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 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 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 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 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 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 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 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 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 ”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 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 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 唉！我还能回去 ”“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 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 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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