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朋友等，更有甚者，在海南省三亚市，工商部门查获了这样一个来自甘肃省的“传销家庭”，先是母亲丘某将儿子骗来，发展成为自己的下线，然后是上当的儿子如法炮制将父亲骗来，使之成为传销组织的一员。到被抓获时，这个“传销家庭”及其下线分别以合伙做生意、介绍工作等名目，又蒙骗76名亲戚朋友加入了传销组织。
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同业领域中，比如在保险推销中，这种“杀熟”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杀熟”现象造成的一个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互信任破坏殆尽。如前所述，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本来就是围绕“熟人”建立起来的。相对于其他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也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信任结构。但在“杀熟”的过程中，恰恰是将这种最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信任结构给摧毁掉了。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于是，人们就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除了自己，谁也不能信任。
但在当时，也有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杀熟”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推论是这样的：“熟人”之间的信任，造成了对外界的信任，从而妨碍了更大范围的信任结构的形成；“杀熟”意味着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的破坏，在最基本的信任结构破坏之后，社会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人们就需要建立规则，在普遍不信任基础上建立的新规则，可能会有利于一种普遍性的信任结构的建立。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以小圈子为基础形成的信任结构，确实会对普遍意义信任结构的形成起妨碍作用。如果对比一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信任结构基础的差异，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被破坏之后，既可能会形成新的、普遍意义的信任结构，也可能是什么样的信任结构也形成不了，而是处于一种没有规则、没有信任、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状态。不幸的是，这样的趋势正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在案发之前，刘涌在沈阳市是一个有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资产，是有名的企业家、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市公党直属支部组委。
其实，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案例。最近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发生了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比如，北京丰台区鹏润家园的业主居然被保安殴打。还有“天通苑”、“北苑家园”等小区业主被打事件，广州白云区法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事件等。而在拆迁过程中，使用黑社会力量的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如在扫黑中被打掉的“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公司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自成立以来，这个“拆迁公司”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余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怒于政府。类似的事情其实远不是只存在于物业管理和房屋拆迁的行业中。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类似的以强凌弱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地存在。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消失与“黑手党”的关系，指出在信任结构消失之后会形成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的结构。从上述所列举的现象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逻辑所起的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还有一种不是以暴力为基础形成的以强凌弱的现象，这就是垄断。当前我国存在的垄断现象，其主要特点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并不明显的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在这些不同的垄断形式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行政性垄断和以行政权力为后盾的行业垄断。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特别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资源重新积聚的现象，寡头垄断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寡头垄断表现出的以强凌弱虽然不是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出现，但却是同样的蛮横和无理。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曾经造就了这样的一些寡头，他们控制了相当一部分金融甚至媒体，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个教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社会秩序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才刚刚抬头，但需要我们早有警觉。
中国人的诚信，就像掉在水里的鱼，不知游到哪里去了。因此，杀熟与凌弱，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
第一章第8节 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从“愤青时代”到“后儿童时代”
回眸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青春文化潮，中国青年的心灵史大致可划分为4个时期。
（一）80年代中后期的“愤青时代”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开始了一个时代。那一代青年从“文革”的精神废墟中走来，他们带着“伤痕文学”难以抚平的忧愤，“朦胧诗”无法解答的迷惘，终于以《一无所有》发泄了压抑已久的反思与追问。那时候的年轻人流行穿黑色的皮夹克，把领子高高地竖起来“玩深沉”，他们要么沉默，要么一张嘴就是“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以及“熵”。“思索”、“思想”与“反思”似乎与那个时代的青年相伴而生。
（二）90年代初期的“顽主时代”
侃爷王朔一不留神，开辟了一个“顽主时代”，那时候中国出现了“下海热”、“明星热”，人们忙得晕头转向，BP机不停地叫，都有些找不着北了。王朔以他的“痞子文学”《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谁比谁傻多少》、《过把瘾就死》为找不着北的年轻人带来了一次“大喘气”，他们开始躲避崇高，还原世俗，流行穿文化衫，却印上几句没文化的话：“别理我，烦着呢”、“累不累啊”。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为自己还有一点思想而感到痛苦。
（三）90年代中期的“白马王子”时代
由于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明星的巨大影响，那时候的男孩子流行扮白马王子，个个都是那么多愁善感，女孩子则一律“好纯情好纯情”地扮白雪公主。他们流行送圣诞卡、叠千纸鹤、过情人节、唱《同桌的你》、读《女友》杂志的“青春美文”。浪漫与多情深深地根植于这群年轻人当中。
（四）90年代后期的“后儿童时代”
这一代人没有束缚了，完全开放了。他们崇尚周星驰式的“无厘头”、陈小春式的“古惑仔”、张惠妹式的“我就是我”、还珠格格式的“你是疯儿我是傻”、范晓萱式的“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他们是“红旗下的蛋”孵出的“樱桃小丸子”，他们是“21岁的年龄、12岁的心智”的快乐宝贝。“青春美少女”组合的《快乐宝贝》堪称“后儿童时代”宣言——“蹦蹦跳跳/玩玩闹闹/正因为年少/有些单纯/有些天真/其实不重要……”
第一章第9节 中国新人类的写字楼
中国新人类的写字楼：拔不掉的奶嘴
在新人类聚集的写字楼，可能不会有香烟、打火机、烟灰缸之类，但谁的桌上都可能会有几样零食、什么话梅、利口乐、巧克力、薯片、牛肉干、波力海苔、甚至喜之郎布丁……
一位姓董的小姐说：“在我们公司，每天午餐后，大家交换零食吃是一档固定的节目，我们管它叫‘零食午餐会’。”
据董小姐介绍，他们同事之间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去外地出差，回来的时候都要为大家买一大堆当地特产，比如去重庆的，就得买怪味豆；去天津的，就得买大麻花；去上海的，就得买小鹅肝……
新人类到了吃罗杰斯的年龄，还赖在麦当劳吃儿童套餐；到了抽烟喝酒的年龄，却喜欢嚼泡泡糖、喝娃哈哈果奶。董小姐坦言自己有“零食依赖症”，她说：“在写文案的时候，如果嘴里不嚼点东西，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
第一章第10节 中国人“装嫩”
中国人“装嫩”：这也是一种时尚
女作家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把台湾大学叫作“幼稚园大学”。她认为造成大学生幼稚化的根本原因是“喂哺式”、“育婴式”的教育制度。这一点，我们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度的保护，会推迟孩子的心理成熟。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成长过程是从家庭走向社会，而《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却是从社会退缩到家庭，什么事情总想让一个有权有势的好爸爸解决，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动不动要闹自杀。新人类喜欢《还珠格格》正是因为小燕子的行为与他们的心理渴求相吻合。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现在一些广告招贴，很少用方方正正的字来写，而是流行那种歪歪扭扭的“儿童体”，有位余先生说，这是在“装嫩”，但我想这也是一种时尚。在我们公司，有些三十而立的大男人，还喜欢说：“我们男孩子”如何如何。不知他们病了，会不会挂“儿科”？
不可置疑，新人类正以“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速度进入了倒成长的“后儿童时代”。北京的“新裤子”乐队唱得好：“终于来到这一天/一切都改变/再也没有烦恼/一切全是爱……啦啦啦，这是我们的时代。”
第二章第11节 中国“新新人类”酷的悖论
中国“新新人类”酷的悖论：无性同居
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无性同居（异性合租）正在成为一种新现象。一份对近4000名白领的问卷结果显示，95％的白领喜欢与人合租。其中超过85％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有选择地接受与异性合租。
客观地说，互相之间没有一定的信任度以及起码的默契，至少中国的女孩子是不大敢贸然与异性合租住房的。所以，能凑在一起租房生活的，起码是同事、同学或已交往一段时间的朋友等，相对比较亲近的群体。
新同居时代的同居，也许是当代年轻人为了节省住房开支而采取的“AA”制，也许是为了将来进入家庭角色而施行的“彩排”，也许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与西方习惯接轨的必经之路，或是出于生理、心理平衡健康的需要自然形成的组合……
（一）无性同居之理由
“常常怀念住校的时代，天南地北的同学挤在斗室之中，空间的狭小却阻挡不住思维的澎湃！……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再次找到志同道合的室友？有的，这里是新同居时代。”这是广州一家知名房地产网站新开辟的合租房社区的主旨。这一全新的网上合租概念吸引了众多想做“新新人类”的年轻白领们。
“本人（女生）拟于某年报考研究生，租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诚征室友。要求：热爱学习，无不良嗜好，男生也可考虑。有意者请致电……”这样的广告，在如今的北京、上海大学校园里已经见怪不怪。这是正在大学生中间流行的一种新时尚：从学校的宿舍里搬出去，找个伴儿租房居住。
上海有媒体报道说，白领公寓一时间风靡上海。这个还规定了租房者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单身青年白领的房产出租新时尚十分火爆，一千多套公寓短短几个月被订租一空，至今还有上万人挂号排队预订。其中不少为异性合租一套房。为此，上海社区服务中心曾对预约登记的近四千名白领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喜欢与人合租的达95％，其中有超过85％的人表示，能够接受与比较谈得来的异性同事、好友合租。
新同居时代来了。仿佛一夜之间，“新同居”成为了一种时尚，泛滥般在“新新人类”中演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隐私”和“性”，素来都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卖点。人们热衷于起哄、猜疑和探讨。在网上“新同居”现象刚一冒出来，铺天盖地的“板砖”就砸过来了。
异性合租会“有事”吗？“无性同居”不是和“非法同居”一码事吗？合法吗？前卫还是玩火？
一切都应该在预料中。“同居”，对长年受传统观念熏陶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暧昧的词。因为“同居”一度曾是性行为的文雅说法。哪怕当很多人知道此“同居”非彼“同居”后，仍很难消解其中的答案。孤男寡女，在同一屋檐下，这中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你们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新新人类”就是“新新人类”，一句话赶跑了那些好奇的家伙——“我们的同居与性无关。”
这是“新新人类”的胜利。这是一场他们又一次例行和展示了“实用主义”、“快乐主义”、“自由主义”的集体“秀”。因为对于“无性同居”，他们有自己一千个坚持的理由。
比如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在都市生活中，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住，则成了为美好生活奋斗的青年男女的衣食住行中最棘手的难题。难怪有调查显示，每个月房子的租金几乎成了城市年轻人最主要的一笔开支。前一阵子炒得火热的上海白领公寓，基本上是二室一厅、三室一厅，统一装修，并配置家具、家电等生活设施，供两人或三人合租，但每套房每月租金2500到3000元，甚至更贵，一个人租，肯定太贵，承受不了，也没必要。如果与人合租，两人或三人分担租金，岂不是很划算的一件事。
能节省钱永远是最大的道理，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最先考虑的问题、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城市是寂寞的，城市的人是寂寞的，但没人再愿意成为一个传说中的寂寞高手。因此，在能节省租金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