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祖父是甲辰科进士，即是在甲辰年（1844年）当上进士的意思。我的父亲叫胡源深（字海青），在井陉的煤矿中当技师，井陉是在河北省，那儿的矿坑好像是由中国和德国合营的。家父是在20世纪50年代死去的，是哪一年倒不知道。之前，他给拉去北京北面的热河劳改，给关进了劳改营之类的地方。
问：令寿堂是位怎样的人？
答：家母是个家庭妇女，她性情温和，但会画中国画。
问：胡金铨导演你的绘画天分是母亲遗传的吧。
答：唔……（笑）
问：令寿堂为什么会学上绘画呢？
答：兴趣罢了，只因为喜欢……自己还小时，家父买过一本书册回来。我虽然不懂认字，但那是本叫做《南画大成》的日本画集。家父在14岁时去了日本，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所以他的日文比中文还要说得好。家父的中文是他回国后再重新学的，他以前学的都忘光了（笑）。所以，我小时候除了要上学校之外，家父还请来老师教我学古文。家父说小时候一定要学古文，因为他自己的古文不行，所以会对我说：〃你要好好地学呀！〃（笑）
曾计划升学香港理工学院
问：你上的是哪一间大学？
答：我没上过大学，因为还没念完高中就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又没有条件升学。
问：你不是为了留学美国才去香港的吗？
答：是的。我的大学入学试是在1949年申请的，是美国科罗拉多的代顿学院，谁介绍的我已忘记了，入学申请书已拿到手了。但内战开始后就不易走了，去到香港后亦没法升学。由于我没有带钱去香港，所以不得不做工赚生活费。
问：当时完全没有想过电影的事吗？
答：完全没有想过。为了求生活已费尽气力了。
问：你本来是想去代顿学院念什么？
答：我想投考的是理工科……我申请投考代顿学院时，还没有想过要去香港。往海外升学与去香港是没有关系的。我去香港是有别的原因。当共产党进入北京后，我有位姓刘的表哥常来我家玩，他说要去香港，问我要不要也一起去。我说好呀，就答应了。但当时是什么也不清楚的。结果，他后来反而不去了，而我却拿到了通行证，可以成行。
问：没有上大学的话，即是说，你还未到20岁就离开北京了？
答：是的。那年是1949年……也想过往香港的理工学院升学，但不获准考试，结果进不了。于是，只好放弃升学，改为就业了。最初是在一间叫做嘉年印刷厂的公司做校对的工作，做过电话簿的校对。电话簿的数字是绝对不能错的，干得很辛苦。此外，在做佛经的校对时，全都是意思不明的很难的字，也叫我吃了许多苦头（笑）。不过，是个很好的锻炼。
问：后来为何干起电影工作来呢？
答：完全是偶然。由于我会绘画，于是在一间小型的广告公司画海报。之前也画过广告牌。我最初绘画的广告牌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的电影版。不过，我研究老舍是在他自杀之后，是很后期的事。但可能也是个缘分吧。其后，我在吴性裁和费穆搞的龙马电影公司做过一段短时期的广告工作。在干画海报和广告牌工作的同时，我还当过家庭教师，教英语。有一天，学生的父母看见我画的海报，说：〃啊，这个很不错，你来帮我好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人，叫沈天荫。于是，我进了长城的美工科，干起〃陈设〃（setdecorator）的工作来。我的主任是万古蟾，就是拍出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的万氏两兄弟的其中一人，他是弟弟，是中国动画之父。李翰祥和我在美术方面都是他的徒弟。万先生在1949年去香港，不久后又回到上海去。他在1988年以90岁高龄再访香港，并说一定要见我和李翰祥。
后来我由长城转到永华之后，严俊导演正在为《吃耳光的人》与《笑声泪痕》两部片物色一个青少年角色，我正在做他那部片的美术和装饰，不知怎的给他看中了。那次是我第一次演戏，而且还是当其中一个主角。我想也没想到会当主角，女主角是林黛，李翰祥当副导演。我是在那时认识李翰祥的。
问：你在当演员时，得到导演的指导。这种经验，对你后来当上导演后指导演员拍戏有帮助吗？
答：有，有。特别是从严俊导演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当时（之前是怎样我就不太清楚了），香港兴起了研究爱森斯坦、普多金夫和巴拉·巴拉兹的理论，我也学了。我当时是想，如果将来要做导演的话，该怎样做。导演的实际技巧，是从导演那儿学，但在理论方面却始终很弱。于是就自己找书看了。
其实，我最早发表的文章是《爱森斯坦研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都记不清楚了。我寄给台湾一份报纸，后来刊出来。
问：你看巴拉·巴拉兹的书，又看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有受到影响吗？在拍电影时，有没有用处？
答：重要的是，在当副导演时看了那些书，始终是很有用的。如果在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下去看那些书，会非常难明白。但有了工作上的经验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
问：说起蒙太奇理论，你对〃库勒雪夫效果〃有什么看法？一个演员的脸容，虽然是同一个特写和同一个表情，但会因为接到不同的镜头而产生不同的意义。如接着的镜头是裸女，就表示性欲；如接到桌上看来很美味的食物时，又会表示食欲。你相信这种因蒙太奇而产生的〃库勒雪夫效果〃吗？
答：我信。为什么呢？因为，不论什么，戏剧也好，都是在继续性、连续性中表达的。而电影则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可以通过剪接，即是蒙太奇的方法去表达的。
问：当时有意识地看的电影是哪些导演的作品？
答：我看过很多影片。当时，看了那些作品，接触到很多了不起的东西。如尊·福（John Ford）、George Stevens、Fred
Zinnemann、Robert Wise……有机会的话，我会去探访一下Robert Wise。
问：有看过什么日本片吗？
答：日本片嘛，看了好多啊。有意识地看导演的话，是由黑泽明开始的。东宝在香港有分公司，负责人是我的朋友。此外我和川喜多长政交上了朋友。他会中文，在北京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
问：黑泽明的电影中，你最喜欢哪一部？
答：我很喜欢《七侠四义》。但最喜欢的是《流芳颂》。那是很好的片子。我是在香港东宝的试片室看的。不过是日本公映之后许久才看到，在香港并不卖座。
与安东尼奥尼和黑泽明的一次见面
问：有没有见过黑泽明？
答：那是很后的事了。在印度（新德里）的电影节碰见过他，米开安哲罗·安东尼奥尼也在场。
问：是哪一年的事？
答：当时萨哲耶·雷还在生……应该是1977年吧。我是去当评审的。有一天，安东尼奥尼对我说：〃我现在租了直升机，要去拍恒河印度人沐浴的场面，还有空位，你要去一起看吗？〃我要看电影，不能去，所以拒绝了。安东尼奥尼回来时我们又碰面，我问他拍成怎样，他却说：〃几乎给杀死了。〃原来那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是不可以摄影的。他正想要拍时，有很多人涌过来，他只好匆忙逃走。结果什么也没拍到（笑）。黑泽明则在发牢骚，因为他有个英文翻译，他发牢骚时翻译全都翻给我听（笑）。
问：黑泽明发什么牢骚呢？
答：他说大家都说他乱花钱，批评很多，令他不好受。不过，他是私下对我说的，并不是在公开场合演讲时说的（笑）。
问：在1955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时你在问卷上说，最喜欢的日本电影是沟口健二的《只园的姐妹》吧？
答：那是很久以前看的电影了。不过现在我有录影带。以前，我研究过一下只园，所以选了那一部。而且那个问卷不是问〃最喜欢的作品〃，而是问〃现在最想看的日本电影是什么？〃
问：你以〃陈设〃的身份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搞过什么作品的美术呢？
答：拍成电影的大概只有两部。一部是《一板之隔》；一部大概是《一家春》吧，连我自己都忘了。
问：当时，你不单是做美术，同时也做演员吗？
答：是的。不过，以演员身份工作的那间永华电影公司倒闭了。我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但6个月都没发薪水，几乎要饿死了（笑）。6个月都没有薪水，但我是怎样生活的呢？我虽然不会说广东话，但却会说国语，于是就走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当广播员。当广播员可以赚到钱，而且赚得很多。这个有线电台还出版一本叫做《丽的呼声》的周刊，在那里当编辑的，就是后来成了电影制片家的邹文怀。他也是一脚踏两船，是香港一份英文报纸Hong Kong Standard的记者。因为生活费不够，所以兼做〃丽的呼声〃的编辑。我就是这样认识邹文怀的。不过，当时还在继续当演员。其后，邹文怀和Bob Burton（编按：香港〃美国之音〃创办人）在香港开设了〃美国之音〃电台，我就和邹文怀一起加入了〃美国之音〃。但一边仍在当演员（笑）。
问：〃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对外宣传广播电台吧？
答：是的，是国务院属下的一个组织。〃美国之音〃是个世界性的组织，在冲绳也有。就是这样，邹文怀当了广播部的副部长，我就当了北京话节目的监制。不过，那只是名目上的职称，其实全部职员只有我们四个人，什么都要干（笑）。我当时撮合了两个人结婚。一个是邹文怀；一个是李翰祥。因为他们没有汽车，但我有。当时大家都很穷……是我借出自己那辆破烂车子给他们拍拖的（笑）。
问：你当时没有结婚吗？
答：如果结了婚的话哪还能买汽车（笑）。之后……算了，不再说了（笑）。我在〃美国之音〃很认真工作。搞过一个叫做《赤地之恋》的广播剧。〃赤地〃是指红色的土地，即是指中国大陆。作者是张爱玲，她是很著名的作家，最近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用她的小说拍成的。许鞍华也拍过她的作品，叫做《倾城之恋》。
问：长城公司就是上海时代著名的制片家张善琨成立的公司吧？
答：他是创立者之一。但我进入长城时，张善琨已不在了。当时的社长是袁仰安，他的女儿非常有名，名字叫毛妹，是个芭蕾舞蹈家，其后又以女演员的身份拍过戏。长城公司后来合并了，给亲中派收购了，令长城、凤凰及新联影业公司这三间公司合并，在1982年更变成了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此外，在合并长城、凤凰、新联成为银都时进行统战工作的是罗孚，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对我们进行拉拢。后来，这位罗孚被政敌整了，在大陆被关了11年。他公开的身份是《新晚报》的总编辑及《大公报》的副总编辑，两者都是左派报纸，但当时并没有什么忌讳，他还常请我们吃饭。此外，《文汇报》的总编辑金尧如也搞统战工作，邀我加入左派阵营。罗孚、金尧如两人都是高官。所以，他们向我统战时，说话很婉转，不是直接说（笑）。因为他们不是什么亲中派，是真真正正的高级官僚。
问：你在共产党掌权之前离开了北京，〃文革〃后再回去，立即又与最小的姐姐重逢，但有没有再见到其他姐姐，或在〃文革〃后与北京的家联络上呢？
答：〃文革〃后我还没有勇气回去，但为什么会回去呢？那是机缘巧合之故。你们知道廖承志吧。
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招待胡金铨
问：曾是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政治家吧。他在〃文革〃时失势，但后来又再上场。
答：对。就是这位廖承志写信来给香港的文化人，请教我们怎样才可以向世界市场宣传中国电影，并请我们回去跑一趟。廖承志当时刚好从美国回来，他是华侨办公室的主任。他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我们，那地方实在好豪华。当时还没有合营的酒店，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本来是不会让记者知道的，但给香港一家杂志出卖了，它的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把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登了出来。台湾方面应该是看到那报道而知道的。香港惯于以传统的政治有色眼镜看人，发生什么问题就麻烦了，不过我矢口否认，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廖承志托人叫我将在台湾拍的第一部作品，即是那部极为卖座的《龙门客栈》的录影带去给他，我于是就带去了。
问：你有没有给什么赠言？
答：有。除了跟廖承志讲过之外，也跟电影有关的管理部门，和管文化的官僚讲过。我说，想拿电影去国际电影节拿奖，跟想打开国际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是想拿奖的话，也有一些拿奖的拍法。去电影节拿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话，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那会非常困难。而且，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是美国和加拿大，那边是不看你作品的水平的。但这也是难怪的，因为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人家并不一定会看他们不熟悉的作品。所以，对中国电影来说，那边是没有市场的。这跟作品的好坏无关。但在电影节拿奖却不难。只要不断拍，总有一天会轮到你拿奖（笑）。不过，市场就别寄望了。就算好运也不行。这不单是中国电影，就算是日本电影也打不开市场，甚至连法国电影也不受美国人欢迎。这已不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了。
问：以前，听曾在香港拍过片的日本摄影师西本正说，你在拍《大地儿女》之前，用他当摄影师，以 B班的身份导演过李翰祥在196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答：是，他没说错。拍那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也是很偶然的事。一天，我和李翰祥乘车去邵氏制片厂的途中，他在车内对我说：〃邵社长想我拍《梁山伯与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