者在把主角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方面的努力。现代的自己和笔下主人公在现代的生活在想象中的合一加深了作者与主角的互相关系，而读者也在阅读这一小说的时候体验这种关系。这正是许多小说的特点。而这几部最出名的架空历史都不同程度地遗忘了这一点，这正显示了小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新宋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彻底。石越回到古代的过程被略去了，对现代生活的记忆没有了。阿越一开始就把主角和自己断然分开了，并对主角和自己的分离有清楚的意识。而对比书评中有些把主人公和作者混为一谈时发出的抱怨，这一点显得尤为有趣。分离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阅读的主要兴趣不再寄托在主人公的地位上——这种直接和主角的关系合一的阅读趣味正是娱乐小说的一种天然形式——而更多的寄予时代。虽然由于推动情节的源头的现代意识保存在石越一个人身上使得他仍旧是小说的中心，但石越在改变时代这一问题上的形象却一直是暧昧不清的。这一暧昧不清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缺点，相反，这是新宋的巨大优点。这种暧昧来源于对于现代和宋代中国的明显分离的意识和力图楔入的过程。我们姑且不评论小说对政治的认识怎么样，而专注于对于知识与历史关系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暧昧不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意融入历史的态度和对长远政治目标的有意识的拒绝回答。
这种退步标明了从一种对于历史的当下关系中的抽身而退。这意味着让历史自己展示自己，而不是在幻想中去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这种抽身而退保留了对于历史的楔入——我们仍然跟随着主角进入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并以一种投入现实生活的自然兴趣而投身这个时代——自然的兴趣一般来说总是比理智的兴趣强大的，同时又保持了应有距离。我们不是历史的主人，正如我们不是现实世界的主人一样。我们满怀着一种近似童稚的天真无邪的目光去打量它而不带有鄙俗的征服欲望，我们又以一种合理的融入的姿态进入这个世界而意欲对他有所帮助。这就像是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的兴致勃勃的游览，好奇又不失节制。所以，知道有一位mm因此对宋史产生兴趣对于我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投入历史的方式本身也同样值得注意。资本主义的诞生一向是几乎所有历史架空的主题，但石越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的。在随笔中，阿越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明显的拒绝。因此，小说面对历史与现代的问题只是做了经验的，具体的改变，即使对于观念，也是尽量在分离了现代性的偏见以后来传达的。对于顽固的资本主义论者来说，小说的主角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先知，在无人的旷野高呼：“资本主义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改悔。”同时又要充任弥赛亚的形象，用火和圣灵为人施洗，并带给他们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天国。但新宋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阿越明显的经验主义特色使得他拒绝这样的大词。所有的东西，科学、某些政治制度，都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历史的发生的所有因素构成的结构，而阿越做的是要击碎这个结构，从中挑选觉得需要的，融入小说中去。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具体的危机，一切改革都是目前的改革，而历史的终局归于未知，而石越本人，则作为一个既要带来新的转变，也要保留所有剩下的关于现代的秘密的保存者的新时代与旧时代的秘密的中间人。
对于宏大的历史理论的缄默就如同对于一种赤裸裸的征服欲望的拒斥一样，使得新宋能够尽量以纯净的眼光去打量历史本身。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结论应该让位于历史本身，作为一种结论的对历史专横判断应该让位于对于历史本身的专注的看。大踏步的从理论中撤退就意味着从先入为主的见解中的松绑，意味着不在作为生活在理论的抽象中的观念的人，而是作为有着血肉的，有着躯体的，呼吸着泥土芳香的空气而不是空气的观念人来看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宋的优点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这个是可以争议，并有巨大的改进余地的——而是它没写什么。因此，对于读者，我要向他呼吁：不要想，要看！
正是在这里，两个方面的退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唯有在克制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狂躁之后，我们才能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去；唯有以这样的清明的眼光，我们才能遏制我们的改造历史的热狂；而唯有从这样的热狂中断然抽身而退，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本身。狂热来源于对于历史的自我羞愧，来源于这种羞愧产生的自我否定。自觉有罪的目光在一切地方都看出罪责，观念的专横就意味着对于历史的抽象的否定。一种把历史打造成自由民主观念的图解的做法和把历史变成革命豪情的舞台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感情派生观念，观念派生感情，就像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原地打转的游戏，而我们需要的是带着无罪的眼光去看历史本身。毁灭枯朽的价值本身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为罪责的羞愧从历史自我驱逐的我们应该再去赢得我们的历史。
让我朗诵尼采来作为我的祈祷和对阿越的一点祝福吧：
但是，兄弟们，请说，狮子所不能做的事，小孩又有何用处呢？为什么掠夺的狮子要变成小孩呢？
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是的。为着创造之戏，兄弟们，一个神圣的肯定是必要的：精神现在有了他自己的意志；世界之逐客又取得他自己的世界了。
［阿越按：所有征集到的书评，袁兄这篇书评，是我唯一有话要说的：也许理解《新宋》并不一定需要读懂这篇书评，但是理解阿越，就一定需要读懂这篇书评。这篇书评中提及的思想，其意义远远不止于评价《新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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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拭目以待——评《新宋》
（小刀）
我很喜欢《新宋》，如果看到书店里有卖实体书的我肯定会买一本，哪怕其中的内容和网络版一模一样也没关系——就当是给作者的支持吧。不过呢……江湖上有言道：“不骂两句作者，怎能显出评论者的水平！”唉……江湖陋习，我也不能免俗，怎么着也要先使劲儿抓几个BUG显摆一下：
石越身为一个现代历史系毕业的青年，出于不可知的原因回到了北宋。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系学生，一瞬间失去了自己的所有，却来到了自己所研究的年代，得失之间，内心想必五味杂陈感慨万千。这要是换上一位文笔细腻的作者，就算不七情上脸，怎么着也要搞个意识流什么的造点气氛。然在故事的开篇，除了干巴巴的“精神崩溃”这四个字以外，我们看到的却是石越闲庭信步一般的走进了汴梁走进了北宋。唉，如果再把大雪天改成旭日春风，这就能成为一次完美的郊游了。
可能作者太急于开始这场“更新宋朝”的游戏，因此对石越的现代身份、背景都简略到几乎敷衍的地步。其实这能花多少笔墨呢？只要通过点滴的回忆和感慨，寥寥数笔见缝插针，就能逐渐交代清楚。当然，如果这只是一篇“如何改变北宋历史”的论文，交待石越的现代身份的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石越仅仅是个符号而已。但这毕竟是一部小说，石越是小说的主角，他的成长背景直接关系到他的世界观历史观，直接影响着他在宋朝的政治倾向感情波动。当他遇到挫折受到压力的时候，午夜梦回，翻出自己暗暗收藏的“现代遗物”，想起自己的父母、师长、朋友乃至曾经的爱侣，心中会作何感想呢？如此刻画主角的大好机会就这么错过，真是让人扼腕！
还有托梦救灾那一段，即便把这解释为石越仓促之下想出的拙劣招数，处理得也实在不够圆满。细节姑且不谈，光是这件事的起因就很成问题——石越为什么要主动提出这件事呢？不要忘了，石越并不是真的圣人。这件事从政治上无论怎么看，都是弊大于利，得到的那么点神圣光环，代价还是以后永无休止的猜忌。不要说什么“石越是现代人所以能以人为本”云云，这纯粹是高估了现代人的道德水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个现代社会的政治家，当他做一件事就可能配上自己的前程、声誉乃至身家性命的时候，当他不做这件事，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指责还能获取大量的政治利益的时候，他还会去做吗？回想一下各国现代史，这样做的能有几人？即便这数目不是零，至少也是个相当低的比例吧？那么假如面对这种选择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你我周围所熟悉的普通人，能有多高的比例呢？至少，会相当的犹豫吧？但是我们没有在主角身上看到这种犹豫，我们看到的只是闲聊中一时兴起张口就说。可惜，高潮就这么错过了，作者完全可以提前几章就开始这种犹豫的铺垫，让读者看着石越在这个问题上犹豫挣扎难以取舍，最后因承受不住压力脱口而出。
当然，我说的这几点，都是针对网络版而言，如果实体书改过来了，自然皆大欢喜——但我对此能否实现深感怀疑。除非是初学者，否则一个作者的强项和弱项几乎是很难改变的，改变的只是扬长避短的技巧而已。
然而一部作品，只要有一个足够耀眼的闪光点，耀眼到让其它所有的缺点都被人无视，就足以成为一部杰作了。
《新宋》就是这样一部杰作。
网络上回到过去改变历史的作品很多，偏偏《新宋》这么特殊：
很多人都想在疾风骤雨的乱世中改变历史，偏偏《新宋》选择了治世。
很多人都相信中国古代的王朝必然是专制暴虐黑暗的，偏偏《新宋》指出不是每个朝代都那么水深火热。
很多人都兴冲冲的跑去和历史上的名将一决雌雄，偏偏石越要和古代名臣大儒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和交流。
很多人喜欢用科技和武力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偏偏石越运用的是新儒学思想，争夺的是思想界的宝座。
很多人相信只有暴力和流血才能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偏偏《新宋》尝试用人文启蒙与温和的改革来挑战历史。
很多人都赞同《新宋》的观点，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写不出这样的作品。100个写手里面，有80个都能写出一场伏尸百万的战争，有99个都能乐滋滋的告诉古人地球是圆的蒸气能顶开水壶盖；却没几个人能知道《论语新解》这样的东东，也没几个人知道程颢、程颐有什么区别甚至到底是什么人。
《新宋》和大部分改变历史小说的区别，就象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中“王道”与“霸道”的区别。而自从1848年以来，中国内部大部分的思想交锋政治博弈，都源于全体中国人在改良与革命、温和与激进之间分歧和争论。是选择疾风暴雨的暴力革命？还是选择温和缓慢的改良启蒙？这实在是个艰难的选择，直到现在，也很难说这两种选择谁胜谁负。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教科书更倾向于暴力和流血的革命，更喜欢用阶级斗争式的眼光看待历史看待政治看待文化。很多人也许政治观点不同，却不知不觉地沿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殊不知历史学界早已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扬弃。新宋最大的价值，就是一部“历史科普读物”，告诉读者世界并非一成不变、历史绝非如此简单生硬、暴力和流血并非那么有效、思想与文化也不是那么苍白无力。……
很多读者无法认同《新宋》的这种架空，认为必然失败。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最后能有多少读者信服《新宋》的结局。
只不过我所感兴趣的，不止是《新宋》的结局，还有《新宋》结局之后的未来。
“资本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都是些抽象的东西，我的小说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的兴趣很有限，那些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历史有无数种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人类恰巧碰上的能够勉强运行的东西，我的小说不会去追求这种东西。我并不想写一个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浓缩版。”
——以上摘自《新宋》序
作者志向可嘉，然而我对此深表怀疑。客观的讲，无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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