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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又谈起了梁启超和他们代表团对英美法外交政策的看法。由于他们在山东问题上联手出卖中国主权，中国的知识界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纷纷转而对苏俄有了好感。只见蔡元培感叹地说：
“过去我国的一般看法，只要听到俄国两个字，就联想到过激，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点轻视。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在的地位。现在不同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许多原来反对的人，也纷纷转而赞同苏俄 ”
丁文江风趣地说：“听说北大还成立了牛客士研究会，你还给他们拨房子 ”
蔡元培听了哈哈大笑，因北大在马神庙，现在又冒出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不解，便闹出了这段笑话。
丁文江不无担忧地问：“蔡先生，如果共产党真像幽灵从你眼皮下钻出来，那中国将从此不得安宁 ”
蔡元培坦然一笑，说：“我刚写过一篇谈洪水猛兽的文章，按照兼容并蓄的哲学观点看，任何存在都有合理性。道并行而不相悻吗，真冒出来，也不可怕。”
7
正当徐世昌高喊和平统一计划，企图促使南北和议时，风云突变，直皖大战终于爆发
起因还是和段祺瑞重用徐树铮有关。自冯国璋去年底病逝后，曹锟成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曹锟和吴佩孚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段祺瑞控制了全部军费，又将参战军队改为边防军，还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一跃而成了“西北王”。在新的威胁面前，他俩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反皖的“七省联盟”，秘密地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拉开了反皖的帷幕。
又是以“革命将军”自居的吴佩孚首先发难，先在5月下旬从湖南撤兵北上，借紧跟而来的湘军之手，赶跑了老段的战将张敬尧。又于6月初兵逼中原大地，与皖军摆开决战的架式。他的军队一路上军容整齐，红旗招展。地方官员和士绅列队迎送，军乐齐奏。士兵们高唱着这位秀才出身的玉帅自编的军歌，士气确实与别的部队不一样。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雨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
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雨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坠。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
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都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7月4日，在曹锟、张作霖的催促下，徐世昌终于罢免了徐树铮。段祺瑞被激怒了，见他两颊发红，精神颇有错乱之象地咆哮道：“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当即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同时，派兵包围了总统府，硬逼着徐世昌下令惩办吴佩孚。
然而一纸空文并不能决出雌雄，真枪真炮才能判定胜负。吴佩孚于7月13日发布出师讨贼电文，矛头直指所谓再造共和的上将军段祺瑞，打破了北洋派的传统，撕掉了“清君侧”这块遮羞布。他的这份电文流传很广，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心。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
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化做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
胞；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乱国之
贼臣，民国之汉奸也。
7月14日两军交战，吴佩孚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先夜袭团河，吓得段祺瑞匆忙逃回北京。又迂回包抄了松林店的定国军前敌总司令部，生擒了老段的“四大金刚”之一曲同丰，还逼他在保定向曹锟献上军刀，表示投降。在廊坊指挥东路作战的徐树铮，一时敌不住直、奉两军夹攻，也丢盔弃甲地逃回了北京。段祺瑞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吐血的旧病又复发 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几天功夫全军覆灭，今后还凭什么本钱去逞“虎”威 他实在伤心极了，拿起手枪对着脑袋就是一枪。子弹擦耳飞过，身后的卫士应声倒地，他却没有死。他本打算躲入外国使馆，隐声息影算 但转念一想，觉得还应该留条后路，以便东山再起。于是，在7月20日厚着脸皮给徐世昌递了份辞呈，自请免职以谢国人。
徐世昌看了辞呈，冷笑一声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呵！”
曹锟与张作霖联手战败了皖系军阀后，又开始争夺中央和地方人员的安排及权力分配。7月28日，曹锟应张作霖之邀到”天津参加会议。在会上，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让步，改变了推举直系元老王士珍组阁的想法，同意张作霖请其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的建议。8月4日这天，曹锟、张作霖又分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车站前铺下黄土，以帝王之礼欢迎这两个大军阀。两人进京后每天都忙着政治分赃，很快就按他们的意志组成了内阁，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
这一天，因李石曾刚从法国回来，胡适又新添了女儿素斐，为表示庆贺，蔡元培特请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等在六味斋吃饭。见李石曾迟迟不来，同人们先谈起了前不久七教授联名发表的那份《争自由的宣言》。胡适、蒋梦麟等教授呼吁新一届政府取消限制自由的一切条例，恢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发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据说曹锟看了《晨报》非常恼火，大骂了一通蔡元培和北大的新派教授。
蔡元培见周作人闷闷不乐，便想起刚刚失败的那场“新村”运动。先是工读互助团生产的袜子、手套等卖不出去，几乎全部亏本。后来又人心不齐，很快散伙 而胡适又公开发表演讲指责他们，说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是想跳出社会去寻找一种超然的理想生活，实在是一种荒唐的书生之见。
为了宽慰周作人，蔡元培谈起了刚在北大开课的鲁迅和他深受学生欢迎的小说史课。
他不解地问大家：“豫才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听说预备钟还没敲响，教室里早坐满了人，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门边、走廊，甚至坐在窗台上，而且还有不少别系、外校的青年从老远赶来听。”
是呀，胡适作为名教授，也扪心自问地感叹了一声。他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着一件黑色的旧长袍。臂弯和衣领上打着惹人注目的补钉，皮鞋的四周也缝补过。不常修理的头发根根直立，使整个方正的前额袒露出来。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起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微凹陷，眼角朝下低垂着，仿佛永远挂着忧郁。他讲话的声音平缓而清晰，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他的表情是那么宁静，即使他的话激起了满堂的笑声，那苍白的脸也始终不会露出一丝微笑。但只要他一打开黑底红色的条纹布包，一开始讲课，教室里就会发出一种沙沙的细响，如千百只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那是许多铅笔在纸片上作着记录。整段的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少有的静肃。
“是呀，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 ”胡适终于自言自语地问出了声。
蒋梦麟深思熟虑地说：“在这专制的时代，思想始终是吸引人们注意的中心。树人先生讲课的特点，就在于他突破了课程的规范，把原来的小说史讲成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灵魂的历史。让人处处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批判的锋芒。”
正在这时，李石曾气喘吁吁地来了，手里还拿着份《时事新报》。
他神色有点慌张地将报纸递给蔡元培，说：“你先看看，千万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避免摩擦。”
蔡元培匆匆一阅，脸色有点愠怒。见众人不解，便将报纸递给了蒋梦麟。蒋梦麟终于轻声念了起来，教授们听得大惊失色。
《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
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
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张作霖曰：“可不是。”
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阁员以他语
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所言多在可解可不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
失色者也。
李石曾担心地说：“这两个军阀不比段祺瑞，一个出身布贩子，一个是马贼，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我想去运动政府，为缓和摩擦起见，派蔡先生出国考察大学教育，先避一下再说。”
蔡元培突然赌气地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
“我不走！再说对付反动军阀，避也不是个办法。”
蒋梦麟想起孙中山“率领三千学子，助我革命”的嘱托，终于目光炯炯地对李大钊说：
“看来在中国，非发动一场革命不可 ”
胡适是消息灵通之士，他沉思片刻，权衡利弊后说：“蔡先生还是避一下为好，现在曹、张二人正和徐世昌讨价还价，先向北京政府索取了一千多万的军费。徐世昌想以边防吃紧为借口要他俩早日离京，可二位偏偏不走，还想让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我想他们折腾一阵子后迟早要走。对付这帮丘八大帅，犯不着动真。”
众教授一致同意，便委托李石曾去疏通关节。他带着李平原背出李鸿章的名头，找了一些北洋旧僚说情。徐世昌也想息事宁人，巴不得蔡元培不在眼皮底下。范源廉又重新出任了教育总长，所以很快就批准 凑巧罗文干等人也要赴欧洲考察司法，正好结伴而行。
临行前，蔡元培又做了几件事。一是先后两次在北大召开授予名誉学位典礼，第一次授予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理学博士儒班、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杜威为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是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刚访问完苏联，带着他的情人，年轻的社会学家多拉·布莱克同行。当时的中国，很快掀起了一股“罗素热”。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事实看出来。一是“罗素研究会”的成立，二是《罗素月刊》的创办。罗素对现象世界和现实本质的看法，与中国佛教哲学的吻合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同时，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给那些已被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验吸引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的情人在女子学校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演讲也很有影响力。她在演说中毫不掩饰自己与罗素的关系，赞扬苏俄对男女关系的改革，告诉中国青年要大胆站起来，反抗旧的婚姻模式，追求自己的精神和经济自由。在当时的中国，罗素和布莱克带来的信息是过于激进 他们不仅深受保守人士的痛恨，英国驻华使馆曾几次想赶他们回国，也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安。在湖南，毛泽东听了罗素提出的共产主义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用教育和启蒙方式实现的观点，非常警惕和反感。他在给法国的蔡和森信中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学校和报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如果只是温和地等待，革命将是遥遥无期。但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却是最让他们发狂的偶像。连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追溯徐志摩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一点感情的线索。罗素来中国时，他已经在美国。一天他忽然惊悉了罗素的死讯，悲痛地哭了一场，还做了悼诗。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已回剑桥去了，就毅然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直奔英国，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学一点哲学。没想到当他抵达英国时，发现罗素不但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几年前就被剑桥大学驱逐 理由是他的同事们不赞成他在一战期间所持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他最近的离婚行为。
蔡元培出国前还去了趟长沙，他是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去参加学术演讲活动的。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他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党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的十分投机。
一天傍晚，师生俩在湘江边散步。毛泽东谈起蔡元培夏天时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的事，大为赞叹。没想到蔡元培却天真地说：
“我试图说明在中国本来就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像孔孟的许多观点，就包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还有男女平等和泛劳动主义的思想。我发现西方许多先进的学术思想，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找到源头。”
毛泽东听了暗自叫苦，却不敢当面直说，只是觉得这位蔡先生实在单纯的太可爱
他又谈起想倡办一所平民主义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为将来改造社会培养人才。蔡元培听了欢喜得满脸放彩，当场要毛泽东起草办学报告，还亲自去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凭着他的声望，当局很快就批准了办学申请。毛泽东从此创办了一所真正属于他的“党校”，培养出一批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共产党人。
当师生俩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谁也没有想到，从此后他俩将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