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七论〔英〕莱斯利史蒂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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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七论〔英〕莱斯利史蒂文森-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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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被看作推动一切历史前进的根本的精神进步。 它是一个战胜黑格尔所说的“异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有知觉的人(主体)面临着某些他以外或与之不相容的事物(客体)。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这种区分,在世界的精神自我认识过程中又以某种方式合为一体。黑格尔的追随者在如何把他的思想应用于政治问题上分裂为两大阵营。 黑格尔学派的“右派”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自动导致尽可能好的结果。 因此他们认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是过往历史发展的理想顶峰。他们因此持保守的政治观点,喜欢强调黑格尔思想的宗教成分。“左派”或“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理想尚未实现,当时的民族国家根本不是理想国家,人的责任是帮助改变旧秩序、促进下阶段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他们持激进的政治观点,喜欢把上帝与人归为一体,因而采取了一种从根本上说是无神论的观点。 在这方面,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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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思想家之一是费尔巴哈(Feuerbach)。

    他于1841年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EsenceofChristianity)

    一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把一切事物都颠倒了,实际情况不是上帝在历史上逐步认识了自己,而是人提出了宗教思想,以此作为当今世界一种苍白的反映,这才是唯一的现实。 人之所以需要相信幻想,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感到不满或“被异化”。因此,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种“神秘哲学”

    ,是我们内心感情的表现,而不是宇宙的真理。宗教就是异化的表现。人只有认识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人生命运,才能从异化中解脱出来。 因此,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就是马克思形成自己思想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 他在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后,就打破了对黑格尔著作的迷恋。 但是他继承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有关人性和社会的真理被隐藏在一种颠倒了的形式里。 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发展和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于1842-43年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成为一家激进的政治经济刊物《莱茵报》(RheinischeZeitung)的编辑。这份刊物不久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因此马克思于1843年迁居巴黎。 在其后的两年里,马克思在那里受到他一生中其他重要的学术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他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AdamSmith)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Simon)

    的著作。他还见到了蒲鲁东(Proudhon)

    、巴枯宁(Bakunin)和恩格斯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家。(这是他同恩格斯终身友谊和合作的开始。)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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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他被驱逐出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那些岁月里,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历史唯物论”。马克思按照费尔巴哈所建议的那样,把黑格尔的观点颠倒过来后,发现历史变革的动力,本质上不是精神的,而是物质的。一切历史的关键不在人的思想中,当然更不在任何一种民族的或宇宙的人格,而是在人类生活的经济条件中。 异化既不是形而上学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真正社会和经济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工人以外、与工人分离的东西;工人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别人——为把产品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资本工作。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所写的《经济哲学手稿》(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中,可以发现对异化的这一分析。 但这一手稿的英文版,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普遍问世。 历史唯物观还可以在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找到,如1845年的《神圣家族》(TheHolyFamily)

    、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

    (与恩格斯合著)

    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ThePovertyofPhilosophy)。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参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组织工作,这项任务占据了他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 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他工作的主要目的“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

    [正如他在1845年所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onFeuerbach)中所说的那样]。他确信历史正向革命的方向发展,通过革命,资本主义将让位予共产主义,因此他努力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他认为在即将发生的斗争中胜利将属于工人阶级。 他受命就国际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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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宗旨写了一份最后正式声明后,就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ooftheComunistParty)

    ,并于1848年年初发表。 当年稍后的时间里(尽管很难说这是《宣言》发表的结果!)

    ,欧洲好几个主要国家发生了流产革命。 这些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因此他于1849年流亡到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伦敦,马克思过着贫困的生活,靠偶尔给报纸写稿和恩格斯的馈赠勉强糊口。 他开始每天到大英博物馆进行研究工作,并继续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 在1857-58年期间,他又写了一系列的手稿,名为《大纲》(Grundrise)

    ,这些手稿勾划了他整个历史和社会理论的蓝图。 但是直到1973年,全部手稿的英文版才问世。1859年,他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

    ,1867年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DasKapital)第一卷。 这后两本著作包含了极详细的经济和社会史,反映了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辛劳的成果。 尽管这些著作中黑格尔的异化等哲学思想的痕迹较少,但马克思仍力图运用他的历史唯物论的解释,来证明资本主义垮台的必然性。从《共产党宣言》起,正是他那些后期著作才最为有名,并构成了许多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要受到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它们构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理论。 这就是恩格斯后来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研究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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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科学方法,因而也就发现了他们那个时代和将来社会发展的真理。 然而,最近发表的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的《巴黎手稿》(ParisManuscripts)

    ,向我们显示马克思的思想有许多是起源于黑格尔哲学,表明他早期思想具有更多的哲学性质。 因此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的思想是否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曾被称之为人本主义、甚至存在主义的思想,让位予后来更为严谨的“科学社会主义”。

    我认为以下的说法是公平的:一致的看法是这两个阶段之间有着连续性;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异化的主题虽然不明显,但仍然存在着;1857-58年所写的《大纲》(Grundrises)内容似乎可以证实这一点。 因此,我对马克思的讨论将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即他的思想是有连续性的。 我在后面提到的参阅页数,是以鹈鹕出版社出版的《卡尔。 马克思:社会学和科学哲学选集》(KarlMarx:SelectedWritingsinSociologyandSocialPhilosophy)为准。 这本书恐怕在众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中是最有用的一种,它把他们早期和晚期的著作,全都收集了。

    宇宙论E现在让我们着手对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作一批判性的分析。 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无神论者,但这并非其独特之处。 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对历史的解释。 他声称已经发现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并期望有朝一日会有一种单一的科学,它既包括人文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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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85)。因此他认为,历史的变化有其普遍规律,认识了这些规律,就能预测未来历史的大体进程(如同天文学预测日食、月食一样)。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同物理学家的方法作了对比,说“这一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

    ;他还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法则“具有铁一般的必然性,向着必然的结果发展”。

    他同意黑格尔的观点,认为每种文化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历史真正的普遍规律可能是那些有关发展过程的规律。 根据这些规律,一个阶段导致下一个阶段。 他粗略地把历史分为亚细亚、远古、封建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阶段;并认为一旦条件成熟,每一阶段必然要让位于下一个阶段(页68)。

    同样不可避免地,资本主义也将让位予共产主义(页150-151)。

    然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历史规律这一概念提出疑问。历史当然是一门认识论的学科,因为它的主张能够而且必须经受实际发生的情况之检验。 但这并不是说,它具有一种科学的其他主要特点,即它力图形成规律,将没有限制的普遍性广义化。 毕竟,历史是研究在一个特定星球上的特定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 题材是广泛的,但它们又是特定的某一系列事件;我们知道在宇宙的其他地方,没有发生类似的一系列事件,因此人类历史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就特定的某一系列事件而言,甚至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一显而易见的简单事件,所涉及的不同科学规律的数目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有重力和力学规律、有风压规律、树枝的弹性规律、树木腐朽的规律等。既然连苹果落地都不是受单一规律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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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要就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提出一个总的规律更是多么不可思议。如果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事先确定了的,那么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职能便变成了进行大量的预言,这种主张本身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某些长期的大规模的趋势也许是可以发现的,譬如自中世纪以来人口的增长。 但是趋势并不是规律;它不是必然要继续下去,也许会因条件变化而变化。(显然,人口不可能无止境地增长,其增长也许会因核战或大饥荒,而突然向相反方向发展。)

    马克思历史观的另一主要特点是他的所谓历史唯物观。这种理论认为,这种假定的历史规律的本质是经济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活的社会、政治和精神过程的总特征”

    (页67,参见页70、90、1-112等)。经济结构被认为是决定社会其他一切的真正基础。 现在无可否认的是,经济因素极之重要,任何对历史或社会科学的认真研究都不能忽视这项因素。 现在我们这么轻易地就承认这一点,这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 但他自己还坚持一个更可疑的论断,即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其“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s)。

    这一论断很难加以解释,因为不知道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界线在哪里。 马克思谈到了“生产的物质力量”(页67)

    ,这可能包括土地和矿产资源、工具和机器,此外也许还有人的知识和技能。 但是他还谈到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关系”

    ,这可能是指工作的组织方法(如分工和权力等级)

    ;但在描述这种组织时,肯定要运用财产和金钱这些概念,而这些似乎又是马克思希望归入上层建筑的那种法律概念。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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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只包括生产的物质力量,那么马克思又在坚持一种更为不可置信的“技术决定论”

    (technologicaldeterminism)

    ;但如果它还包括生产关系,那么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不清。马克思从自己的一般历史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得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预言。 他满怀信心地期望: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将变得愈来愈不稳定;随着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和人数增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加剧,直至工人在社会大革命中夺取政权,开创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历史阶段(页79-80、147-152、194、207及236-238)。现在一个巨大而简单的事实是,这一切并没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美——中发生。 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变得更加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比起马克思时期,已有了巨大改善,阶级区分不是强化了,而是模糊了。(譬如大量的“白领”工人——办公室工作人员、公务员、教师等,他们既非产业劳动者,也不是产业拥有者。)

    而那些已经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当时都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如1917年的俄国、1945年的南斯拉夫、1949年的中国。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否定。 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已被高薪让步“收买”了,这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曾预言过他们的命运将会恶化。 认为殖民地构成了工业化国家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这一说法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有些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未有过殖民地,而且即使在殖民地国家,情况也有了改善,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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