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道德的命令，从而杀身成仁。有不少人机械地将官僚拉上极权主义，我以为全不合理。
记 者：与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想法刚好相反，阁下并不以为官僚层是绝对的坏事？
李约瑟：你讲得对，我不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古代中国的官僚化和朝廷官僚，我有很大的好感和很赞赏他们的做法。如果在我们的历史里，那些如wiliam
Blake或如伏尔泰一类的人曾经有过朝廷官僚的地位，欧洲社会也许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所有的诗人、文学家，有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都曾担当过朝廷职位，至少在他们生活中有一部分时间参与政府工作。在欧洲，我们从来未有过将政府职权给予那些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记 者：但是，阁下心目中的那种官僚阶层，在今日仍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李约瑟：我以为这么的一个官僚阶层，如果我们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那种官僚层的意思，是很值得发展的。现代科学、医药、技术的力量变得愈大，一个官僚阶层，即是说，一个道德的精英阶层，将是必须的。我们应该以这种道德力量和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来调和科学和医药的力量。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官僚阶层将是必须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憧憬出许多个乌托邦来，可以有不少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但是，我以为，若我有充足时间，我是愿意去设计这么一个应该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但是，我应先完成《中国科技史》。
就是这个方向，中国也许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灵感。在过去，中国人对官僚阶层用道德观念来规范；虽然，朝廷官员并不是时常都守着这些理想，但那种规范是有效力的。那些朝廷官僚们并不惧怕超自然的制裁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他们遵守一种内在的道德，我们也许可称之为内在的智慧，这智慧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得到启悟，这有点近于基督教的哲学。也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种道德典范，一种不是以超自然制裁惩罚为基础的道德典范。
那些中国伟大的哲人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这个善是正义与德行的直接源泉；人在小时得到良好的教育自然会趋向于善。但在欧美，情况不是这样。在欧美，人自婴孩时期便养成侵略性格，很少提到合作精神。在中国，他们不灌输侵略性，而是灌输互助合作精神。在英国，也许在法国也是一样，我们要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和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是腐朽败坏的征兆。来自中国的精神可以有力地抗拒这个坏倾向。
如何向中国学习
记 者：但中国也存在着暴力？
李约瑟：对，但它并不同于欧洲的形式。它并不是要打倒一切价值。在这点上，中国又可以给我们启发。在以前，在重农时期，中国对欧洲有过极大影响。今天欧美年轻一辈则喜欢道家和禅宗。究竟现今中国的理想社会的观念如何可安立于西方工业化社会之中呢？这问题，真不易解答。我以为〃新人〃的观念、对公家的义务、友谊的观念、社会合作和某程度的乐观主义的思想若能渐渐在欧美根植起来，也许可以免去暴烈的革命。
记 者：阁下对流行于现时西方的对科学批判的运动，持保留态度。阁下为什么对科学这样有信心呢？
李约瑟：科学必然地是和权力结合的，问题是要看权力的性质。科学家如果在官僚化但非极权主义的社会，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对科学的批判运动，就是对这种希望缺乏了信心。今天的科学家，至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以为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因此，他们以为他们对世界认识拥有专利权，但我一向以为，认识事物，还应通过其他的方式：宗教、艺术、历史和哲学。
科学家往往缺少社会责任感。这也就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特征之一。对科学的批判，有些是很有理的，比方说，一项科技上的新发现，若有利于军事上或情报上的用途，便立刻被采用；但是如果一项简单发现，就算对人类有益，也往往不被采用。现在，人们对核能产生忧虑，这并非全因军事方面的考虑。在英国，我们曾有过一项大辩论，讨论关于核废料的再处理问题。人们恐惧会进入钚的时代。关于原子核的运作将要严加控制，人民的自由将严重地受威胁。这种不幸的后果，正是由于科学的力量不是被一种道德的权威所限制着所致。
记 者：在多种了解宇宙的方式中，阁下好像特别厚待宗教经验？
李约瑟：我是基督徒，但我并不完全信服所有神学上的预设。不然的话，我对于估价中国人以前做过和现在仍在做的事情，就产生很大的困难。我该先除去先入为主的态度，放开一些观念。在道家的文献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跟基督教矛盾语句相似的话。当然，我并不是说那是同一样的东西，但它们毕竟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观念。
我初到中国时，如果那时我不是基督徒，我也许会有很大困难与道教徒和佛教徒建立沟通的途径。如果了解到宗教经验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门都会大开的。如果那时我就像是许多西方科学家一样，对宗教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持敌视态度，那么我根本无法取得深入的接触。
对西方的批判
记 者：阁下可否谈谈你对西方世界的看法？
李约瑟：我们先应批评欧洲人和美国人之过分自满自大。那正是七宗罪之一。第三世界人民，如印度人、中国人就是觉得西方人是自满自大的。如果你学会那些民族的语言文化，你将会改变自满自大的态度。因为你会了解到，他们的文明蕴藏着多么丰厚的宝藏啊！
我以为这对非洲人来说有点不同。因为一种文明有高度发展的文学，另一种文明则没有文学，两者应分开来看。我经常问我的非洲朋友，他们是否感到有改进他们的语言的必要，好使教授科学课程时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的回答是不必多此一举，英语法语对他们已很足够了。他们认为他们的语言不重要，他们的语言只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他们从来没有书写文学。
但那些有书写文学文化的民族，也不是很坚定很一致的。我曾是锡兰大学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锡兰人希望改进他们的语言，目的是让科学可以用本国语言教授。我极之赞成此意见。在中国，所有科学文献，就算如物理学或是病理学上最艰深的领域，也是译成中文的。要译得准确往往要付出很高代价，包括金钱和时间在内，但这也是值得的。在锡兰大学那个委员会里，我反而不是站在西方立场讲话的人，真正代表西方的竟是个印度学者，他是剑桥学生。当他听到有人提议要用锡兰语教科学学科时，他感到非常惊讶。
（白水 译）
余英时对话刘梦溪：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
访问者刘梦溪按：1992年9月，我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应余英时教授邀请，顺访普林斯顿大学。我与余先生第一次在哈佛见面就忘了时间，从晚上十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五点。然后一起去普林斯顿，在列车上继续交谈。到普大后再谈。我们前后谈话的时间，大约有三十多个小时。主题则是围绕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追寻的目标是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重建。谈话过程中，我征得英时先生同意，随手作了简单记录。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现场记录的再整理。小标题自然是整理时所加。整理稿经英时先生过目，有些地方他作了补正。
学术不允许有特权
余：讲任何问题都不能承认某个人拥有特权。尤其在学术领域里，在科学面前，更没有特权的位置。对于某个问题，不能说只有我看到了，别人都看不到，宜称自己掌握了规律、看到了本质，是荒唐的。科学都不能随便谈，何况规律。一个人如果宣称自己看到了全部规律，那他就是上帝，他可以洞察万世。
可以有偏好，但不应有特权。比如研究思想史，研究者当然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能脱离开制度史，不能脱离开社会。在知识面前，在学术面前，在认识面前，谁都没有特权。如果强调一定要〃有慧根〃，才能跻身某个领域，那就是要确立一部分人在这个领域的特权。这就是要求特权。先儒里面，孔子平易，不追求特权。孟子的气势高人一等，给人以〃舍我其谁〃的印象，但还说不上要求特权。如果再进一步，从思想的特权发展到社会特权，危害就大了。
刘：所谓特权，实际上也是企图把非本体的功能强加给本体，无限制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个售货员，他的分内之事就是把商品卖给顾客，而不需要在卖给顾客商品的同时对顾客进行其他方面的教育。一个社会，各安其位非常重要。
余：胡适早就说过，要各尽其职。在今天，就思想而言，我主张宁低勿高。
刘：可是事实相反，很多人喜欢居高临下。中国内部在受极〃左〃思潮摆布的日子里，流行假、大、空的高调，影响所及，也感染了学术界，包括文风、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影响。思想的高调尚且无益，学术的高调就更加可憎了。
余：思想和学术的高调，我以为与过分要求思想一致、思想统一有关。思想怎么能够统一呢？冯友兰过去强调〃大一统〃，翻译他的书的人站出来反对，说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社会需要和谐，但不需要整齐划一。《易经》里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个思想很好。司马光也反复讲过这个意思。中国传统思想是不独断的。《论语》平易，不独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思想太重要了，非常合情合理，
刘：是的，这也就是近取睹身、推己及人的思想。孔子〃仁〃的精义就在这里。实际上是人道主义观念最通俗、最深刻、最不具歧义的表述，是可以流播四海、传之万世的思想资源。
余：现在念《论语》，人们喜欢摘引〃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刘：孔子的这句话是大判断，包含他阅世的经验在内。有意思的是他对何以〃难养〃的解释〃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不能说他讲得没有道理。
余：〃君子〃、〃小人〃的概念，依我的看法，道德意义高于社会地位。如果看做是单纯社会阶级地位的划分，就离开孔子原意了。
刘：是的。马一浮写过《君子小人辨》，他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在〃成德〃和〃不德〃。而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要求，〃不德〃者不应居其位。
余：孔子下判断，经验的成分是很大的，好处是他不强加于人。对自己坚持的东西，就说别人不懂，这就是认知上的特权思想。认知特权，对主体是危险的，对客体是有害的。否定的工作是破坏性的工作。否定本身是一种破坏性思维，作为群体的思维定式，在中国是近代衍生出来的。鲁迅的长处是深刻。所谓深刻是能够发现更深在的根源。但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陈寅恪和鲁迅，到底哪个深？纯负面的不可能是深刻的。只告知社会是恶，并不能解决问题。
刘：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学者对社会的态度是否有所不同？
余：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关怀的方式。作家情感的成分要多一些，而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则需要尽量汰除情感。换句话说，作家的主观性强一些，学者作科学研究则需要客观。
学术纪律不能违反
余：我讲学术不允许有特权，也包含作学问的人一定要遵守学术纪律。
刘：这正是我要请教的。我深感在国内学术失范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是50年代以后，非学术的因素对学术的影响很大，致使到底什么是学术变得不那么好确定；二是长时期以来正常的学术活动不能无间断地进行，出现了学术断层；三是由此产生的中青年一代学人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四是与国际社会进行学术交流还很不够等等。学术失范，也就是学术纪律得不到遵守，是阻碍国内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余：的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纪律其实是一种治学的通则，谁都不能违反的。大学的基本训练里面，掌握学术规则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学术规则很多，例如引用资料一定要真实可靠、要重视第一手材料、要尊重前人成果、不能隐瞒证据等等。不过这都是一些具体规则，更重要的是对待学术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就史学而言，第一位的是根据翔实可靠的史料建立自己的观念，这是个前提。
刘：您在美国执教、从事学术研究多年，西方学术界的状况您非常了解。我很想知道美国汉学界在学术规范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要求？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有什么不同？
余：西方学术界一般是比较严格的，美国也不例外。主要是重视通则。对论文、对著作有一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就通不过。当然由于平时重视训练，因为不符合学术规则通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很多。至于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以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为职志的专门学者，学风都是很谨严的。这与西方的科学传统有关。要么做别的事情，只要进入学术领域，就要按惯常的规则办，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了，你不让他这样做也办不到。因此遵守学术纪律就像遵守交通规则一样，如果仅仅意识到不应违反学术规则，还是初步的，应更进一步，变成一种习惯，想不遵守也不行。
刘：东西方的学术规则是不是也有不同之处？
余：规则、纪律应该是相同的，但学术传统确有不同。我在《钱穆与新儒家》最后一节讲〃良知的傲慢〃和〃知性的傲慢〃，实际上接触到了这个问题。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把自然科学置于社会…人文科学之上，是理论的偏颇；而新儒家使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完善，用回归主观的〃道体〃代替客观的〃真理性〃，其结果不是遵守而是在摆脱学术纪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