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湖- 第20部分

　　　
　　　　四川是我事业转向影视的起点。朋友，工作，饮食，起居，路行，一切一切，四川在我的经历里面占有大块的面积。四川的朋友有至今还有联系的，也有还在一起工作的，像前面说到的化妆师黄桦，也有一别既是终生不再见，只剩思念的，也有人海渺渺，从来也没有相遇，也没有音讯的。　　　　
　　　　还要再说四川的一地，一人。　　　　
　　　　电影《舞恋》在四川乐山的外景非常多。在乐山拍戏，剧组住在乐山附近的一个镇上。那是一个生活气息极其浓郁的古镇，窄窄的街道，留有大量的石板路。镇上也是人来人往，确是空气清晰，没有其他城镇人来车往的喧嚣。每天早晨，镇上弥布早点香喷喷的气味，我们穿行在本镇人中间，今儿早晨一碗面条，明天早晨一碗馄饨，香香的吃饱了，拍戏去了。　　　　
　　　　镇上有一顶奇特的小桥，“五通桥”。“五通桥”并不是一顶人们习惯中的桥，却也是让人从此岸，过到五十米以外彼岸的真正意义的桥。初来乍到，看到连接两岸的，居然是一只一只的小木船，用铁索锁定了不随水漂浮，再在上面搭上一块一块的木板，人们踏板踩船，荡荡漾漾，桄桄榔榔地过了河，船和木板，就是了人过河的桥。河为此上、下不再通航。被五通桥截断了的河不通航也无所谓，小镇不大，不仅有老旧的石板路，也有新的柏油马路，还有其他的河，河还不止一条。现在坐在北京回忆当初，“五通桥”估计如果不是通有五条光明大道，就是通有五条有船可以走的河。“五通桥”无论是名，还是“桥”自身，都让踏它而过的人，“晃过”不忘。　　　　
　　　　“五通桥”也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地点。每天只拍一个镜头，黄昏时分，摄影助理手握测光表，看准了只要光线稍纵即逝的那短暂一瞬，千钧一发一声大吼：开始——！　　　　
　　　　余下的白日，我认识了“五通桥”的一位居民。


第四部分行走四川（4）

　　　　“五通桥”人　　　　
　　　　“五通桥”在八十年代初，有两位著名的李姓居民，据说都是造诣颇深的国画家。我们在五通桥拍电影，几个人就商量应该拜访他们一下，一是慕名，再是也为了增加自己的阅历。尤其听说其中一位李画家专画雄鹰，更加增添了我们的兴致，当时我们在剧组的几个年轻人都还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期待在事业上大干一番，雄鹰具有的寓意，就像经常在那个年代象征革命意志的松柏常青，“我们年轻人”，要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在高高的天空！　　　　
　　　　截至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不会陌生我以上的语句！　　　　
　　　　于是我们很快就决定了，先拜访画雄鹰的国画家李老师。　　　　
　　　　当时的五通桥都是绿阴铺就的窄窄街道。李老师就住在其中之一。顺着幽静、细小的街道拐来拐去，拐到了我今日已经记不清名字的一条小街，然后进了一个僻静的院子。院子不大，却是独门独户，几间齐整的黑瓦房，在院内为绿树掩隐。　　　　
　　　　记忆在很多的地方模糊，记忆也在关键的“地带”清晰犹如昨日。如何见面，如何寒暄，我们是如何的冒昧，高兴之中如何带有一些仓促和年轻的尴尬，等等这些就像山水画中若有若无的山中云烟，真相已经被融化，被覆盖。但是我记得李老师清瘦的模样，一件宽宽的蓝色中山装，花白头发，家里面的布置简单中处处透露清静素雅，是一个舒服得“心安理得”的地方。当时我们年轻气盛，与李老师坐对，觉得气定神闲悠然度日的李老师，好像有六十多岁了；如今我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发胖的身态，灰白的头发，又想起李老师，又觉得他当时应该也就五十多岁，如我今日这般。　　　　
　　　　我们以自己仅有的一点国画知识，与李老师“比划”着，当时竟然觉得自己能与画家对聊国画，“还行”，现在想想就脸红了。李老师宽厚仁慈，话语对往没有一处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浅薄。最终大家纷纷表示，请李老师为我们几个写些字，不枉见面一场。　　　　
　　　　李老师欣然允答，为我们几个心情热切的年轻人一统忙乎。我记得李老师当时要写送给我的字是：剑马求不得，狂歌走天涯。我年轻的心骄傲又自负，说“求不得不好”，请李老师改一个字，“求易得”，成为“剑马求易得，狂歌走天涯”，就是我得到了，我还是“狂歌”。如今这些都成为记忆之中的趣事，检点现实，何时何地我都没有过“狂歌”的奔放，倒是一直都在逛荡“天涯”，起码我们拍摄外景还得到处去看，去走啊。　　　　
　　　　我们准备再去拜访的第二位李老师，最终因为拍戏的忙碌，而没有得逞。与我们有了一面之交的李老师大名李道熙，另一位深藏记忆而素味谋面的李老师，大名李琼久。我期待有朝一日再返四川的五通桥，再次寻找两位李老师，赐教。　　　　
　　　　川话川菜　　　　
　　　　说起四川，绕来绕去又绕回来的，还是吃。只要想到四川，无论是四川的朋友，四川的街道，四川天空的颜色，四川拍戏的过去，穿绕其中的，都是四川的吃。吃是大事，能够因为吃而深深记住一个地方，是两者双方的荣幸。　　　　
　　　　四川话里常常有一个用词，叫“鲜的”，四川人可能没觉得有什么，对我这样的外地人，这个词太新鲜生动了。在一九八○年的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门口，有一个小吃大棚，可以喝茶，煮面条，还有四川的小吃。不拍戏的时候我常常去那儿喝茶，或者吃一种奇特的小吃：用肉汤泡煮莴苣叶子，放大量的胡椒和味精，大量！好吃极了，现在在北京的各处四川大吃、小吃店，都没有再看到、吃到那样过瘾的胡椒味精菜汤，建议恢复！在那个大棚，给我来冲茶的伙计常常呼号着“鲜开水来了！”，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开水怎么是“鲜”的开水呢？我只有归纳为四川话的新鲜生动。“鲜”的四川话。　　　　
　　　　“鲜”的四川话还有比较绝的，比如说臭，我们说“很臭”，一个四川人却是说“胖臭胖臭地”，我的理解是胖臭就是“很肥的臭”，表示那么的臭。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的理解完全南辕北辙了？根本不是这样两个字？但是我多次听到这样说，还是相信是这样“胖臭”的意思！　　　　
　　　　四川的麻辣火锅在我欲罢而不能停止地“麻辣”了二十年之后，终究吃坏了我脆弱的胃。现在有四川的观众、朋友谴责我在我们拍摄的电视剧里面对四川的宣传不够“帮忙”，你们一定要念及我几十年如一日对于四川饮食的帮忙，毕竟“影视”与“饮食”的发音还是雷同的，如果大家不理解在影视上我与四川的感情——所有感情的流露都需要机会——起码可以看在我与川菜的分上，理解那种恨不能朝夕相处的喜欢，以至于弄坏了胃。　　　　
　　　　帮忙弄坏了胃的，追根溯源还有麻婆豆腐。也是在四川拍电影的期间，在成都有一家“陈麻婆豆腐”，我去那儿就要一碗白米饭，上面盖一个鲜艳的麻婆豆腐，真是太香太好吃了！而且便宜，所有的川菜都便宜。麻婆豆腐吃在嘴里并不觉得怎么麻，怎么辣，就是香，我也不明白怎么这么香的东西还会把胃给弄坏！应该所有的四川人都知道，“陈麻婆豆腐”就是世界上一切麻婆豆腐的来源，祖宗。百年以前有一个姓陈的老婆婆，长有一脸的麻子，街坊邻居就叫她“陈麻婆”。陈麻婆可能也是千般万般地好，但是遗留下来几百年让我们还记得她的，是她做得的一个绝活：鲜艳的、有点麻、有点辣、有点鲜、有点咸的豆腐。这是麻婆豆腐的来历。四川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现在可能年轻人只知道吃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取名的菜，是“宫保鸡丁”。这个菜的菜名来自与一个叫“丁宫保”的小官吏，他不似陈麻婆，因为从菜名上已经看不出此人的长相，不能说“他长的像宫保鸡丁”，而是宫保鸡丁是他延续至今的首创。此人爱吃花生，并且有个好习惯，不浪费——吃剩了的决不信手撸了扔掉，而是放煮到菜里。久而久之，一个中华名菜脱颖而出。


第四部分行走四川（5）

　　　　萝卜连锅汤　　　　
　　　　丁宫保、陈麻婆是四川的两大名人，只是现在吃着源于他们的名菜，却不大清楚他们来头、典历的人，大有所在。麻、辣代表了川菜的基本特色，“不麻不辣”似乎已经是一件与四川无关的、其他地域的吃事。但是其实呢，好吃的、不辣的、著名的、川菜也有，被我念念记住的，有甜、咸烧白——是两道不同口味的菜，烧白是肥肉，一种做成甜的，一种做成咸的；还有章茶鸭，还有萝卜连锅汤。　　　　
　　　　从我这儿“进口”的四川菜，有两个重要渠道，一个是四川本地，我年幼参加大串联的时候、年轻时代在四川拍电影的时候亲历亲为；另一个渠道是在北京，因为前者的原因开始关注川菜了，竟然在北京挖掘了重大发现。　　　　
　　　　先铺一点小历史：解放前有一家“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在北京西单的西绒线胡同做有一个家，置了一个大大的、典型北京特色的三进（也好像是四进）四合宅院。解放后不知道周作民的去向了，他留下在西绒线胡同的大宅院，成为“四川饭店”，郭沫若题写的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我在山西插队种地。每每回北京，饥肠辘辘馋虫造反，都要纠集几个同学找地方撮饭，或者炸酱面或者涮羊肉或者烤鸭。有一次我想到了四川又联想到“四川饭店”，就约了在京探亲的几个“馋嘴协会”的同学前往。“四川饭店”在西绒线胡同里面十分抢眼，磨砖对缝的青砖外墙，大红朱漆门，在那个年代却是食客冷落，只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大大咧咧、有一日无一日地无所谓哪儿都敢去。大家凑了十几块钱，就可以点四、五个菜，若干瓶几毛钱一瓶的啤酒，和一个汤。我完全是出于经济核算、多点一个菜的考虑，点了萝卜连锅汤。没有想到就为自己的记忆点出了一道不忘的名菜。　　　　
　　　　酒过若干巡，杯盘几尽狼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的讨论也已经三番五次，这时上“萝卜连锅汤”。比较沉默的服务员穿着全中国统一的白色帆布工作服，端上了一只不太大的砂锅。砂锅的中心位置，在乳白色浓厚的香汤荡漾间，堆放着一方豆腐形状的、白色萝卜。伸出筷子，原来“豆腐状”由无数薄片萝卜组成，萝卜已经清炖成为透明，看似“白色”，是因为切成薄片状的萝卜，每两片之间，都夹着一片同样切得飞薄、同样大小形状的肥肉片。送入口中，在啤酒余味的陪送下，萝卜的清淳，薄肥肉的肉感……哎呀！　　　　
　　　　这道“名菜”成为我们那个年代几次在四川饭店解馋的“必修菜”。八十年代之后，四川菜渐渐在各地、在北京多起来，我由此到处流窜吃饭，但是一直没有再觅见过萝卜连锅汤。九十年代处在回味中又寻去四川饭店，同样没有了这道菜，而且其他的菜质也大大减弱。本世纪开始，心头一热再去四川饭店，索性失去了进门的资格：四川饭店虽然还是磨砖对缝的青砖外墙，大红朱漆门，但是已经改良成为一家高级的会员制俱乐部，非会员免进吃饭等等一切。　　　　
　　　　由此我想到我的行业：拍电视剧。好东西与时间的付出成正比。《天龙八部》拍摄结束后在后期发现许多戏没有拍好，原本应该是香喷喷糯口的薄片萝卜夹薄片肥肉，被切成了粗糙的大块儿。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资金，重新将演员邀集起来，将最重要的一些戏补拍了，后期制作也延长了近三个月，做出现在大家看到的《天龙八部》。


第五部分运城“大”麦田

　　　　二○○四年五月十日，我们的《民工》（原《葵花朵朵》）终于在山西运城开拍。在从北京赴山西的高速公路上，不断接到各路报纸的“娱记”们满怀疑虑打来的电话：怎么《神雕侠侣》不拍了？又改拍《民工》了？　　　　
　　　　《神雕》是“神雕”，《民工》是“民工”，这是两班人马在做的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曾经一度的《射雕英雄传》与《激情燃烧的岁月》、《天龙八部》与《青衣》一样，于同年先后开工。《民工》在上一年还是曾用名《葵花朵朵》，春节之后就完成了剧本，原来打算在二○○三年的五月开机，二○○四年应该是收获成果的，结果“非典”突然降临。当“非典”终于远去的时候，连“打麦的季节”也过去了。这样，《民工》成为了二○○四年进入镜头的故事。　　　　
　　　　我们的《民工》开拍的第一场，就是故事主人公一家人在青青的麦田劳作。我们将这一场选在山西的运城。运城是山西的农业大区，太行山下一块难得的平原，黄河弯曲而过，土地的用水、气候都适宜种做小麦。早晨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还是二十几度的气温，而在运城的大麦田，一个真正的、灼人的夏天已经燃燃开始，气温高达三十五度。这是利于小麦生长、灌浆、成熟的温度，再有将近二十天，一到五月底，割麦的季节就到了，青青的麦田成为黄甸甸的麦田，我们《民工》的演员将与农民兄弟姐妹一起，收割小麦。　　　　
　　　　我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山西插队的时候闻名运城的小麦的。那时我们日常吃的都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在运城地区插队的同学一旦与我们遇着，总是骄傲又炫耀地说，他们“天天吃白面”。我们插队的原平，一人一年才分到七八斤麦子，“天天吃白面”真太不可思议，又太让我们羡慕了！进入八十年代，我进了山西话剧院才第一次到运城演出，果然伙食大大好于山西其他的地方，而且“白面点心”供应充足，极大满足了我当时二十多年的向往和羡慕。　　　　
　　　　八十年代中期，拍摄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我作为演员第二次到过运城。　　　　
　　　　拍摄《民工》是第三次进入运城。时光已经将种种事物改变，白面馒头举国皆是，反而是当初让我们“困难面对”的小米，高粱面，成为了价格高昂的好东西。宽畅的高速公路在黄土沟壑、大山里外蜿蜒穿梭，从太原到运城再不是曾经必需的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