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发现——
七十年代后期文学在中国复苏。新时期文学研究大胆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闭、艰难地摆脱苏联批评方法的影响，阔步向前走去。陀氏研究恢复要比新时期文学研究慢，八十年代以后才获得较大进展。
翻译界的举措前面提过，在此略过不谈。研究界在开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学术研讨会后，1986年2月，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掀起我国陀氏研究的热潮。大会收到论文六十多篇，议题空前广泛。
八十年代还出现了中国人写的陀氏研究专著，象刁绍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这时期的评论文章和专著，在充分运用社会学批评的同时，突破单一运用社会学批评的局限，将以往的社会历史评价的角度拓宽到艺术研究范围，对陀氏的艺术观、艺术创作风格、作品文本的结构，具体艺术手法等多方面的成就，进行评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评论文章中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占据主要位置。研究者们开始注意象《地下室手记》、《二重人格》、《群魔》等，五十年代以来被视为批判对象的反动作品。
人们的思想活跃了，鉴赏视野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提高。象刘虎、宋大图、钱中文等对巴赫金关于陀氏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彭克巽对陀氏小说与二十世纪的关系和与现代小说流派的关系的探讨，表明在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音更多了，能与陀氏直接对话的人不再屈指可数。
重读思妥耶夫斯基，中国人突然发现：陀氏作品中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是打动全世界读者的永恒魅力；陀氏作品中执着的宗教探寻，得益于俄罗斯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哺育，更是直接来自家庭宗教气氛的熏陶；陀氏超越了人道主义，带着一生对人的极大兴趣，对人的本质穷追不舍地深探；现实中人的种种丑行尽管使作家每每失望、重又踏上宗教之路寻觅，但他寻求人的奥秘的绝对真诚与投入，更是感染了各国的读者。
重读陀思耶夫斯基，中国读者忽有顿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那里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提出并苦苦追寻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社会变革中的当代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斗转星移。初闻——结识——认识——偏识——再认识，中国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情已经有七十五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中国读者还有吸引力吗？
每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当代社会。现实是人们阅读、体验、思考文学与人生的主要源泉。已经到来的经济时代，以其鲜明的特征造成与以往政治时代的强烈对比。改革开放的浪潮猛烈冲击着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准则、道德尺度、理想追求。不管愿不愿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卷了进去。面对注重经济效益、引进竞争机制的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不但面临着新的生存环境、新的物质产品、新的精神财富，而巨还要承受新旧观念对心灵世界的大冲撞。
近几年，中国人都有一个同感：怎么好象人人都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怎么越来越多的人时时需要作出选择。的确，面临新的选择和灵魂世界的重新组合——是当今无法逃避的现实。
人性中的善恶、爱恨不时碰撞，人们困惑，人们焦灼，人们思考。陀氏对人生本质和人类深层心理的透析，恰好反映出中国人内心的剧烈变化。当代中国人会比前辈们更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作家更能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上升到这个层次，思考型的读者不会放弃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作品大都设有紧张的悬念，情节往往不拘泥于时空递进多变、复杂深邃，哲理化的探求和繁杂多面的人性因素错综交织，既不让人觉得枯燥，又能给人思考的空间，不比看武侠小说逊色，因此，一般读者多少也会留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多元化的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色彩斑斓，读者的阅读兴趣受此影响已经多向分流；喜欢变幻，寻求刺激是当代人的共同特点。“惊人的相似”、本能的亲切感足以使过去的读者对凝重、深沉的俄国文学如痴如醉，但缺少基调鲜明的反差，又足以令当代中国人产生转换口味的欲望；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使得活得挺累的当代人闲暇之余更愿读读轻松愉快的消遣读物，哪怕它难免庸俗，而不愿再花脑筋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进行对话；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态来看，陀民世界中的精神裂变，心理变态，非理性、宗教忏悔等与一般中国读者还是有距离的，接受起来不直观。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读者中还会有市场，但不可能产生“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的明星式效应。其他俄苏名家的作品也存在同样情形。
岁月如流。
通观七十五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影响，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比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作家，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要小得多。历史的原因、杜会的原因，笔者已在前面涉及。
生命如梭。
在经济时代触发一系列巨变的今天，除了金钱，还能不能有别的追随？在苦乐年华的不停搏击中，除了享受生活的赐与，还要不要聆听生命的真谛？
不想仅仅活着，总想活出质感的朋友，实在应该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中国人称你作“托翁”“翁”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尊称。被中国人称作“翁”的外国作家中，只有俄国的托尔斯泰 （1828——1910）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托翁”，“沙翁”——既尊敬又亲切的称呼。
托尔斯泰，这位跨世纪的俄国文坛泰斗，是几代中国读者的好师长、好朋友。
象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向往中国；象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终未实现中国梦。与普希金相比，托尔斯泰更为关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普希金不一样，托尔斯泰直接“拿来”华夏文化的精华、汇入自己的学说。和普希金大不一样，托尔斯泰曾经直接与中国人交往、对话……
要论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俄国作家中，谁也比不上托尔斯泰。“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开始与中国结缘。
1856年，有朋友建议二十八岁的炮兵军官托尔斯泰去中国担任教官。由于正在参加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更由于打算结束军旅生活、重回梦寐以求的文学世界，托尔斯泰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托尔斯泰与中国失之交臂，但俄国文坛多了一颗光芒四射的天王巨星。
1857年，得知英国舰队于1856年无理扫射广州居民的消息，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读到英国人对中国的丑行。”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表达对外国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人民的同情。
还是1857年，在第一次旅欧时写的短篇佳作《卢塞恩》（旧译《琉森》）中，托尔斯泰愤怒地声讨英、法侵略者，谴责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屠杀上千个中国人的罪行。
1881年，托尔斯泰告诉彼得堡的一位出版家，在他成年之后，所有东西方哲学家中间，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很大”，老子对他影响“巨大”。
1884年，迷上中国文化的托尔斯泰写下《孔子的著作》和《关于〈大学〉》（未完成）两篇文章，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
1886年，在著名的政论文《那么我们怎么办？》中，托尔斯泰再次谴责欧洲列强掠夺屠杀中国人的强盗行径。
1893年，痛感俄国读者对中国思想宝库一无所知的托尔斯泰，亲自上阵，同他的助手着手从法文和德文转译《道德经》，但因故未能发表，十分可惜。
1898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严厉指责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想霸占中国的野心。
1900年，获悉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托尔斯泰奋笔疾书，以一篇《不可杀人！》，对八国联军的野蛮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1905年，不懂中文，一直无缘和中国人接触的托尔斯泰，终于获得一个直接与中国对话的机会。曾经留学俄国的张庆桐投一长信致这位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欣然回以长信，信中谈及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的思考，劝告中国不要效仿欧美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也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他还指出，改进自己的技术力量不是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才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06年，在收到上海俄国总领事馆转交的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两本著作后，托尔斯泰仔细阅读，写了回信——《给一个中国人的信》。信中流露出大作家对勤劳、智慧、善良、温和、忍耐的中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和赞赏，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痛恨，表达出希望中国人民不要重蹈欧洲人的覆辙的真诚心意，同时也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寄希望于军队、暴力，要保持宽容、明智。
1910年，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接到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出版的一份英文刊物，读后很喜欢，对秘书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只是托尔斯泰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无法进行长途旅行。中国之行化作了永久的梦境。
托尔斯泰年轻时，有机会来中国，可他兴趣未至；托尔斯泰垂暮之年，又有可能前来老子的故乡，可他却已力不从心。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在一系列的政论文章，甚至艺术作品中，均拿欧洲人在中国的强盗行为作靶子，以此证明所谓“欧洲文明”的罪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世界观的转型期，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尤其迷恋起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
他迷上了
老子、孔子、孟子，还有……
托尔斯泰，一个俄国伯爵，怎么会迷恋起深奥的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对华夏先哲们的领悟那么准确、深刻？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佩服，不可思议的凡人——托尔斯泰的的确确是个创造奇迹的伟人。
从前面几章的介绍中，细心的朋友恐怕已经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无论是普希金、果戈理，还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基于双方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积淀和现实需要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样也作用于托尔斯泰。
从文化背景看，俄罗斯文化有接受东方文化的可能性。
俄国，地跨欧亚大陆。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决定它是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场所。碰撞必然引发渗透、吸收，因而俄罗斯传统文化既有西方特征又具东方韵味。
十八世纪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国打开了通向欧洲的门户。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西方精神文明撞醒了落后封闭的俄国。俄罗斯民族文化产生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民族开始主动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融合。文学上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俄国作家几乎都受益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先进文化。
东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要比西方文化早几百年。十三世纪初，基辅罗斯分裂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国，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期结束。这时期，住在罗斯以东的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已经建成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帝国。从1240年蒙古军队入侵罗斯，到1480年罗斯获得解放，俄罗斯人沦于蒙古人统冶之下达二百四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伴随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子孙的金戈铁马，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也西进俄罗斯。文学仍是最好的明证：在前苏联多民族的文学中，我们仍能从鞑靼文学作品找到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诗歌。
没有俄国有识之士，特别是代表俄罗斯民族文化精华的作家们对异质文化的容异意识和广纳四方的胸怀，就没有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几代文豪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功。
从民族心理积淀来看，俄罗斯文化中的村社制、专制体制、群体主义、顺从、善、神秘主义、有神论等因子已经沉淀到俄罗斯人心灵深处，形成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俄罗斯人身上罪孽意识重，他们注重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忏悔。这种原罪感与苦难意识融合，形成俄罗斯文化的深沉、厚重。自然环境、异族侵略和国内的政治体制对俄罗斯人的多年磨合，化为这个民族的心灵重负。
农耕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性、儒家思想几千年的传统等因素导致中国文化以“中庸之道”为主体的特征，它反射到民族心理结构上就表现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自我完成，必须借助社群、中国人的含蓄内向——中国人很“乖”，善于服从、中国人的羞耻感——中国人总是以别人怎么想为主，怕对不起别人，好面子（不同于俄国人的罪孽感）诸如此类的自我压缩的人格。
另外，思维方式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就思维内容而言，俄国和中国都带有明显的政治伦理化倾向。
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在文化心态上的相交、相近，最好的体现也是在文学上，而托尔斯泰表现得格外突出——他的托尔泰学说、他的道德说教和道德力量充满浓重的东方色彩。
从现实需要看，世纪之末，社会、人生总是充满动荡与不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俄国，农奴制被废除，资本主义急速发展，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历史进程改变着贵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动摇着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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