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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然科学经常假定观察不到的理论实体，如磁场、机械力、和逊原子微粒。 在逻辑实证论哲学盛行的时代里，这种假设是否一种真正适合的程序，还很值得怀疑；但现在已经公认，不允许假设就是对科学方法的一种无法实行的限制。 只要对无法观察的理论实体进行的假设能被观察加以否定，那就不可能对假设加以有效的反对。 因此，如斯金纳仅因为行为内部的心理原因无法观察，就加以拒绝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把这一主张看作一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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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的限制性方法论。然而，他确实为拒绝他所说的“概念性”内在原因而提出了另一种理由（页３１）
，即它们没有解释性价值（如前所示）。
但他没有说明，这种概念性的内在原因只不过是对其所要解释的东西之再一次描述而已；他只举了少数几个他认为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子。 诚然，只有当我们有某种证据能证明一种内在状态Ｓ存在，而不是证明行为Ｂ发生时，这种内在状态Ｓ才能真正解释行为Ｂ。
当然，这个条件有时是可以满足的。 例如（这是斯金纳自己举的例子）
，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已经２４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许他自己说他饿了！）
，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说这个人饿了，即使他并没有真的在吃东西。如果用这两种表述“他吃东西”和“他饿了”来描述同一组事实，那是完全不行的。 因为很明显，一个人不吃东西但可能饿了，一个人不饿但却会吃东西（这后一种不常发生）。斯金纳没有举出任何充分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拒绝引起行为的一切概念性原因。那么他为何又拒绝把生理状态视作原因呢？这些生理状态不易观察到，或受控制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们在引起行为方面不起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在讨论沃森的环境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
斯金纳的假设是，一个生物体内的生理状态只不过是在（过去和现在的）环境对其行为发生影响时起了媒介作用。 因此他认为，心理学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限于研究将环境影响与行为联系起来的那些规律。 这里有两种互不关联的假设。 第一，人类行为是由某种科学规律支配的∶“如果我们要在人类事务领域运用科学方法，那我们就必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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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合乎规律的，是被决定的“
（页６、４７）。第二，这些规律说明了环境因素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的”独立的变量“
——引起行为的原因——是外部条件，行为是这些条件作用的结果“
（页３５）。
按照纯方法论的解释，这两种假设可以被认为是表达了一个寻求支配人类行为规律的计划，具体地说，就是寻找把环境与行为联系起来的规律。 因此不可能对它们有不同的意见。 然而，斯金纳还把这两种假设当作有关人类行为真实情况的一般性论述，这一点相当明显。 正因如此，我们必定要问∶有无充分理由认为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假设是斯金纳的人性论赖以为基础的重要假设。（可以看出，这些假设是起源于沃森的环境主义。）
首先，如果我们想科学地研究人类行为，我们是否应当假设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作这一假设的理由再充分不过的是马克思了。 他坚信，如果我们想科学地研究历史，就一定存在着决定所发生的一切的规律。 一般决定论并非科学的必要先决条件，尽管寻求因果规律对于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显然，如果心理学仅局限于报告具体事件或统计学规律，那是较令人失望的。然而是否存在着支配行为的因果规律，我们必须将它留给心理学去发现。 认为所有行为都受这种规律的支配，这是一种“形而上学”
设想，它不符合斯金纳这样应当很严格的经验论者。更可疑的是他那更具体的假设∶一切行为都是环境变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详细来说，这个假设的含义是∶对任何一种行为来说，都有一套有限的环境条件（过去的或现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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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条件适用于谁，谁就作出那种行为，这就是一条因果规律。 这使人想起了沃森的主张∶只要有适合的环境，他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婴儿，要把他培养成怎样的人，就可以培养成怎样的人。 这就意味着否认遗传因素对人的行为能发生任何作用。 例如，任何一个健康的婴儿都可以训练成一名用４分钟跑完一英里的运动员、一名核物理学家或其他任何人才。 如果将这一主张推而广之，那么显然它是错误的。 完全相同的孪生孩子在分开养育成人后，他们能力的类别，比起所有居民能力的平均差距来要小得多。 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 遗传确实起着某种作用，虽然这并不能否认环境的巨大作用。 把一切都归因于环境，这是斯金纳的不受经验检验的又一个假设。现在我们应当对条件作用的具体机制，稍加注意。 斯金纳认为，环境就是通过条件作用控制行为的。 他的理论来源于巴甫洛夫和沃森的思想。 但在这一领域里，斯金纳对心理学知识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巴甫洛夫的“经典式”条件反射实验中，“强化物”
（食物）与刺激（铃声）反复一起提供，这样即使没有提供食物，“回应”
（唾液分泌）
也会随着铃声出现。 斯金纳的“操作”条件作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受条件作用的，并非一种反射性回应，如唾液分泌，而是动物在没有受刺激的情况下，可能非常自发地作出的任何一种行为。 例如，老鼠可以训练来按压杠杆，鸽子能把头伸得非常高。 在每种情况下，每当动物按压杠杆或者把头伸到某一高度时，只要给它喂食就行。因此当对环境作了安排时，随着某一种行为就给予强化物［叫做“操作”
（ｏｐｅｒａｎｔ）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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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物是这样根据环境反应的］，那么这种行为发生的频率就会加快（页６２－６６）。
（这当然也是所有动物训练所依据的总原则。）
在大量的细心实验工作中，斯金纳和其学生发现了有关条件作用过程的许多新事实。 例如，不断的强化会引起回应频率的加快。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老鼠尽可能多地按压杠杆，我们便应当无规律地给它喂食，而不是按一次喂一次。斯金纳的实验工作是可观的、无可指责的。 但我们在这里能够而应当批判的是，他用这种实验来推断人的一般行为。在《科学与人类行为》（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一书中，他概述了他从动物实验（主要是老鼠和鸽子）中得到的有关行为的认识，然后把这些概念应用于人和机构——政府、宗教、心理疗法、经济学和教育。 然而很可能的是，斯金纳有关老鼠和鸽子的实验，只适用于这些动物（以及相关的动物）
，而不适用于更复杂的动物，特别是不适用于人。 尽管他正确地指出，我们不能假设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页３８－３９）
；但他的整个主张，似乎又作出了同样没有根据的假设∶适用于实验室动物的东西也适用于人类（只是复杂的程度不同而已）
（页２０５）。
语言是斯金纳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人类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语言行为》（Ｖｅｒｂ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一书中，他试图表明，所有人类语言都是由于说话者的环境（这当然包括他们的社会环境、周围的人发出的噪音）对他们条件作用的结果。 因此，一个在英国出生的婴儿会接触到许多英语谈话的例子，当他们的反应是较准确地说出所听到的内容时，他们就受到“强化”
，这个孩子就是这样逐渐学会讲英语。 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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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分析还认为，成人的讲话也是对环境刺激作出的一系列回应，这种刺激包括其他人的语言刺激。乔姆斯基（Ｃｈｏｍｓｋｙ）
曾指出斯金纳有关语言的论述所存在的重要缺点。乔姆斯基的工作曾为过去１０年里语言和心理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乔姆斯基认为，尽管斯金纳企图说明语言是怎样学会的，但是他的论述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丝毫没有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已经获得了讲自己母语的能力时，我们学的是什么？
显然，我们如果不首先知道Ｘ是什么，我们几乎不能问自己如何去学Ｘ；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标准，说明某人已经成功地学会了Ｘ。况且人类语言是与老鼠按压杠杆截然不同的一种现象。 斯金纳很难否认这一点。 但他会认为，这种差别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乔姆斯基指出，人类语言的创造性和结构上的特点——即我们只要懂得自己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就能说出和理解我们从未曾听过的句子——使语言与已知的任何一种动物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企图依据从低等动物行为得出的结论来分析人类语言，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对人类特有的其他行为也是如此甚至连斯金纳对于语言行为是怎样学会的那些看法，也可认为是以很不可靠的推理为基础的。 例如，鼓励婴儿讲正确语言的强化作用，很少是通过喂食进行的，更多可能则是通过社会赞许达到的。 他指出，也许仅因为我们能把听到的话准确地重说一遍，就会受到人们的注意，人们就会说一些使我们高兴的话，这些都会对我们产生强化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这仅是一种推测。“强化”一词在某些动物实验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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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严格的含义，绝不能保证用这个词来说明人类情况时，也具有科学客观性，尽管人的情况被认为与动物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斯金纳的据认为是严格的经验论方法，结果证明是隐藏了一个很大的非经验论推测的因素。乔姆斯基认为，斯金纳的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如用于人类语言就站不住脚。 这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即说话人自己而并非其环境对他的语言学习所起的作用问题。 显然，英国孩子学英语，中国孩子学中文，环境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所有正常人的孩子都学会一种人类语言，但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学会类似人类语言的任何东西，特别是在根据语法规则组成无数复杂句子这一重要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学会这样一种语言的能力，看来是人类特有的。 斯金纳认为，我们的语言学习，一定是由于受到人类环境的一系列复杂的强化作用。乔姆斯基则认为，孩子是从自己听到极其有限的、不完美的语言实例来学习语法规则的，但其学习速度却快得惊人，这只能用这样的假设来解释∶人类本身有一种天生的根据这些规则加工语言的能力。所以表面上人类语合种类纷繁，其实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系统的基本结构。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并非从自己的环境学会这种结构的，而是根据这种结构对我们所接受的一切语言刺激进行加工的。 这一有趣的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但现有的证据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设，而并非斯金纳的极端环境论。说话当然不是唯一的人类活动。 但它作为人的“更高级”心理能力则又特别重要。 因此，如果斯金纳的理论不能充分对它加以解释，我们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这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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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能解释某些人类活动，但却不能对整个人性给予正确的论述。 因此仍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人类行为的其他重要方面不是从环境学会的，而是真正天生的。
诊 断E可以认为，斯金纳的诊断正好与萨特的诊断相反。 萨特坚信，我们是自由的，但却不断声称我们并不自由。 他对我们当前社会实践的分析认为，这些实践是以混乱的理论为基础的。 我们日益认识到环境如何决定行为，因此我们常常不责怪人，而责怪他们成长的环境。 但我们也同样认为，人常常真的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页８）。因此我们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当前世界的这种不幸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摇摆”
；“在我们采取一种始终如一的观点之前，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仍将是无能的”
（页９）。
“需要对责任概念加以彻底的修改”
（页２４１）
，因为我们目前的惩罚性做法是不大可能控制行为的（页３４２）。
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人是控制自己行为的最有自主权的人的幻想，因为不管我喜欢与否，我们都是“受控制的”
（页４３８）。
这种对“世界的不幸状态”的诊断，看来是非常可疑的。诚然，在决定责任的程度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同围绕自由概念而产生的深奥理论和哲学问题紧密相联。 但斯金纳否定自由这个概念，却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不充分的、未经论证的回答。在他的《超越自由与尊严》（ＢｅｙｏｎｄＦｒｅｄｏｍａｎｄＤｉｇｎｉｔｙ）一书中，他似乎在说，正如万物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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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七论７３１
论把无生命的物体看成似乎是人，并且说它们具有思想和意图是错误的一样，把人看成人，并认为他们具有欲望和决心也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的。 下面是使我们摆脱这种混乱的一个初步论点。 一般决定论的论点认为，每一事件（包括一切人类选择）
都有一套充足的前因。那么即使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请记住，斯金纳没有向我们提供相信这一论点的任何理由）
，但我们仍可以将那些既包括原因又包括人的选择在内的人类行动看成是“自由的”。自由行动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