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俘虏也给包扎安顿好。他们丢下的枪炮没法带，我们就把枪机、弹梭和炮栓卸下丢进山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以后再来收拾。哪里会料到我们的主力部队给敌人堵在半道上，不能按时完成对敌人的合围，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有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二十几个美国兵刚放下武器向后转，不知道他们又从哪里搞到一批枪枝，返回头来撵着我们的屁股打，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天亮之前如果不占领预定高地就要误大事，我们又不敢恋战，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批混蛋手下留情！” “要是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张景华喃喃道。 “我们营在强渡昭阳江的时候伤亡不小，”副营长解释，“一路上又不断减员。作为尖刀部队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成了过河卒子，这样的精兵一人顶十人，个个得当车马炮用，怎么抽得出来让他们去押俘虏？！” “当然，也怪我们太大意。”教导员痛心疾首，“我们应该想到这些俘虏刚刚放下枪，并没有消除敌对情绪；我们还应该想到，战场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不能对他们太放手，至少可以派几个战士就地监视他们，等我们全营走远以后再让战士跟进。唉！总而言之，我们对战俘太讲仁慈，从制订政策到执行政策，都有些右倾。” “这话就说得不够全面了。”张景华摇摇头，表示异议，“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研究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不出他们是服从了张景华部长的劝导，或者是在继续憋气。 “还没有想通吗？”张景华追问了一句。副营长依然不说话。 “首长放心！”教导员说，“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情况，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 二 整个第五次战役，分前后两个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际动用兵力达11个军4个军团。如果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以每个师一个营估算，大约也有几十个营。这些尖刀营大部分都抓到过俘虏，但大部分俘虏都没有带下战场。所以第五次战役中虽然捕获俘虏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批实际上等于就地释放，送还给了美军和南朝鲜军。有的俘虏归队后甚至隐瞒了这段经历，继续拿起武器跟志愿军作战。这批人中间，有些在往后的战斗中，又一次成了志愿军的俘虏。第二次当俘虏，比第一次当俘虏的自觉性就要高得多了，因为他们确信志愿军不会杀害他们，不会虐待他们。 志愿军始终严格地执行着宽待俘虏的政策，但要执行者完全想通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性与必要性，却并不容易。 战场，是膨胀仇恨的巨大发酵器。仇恨的增长，极容易导致盲目地虐杀失去抵抗能力的战俘，以图宣泄之快意。近代战争史上，特别是1929年缔结与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产生以来，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公然主张虐杀战俘。而事实上，许多侵略军却无意或无法制止下属对敌方被俘人员的残酷虐杀。因为几乎一切军队在从事非正义战争的时候，都必然会激起被侵略者的愤怒抵抗；于是又必然会加剧侵略者的疯狂，虐杀战俘便成了一切侵略军队必然要采用的报复手段。这原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不可更易的铁则。
第八章 擒与纵第66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中国有句古话：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本是给被侵略者对付侵略者的常规手段，是被侵略者逼出来的极端行为。但作为明智的反侵略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决不会怂恿自己的人民和军队，对战俘施行盲目的自发性报复，因为他们真理在握，有充分的自信，通过真理去感化被俘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将敌人变成朋友。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最大的宽容与耐心，用和平与人道的方式，对敌方的被俘人员进行着 这样的感化。即便在残酷拼杀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的情况下，也坚持用说服教育和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防止满腔愤怒的指战员杀害与虐待战俘。这种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人道主义典范的崇高行为，’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战俘们的交口赞誉。包括那位高傲的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功勋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卡恩思中校，在遣返前夕也曾感慨道：“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各参战部队在进行战役总结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一打败了他们就拼命逃跑，宁愿躲进深山老林饿死冻死，也不肯当志愿军的俘虏。究其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志愿军的宽俘政策，相信上司们的欺骗宣传，说中共军队如何野蛮，抓住俘虏要割鼻子抠眼珠剖腹挖心。 为了及时扩大志愿军宽俘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于1950年11月17日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建议：立即挑选一批战俘放回敌军阵线。彭总表示赞同，并主张尽量快放和适当多放一些。因为是在国外战场，为慎重计，此事便由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和政治部主任杜平三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报作了请示。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该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当天，杜平主任就派专人赶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7名，南朝鲜战俘76名。战俘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们让这些战俘理了发，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还发了路费，晚饭的时候又特地给他们加了几个菜，临行前召集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当晚，这批战俘乘着志愿军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来到云山以南的前沿阵地，在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保护下，全部顺利地通过了战线。 首批被释战俘回去后，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第五天，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就作了公开报道，真实而详细地叙述了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情形，许多报刊竞相转载这一条新闻，为此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下令封闭消息，并对被释战俘加以监视。结果，美联社又将此事作为“连锁新闻”报道出来：“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命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发布消息说：中共释放美军战俘“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不安。……这27名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1名美国将军和3名上校陪着。”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说真话的权利和单独活动的自。由。
第八章 擒与纵第67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1950年1。1月25日发起的第二次战役中，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攻势下，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的局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战役俘敌5268名，其中美军527名；第二次战役俘敌人数就增加到8943名，其中美军为3254名，其间还出现了百人以上的美军集体向志愿军投降事例两起。一起在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攻歼乾磁开之敌的战斗中，美陆战第1师中校1名、少校2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名，南朝鲜官兵53名，日本人3名，台湾国民党军2名，带着75辆汽车与坦克向志愿军投降；另一起是由黑人组成的美军第25师步 兵第24团C连全部官兵148人，在连长斯坦莱和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的率领下，于西线云山以南地区向志愿军投降。 志愿军首批释放战俘获得成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与鼓励，他在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夕，即11月24日给志愿军总部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第二次释放战俘是在汉江前线，共释放132人，其中美籍41人，英籍5人，澳大利亚籍3人，南朝鲜军83人。以后在各决战役中各兵团都自行释放过多批战俘。特别是一些重伤战俘，在敌机敌炮层层封锁的条件下，要抬出战场是非常困难的，延误时日就会死亡；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于是，志愿军第40军就对重伤战俘进行初步包扎治疗后，设法送还到敌人的阵地前沿，私人财物分毫不动，再留下食物和饮水，用白布写上“美军负伤战俘”的英文缩写字样，以引起对方注意并防止空袭；在有阵地广播站的地方，就用高音喇叭通知敌人及时接运回去。这种创造性的做法，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整个志愿军前线部队中得到普遍推广。 1953年3月间，我在铁原西北“丁字山”前线，曾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一天夜间，美军一个侦察小组想来捕捉志愿军的哨兵，遭到痛击后丢下1名重伤员，其余的人狼狈逃回。第二天晚上，志愿军就将这名经过包扎的伤俘送回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美军接回这名伤员后，通过阵地广播站用华语播了一条“新闻”：联军在前沿缓冲区内运回了被共军送还的联军重伤士兵1名。这是不打收条的收讫回音，不说“感谢”二字的感谢表示，意在下次再有“联军”的重伤被俘人员，还希望志愿军能够照此办理。 这样的事，连李奇微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深感新奇，颇为欣赏。只是当他在位之时不便公然说出口，直到朝鲜停战14年后才写进他的回忆录：“……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抬架放到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李奇微在同一本书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这话，语气是平静的，怨气却是饱和的。从这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可能对战俘采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美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执行俘虏政策时，对美军官兵或擒或纵，都显得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指摘。这是正义之师的特有优势和自豪，任何不义之师都将自叹不如而无法效仿。第
第八章 擒与纵第68节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每一个战俘中队的俱乐部里，都张贴着由战俘们自办的油印小报。这些小报的名称有： 《和平鸽》、《火炬》、《时代》、《新生活》、《向着未来》、《迎接明天》等等。版面都很活泼，除了国际新闻、前线战况和社论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栏，诸如家乡通讯、体育消息、读书心得、电影评论、科学技术、小说连载、回忆录、小故事、杂文、漫画、歌曲、桥牌和棋艺、问答比赛、友谊信箱、谜语、乐器讲座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图文并茂 。 凡是阅览过这些小报的志愿军工作人员，无不暗暗地称赞战俘们的文化素质。几千名战俘中，只有4％左右是真正的文盲，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文化程度，约10％的人是大专文化程度，而所有军官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如果撇开军队的不同性质，单纯从文化程度上与当时的志愿军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惊人的。 志愿军陆军部队的一般连队中，文盲占极大多数，只有少数人上过小学和极个别的初中生，几乎找不到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到过一个驻守上甘岭的连队，一位文化教员告诉我，他所在的连队总共140人，只有2名“知识分子”，一名是他本人，高中一年级肄业，一名是连部文书，高小毕业；其他有几位连排干部刚刚经过扫盲教育，只能识二三百字。这位文化教员统计出一个有趣的数字：全连按人头算，平均每个人仅识字35个。这样的文化结构，当然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责任不在志愿军本身。所幸的是，这样低文化的部队为正义而战，照样打败了高文化的现代化侵略军，文盲兵照样叫外国大学生官兵缴枪当俘虏。 西方军队的官兵们，一当他们脱离侵略战车前成为正义之师的战俘之后，良知得以逐步复苏，他们的文化素质便开始显露出了光彩。战俘小报，便是一面折射这种光彩的镜子。 二 战俘们不满足于中队范围内的小报，也不满足于各中队小报的互相交换。根据他们的精神需求，渴望创办一份容量比较大的综合性杂志。一封封建议信通过各中队俱乐部转到了俘管处领导机关。 美俘普雷斯顿·里奇的话，表达了伙伴们的共同心愿：“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和平运动的情况，要做些什么才能停止朝鲜战争，家乡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还有体育运动的情况，娱乐和文化情况，我们都想知道。而没有一份高规格的报纸或期刊，是无法提供这些消息的。” 教育科科长田志洪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戴一副近视眼镜，有学问，有胆识，性格开朗。他听翻译介绍了战俘们的这个建议后，击掌叫好：“这不是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吗？我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件事情的。”他立即找来两位副科长一起商量。两位副科长都是才思敏捷干劲十足的少壮派，都说这是个创造性的好主意，很有必要办一份内容比较丰富的综合性刊物，要想法子争取早日办成。他们随即向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席一、郭铁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议论，三位主任当即表态：应该理解战俘们的这一正当要求，必须帮助他们创办一份综合性刊物。编辑记者要精干，从战俘中选拔产生，版面事务由战俘编采人员自行作主；不予干涉。俘管处可以派一至二名英语翻译参加一些必要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协调、提供战俘营以外的稿源，负责终审把关，防止泄密和政治性差错。 一份英文期刊很快创办起来了，刊名是《Toward Truth&；Peace》，译成中文就是《走向真理与和平》，16开本，每两周出版一期；因限于当时的战地条件，没有铅印设备，只好用打字排版，手工油印。 《走向真理与和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