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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未解之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那些女主持人当中有一位站出来说她曾被强迫为日本人做广播——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日裔美国人正访问东京——她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阿美的名字又出现在报纸上，然而这一次人们对她颇有微词。另一位阿美·埃尔哈特，艾米莉的母亲，每天都关注着这些评论，尽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她还是从马萨诸塞的梅德福赶到旧金山。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告诉记者们，她的女儿对环球飞行一事讳莫如深，并不像通常那样与她分享一切秘密。
“我确信，”埃尔哈特夫人说，“她在执行政府公务，很可能是口头上的命令。”
一九四四年，在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陆军情报局陷入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有可．能使他们处境尴尬的恐慌中，为此，他们派G．P．去凋查那些广播。因为在我当年的报告中——一九四○年六月，向威利姆·米勒所做的报告——我曾提到过塞班岛的岛民为艾米莉起了一个“东京罗丝”的绰号，也许他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并为此忧虑了。
但是，日本人不会这样隐姓埋名地利用艾米莉，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握有这张王牌，真的使她转变了立场，他们会利用她的名气大造舆论的。不，阿美在那个风雨之夜就死了，在我们眼看就要得到自由的时候，如果苏朱克局长与杰苏斯·萨伯兰不在那个节骨眼上走出那家妓院，我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我没有听到过苏朱克的死讯，直到多年以后，J·T·布迪·布什，来自达拉斯的那个德克萨斯佬，告诉我米扣·苏姬塔夫人——米扣·苏朱克的女儿——提供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曾在塞班岛的第一份证明。苏姬塔夫人对布什说，她曾听到过她父亲与其他戈瑞潘警察局的官员们讨论是否对那个女飞行员处以死刑的问题，苏姬塔夫人很为她父亲同意执行死刑而感到尴尬。
那位塞班岛前任警察局长并没有随同那些日本人从舍身崖上跳下来，在山里躲藏了一段时间后，苏朱克投降了，并同占领军合作了。由于疲劳，他被转送到医院帐棚里，在那里，一个目击者看到一个岛民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给他灌下了毒药。这个案子由一个名叫杰苏斯·萨伯兰的土著警察来调查，由于他的“警察背景”，他被任命为苏苏皮集中营的“司法长官”，但那桩谋杀案没有被破获。
女飞行员杰奎琳·考克瑞·奥德姆，艾米莉的好朋友，成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女人，她的任务是调查战争中“扮演日本女人”的播音员。杰奎琳报告说在帝国空军司令部里看到了几份关于艾米莉的卷宗。在我与艾米莉过从甚密的那几年里，我没有见到过奥德姆夫人，我与她的会面是在后来她有钱的丈夫福劳德·奥德姆雇用我调查与他们的化妆品生意有关的间谍案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能让我认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过的证据，”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德尔的奥德姆牧场里，在晚餐桌上，杰奎琳对我说。她是一个可爱的金发美人，就像失踪的阿美的姐妹，“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向你证明她就是东京罗丝。”
她还给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送给她的纪念品：一面小小的丝绸国旗。
不知什么原因，从军队中服役回来的G．P．普图南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他仍在撰写并出版新书。由于生病，他迁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养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战后的普图南显然温和多了，那些无耻的宣传伎俩已被他置诸脑后。一九五○年一月，他由于肾病死亡。
保罗·门兹的军旅生涯是明星式的，不仅因为有众多的男演员在他手下服役，像克拉克·盖博，罗纳达·瑞根和阿兰·拉弟；还因为他的小队拍摄了三万英尺长的胶片与上百部军训电影；此外，门兹中校还在北大西洋与非洲拍摄了一些战争镜头。
战争结束后，保罗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飞机租赁行当。他与泰瑞的婚姻既幸福又长久。电台评论员，有着普图南风格的世界探险家劳威尔·托马斯雇用门兹为著名的辛那瑞马工程摄影。作为摄影师，门兹经常坐在改装后的B——25轰炸机机首的椅子上，拍摄影片《这就是辛那瑞马》。好莱坞黄金时期绝大多数人著名的飞行照片与胶片都是由门兹与他的飞行小组拍摄的，门兹死于一九六五年，在拍摄《凤凰的飞翔》一片中由于飞行事故在空中遇难。
詹姆斯·福瑞斯特在二战中从白宫的行政助理一职升任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九四四年，当海军部长死于心脏病后，福瑞斯特担任了部长；一九四七年，他成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届部长。他的信条是“建设”海军，把战舰从不足四百艘增加到一千五百艘以上；他精力充沛，经常到一线去作调查，这在内阁成员中是不多见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恶毒的反共分子，对犹太人充满歧视。
自从杜鲁门总统强迫福瑞斯特辞职以后——新闻界攻击他为战争投机商——他明显地陷入到沮丧之中。两个月之后，他跳下——可能是被推下——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海军医院的十六层高楼，据推测，他曾想把浴袍的带子系在卫生间的水箱上吊死自己，跳楼看来是比上吊更成功的办法。
在我过去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中，叵尼尔·提索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为保罗·门兹做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唐妮·雷克在五次坠机事件中死里逃生，却在一九四三年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厄尔·卡洛尔与他的歌舞女郎兼女友贝瑞·威利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飞机失事中双双遇难；狄赛·迪恩，那个棒球明星，在投球的手臂受伤后退役，开始教练一些初学者；我没有再见过玛特尔·门兹；玛戈在几年前过世了——她终身未嫁，可能是在等我——也可能是在等阿美。
弗莱德·努南的遗嫣，玛丽·碧——我为她带去了努南的消息——嫁给了一位鳏夫，生活很幸福；尽管阿美抱怨过她的家庭，事实却证明阿美有一位非常忠诚的母亲和姐姐，她们两个人在任何场合里都非常维护她的荣誉。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她的女儿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信念，一九六二年十月，她在九十五岁的高龄上谢世。
从波士顿到火奴鲁鲁，横穿美国的十多个城市都把艾米莉·埃尔哈特的形象做成徽章与标志，以表示纪念；街道与学校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纪念邮票上印有她的头像；图书馆与博物馆收藏她的遗物；关于她一生事迹的电视片与纪录片反复播映，她设计的行李仍在生产并出售。
与此同时，解答她失踪之谜的调查与探险丛书也一部接一部问世，很少有调查者能追逐到我的行踪，我更绝少与他们合作；而且，我也不看他们出版的书籍。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在艾米莉·埃尔哈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此外，我同山姆大叔签订的合同让我守口如瓶，这就像同魔鬼做了交易——没有逃脱的余地。
政府部门对艾米莉在塞班岛的故事一笑置之，虽然由于信息自由的法案使一些文件偶尔公诸于世，使这个“理论”得到支持，但大多数有关的信件与文件却仍堆在角落里或者已被销毁。但海军上将查斯特·W·尼米提兹，战时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后来海军地面指挥部的部长，承认艾米莉·埃尔哈特事件的真相，将会“动摇一些人的想象”。
一九六九年，事隔这么多年以后，我接到了罗伯特·麦尔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塞林纳斯市的一家糖厂工作——打来的电话，这让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在他父母的家中通过一台家用收音机收听令人兴奋的实况节目的情形。他仍是一副生气勃勃的老样子，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艾米莉的回忆录，在周末与假期，常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
他的话在我心里产生了古怪的反响，糖业大王马特修·哈瑞吉男爵的雕像隐约出现在艾米莉·埃尔哈特这位忘年小友的身后。他现在在糖厂工作，通过巡回演讲以增加收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得梅因市的那座圆形剧场里讲演过，我也不知道那座圆形剧场还在不在。
“她还活着，”他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尽管他的声音低沉，听起来还是像个孩子，“她现在改名叫伊莲娜·伯拉姆，住在新泽西；弗莱德·努南也活着！”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头一定很疼。”我说。
“什么？”
“没什么。听着，罗伯特，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弗莱德·努南是那个名叫威利姆·万·杜森的家伙，那个前空军少校和那本书的作者调查了他们两个人：万·杜森与伯拉姆，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材料都是伪造的，这看起来好像是根据目击者保护法案在保护他们。”
“我不认为他们是受到目击者保护法案保护的人。”
“你怎么知道？如果艾米莉变成了东京罗丝，也许当局会想方设法……‘隐藏’她。”
“罗伯特，接到你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你不想为我调查这件事？”
“你打算雇我？”
“我雇不起，我只是个工人。”
“我工作也是为了谋生，罗伯特，谢谢你打来的电话，祝你好运”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应该为罗伯特·麦尔斯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哀，他与艾米莉的友谊让他的一生都富有意义；然而，他也生活在苦恼之中，这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穿插在他的生命里，让他的思想变得沉重。
我当时也在场，我与他坐在起居室里，我了解他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他不知道我了解的事情罢了。
那本声称伊莲娜·伯拉姆即是艾米莉·埃尔哈特的书的作者遭到起诉，书也被从书架上撤下来。这件事一直索绕在我心中，一九七○年的某一天，当我访问曼哈顿A—I侦探事务所时，我顺路去了纽约贝德福希尔斯。我在福斯吉特乡村俱乐部活动室的酒吧里找到了伊莲娜·伯拉姆，她正同另外三个女人在一起。这些女人看起来都快七十岁了，她们似乎很高兴有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家伙来拜访，尽管他已六十中旬了。
我立刻认出来谁是伊莲娜，她的确与阿美长得很像，虽然她的鼻子与阿美略有不同，更宽，更大；而那双眼睛却与我梦绕魂牵的眼睛一样，是熟悉的灰蓝色。
她站在那些女人身边，穿着高尔夫衬衫与短裤，看起来非常性感。我对伊莲娜说：“我叫内特·黑勒，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
“哦？”她向我微微一笑，“是谁？”
“艾米莉·埃尔哈特。我知道你曾经是一名飞行员，你同她一起飞过吗？”
“当然，我曾在九十九飞行大队……哦，我的上帝，我希望你不要相信那本书上所说的鬼话。”
那句“哦，我的上帝”让我惊然一惊，这是阿美最喜欢说的口头禅。
但她不是阿美，阿美不会在望着我时对我们曾经拥有的感情无动于衷。如果由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因素，她果真是阿美：她在那夜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被送到东京，在那里被日本人洗了脑，然后返回家乡，又再次被山姆大叔洗了脑……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是真实的，还只是一种可笑的推测，我已不想知道。
不论这个女人是伊莲娜·伯拉姆，还是艾米莉·埃尔哈特，我只确定了一件事：我的阿美已不在那个老妇人的眼睛里了。
我同那些女人们坐在一起，她们喝一种热带饮料，而我喝朗姆酒。有一个女人是个寡妇，有一个可爱的男孩和一张优雅的脸孔，我猜我可以得到她的青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老男人了，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改变了。
伊莲娜·伯拉姆死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她把遗体捐献给了科学，她的家人遵照她的遗嘱，没有让那些追逐在她身后想确认她的真实身份的猎奇者得到她的指纹。
大陆DC——10飞机懒洋洋地盘旋在塞班岛上空，透过云层，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岛的轮廓。飞离关岛四十五分钟了，布迪·布什，他的二人摄影小组，还有我坐在飞机上。第一眼瞥见塞班岛，感觉这座狭长的小岛到处覆盖着丛林，一座大山从岛的中部隆起；当飞机飞得低一些时，嵌着贝壳的悬崖，白色的沙滩次第显露出来，还有公路、楼群与耕耘过的庄稼。
从空中俯瞰的塞班岛与我在“美国人”号纵帆船或它的救生艇上看到的略有不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到过塞班岛的人都会对它念念不忘：环绕着小岛的海水蓝得耀眼，绿得眩目，如同一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呈半透明状态。
“总有一天，我要带我妻子来看一看，”布迪说，“她不相信我所说的海水是多么美丽的话。你以前来过这里，内特——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海水吗？”
“你越喜欢这里，布迪，”我说，“你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少。”
布迪因为没能让我向他透露我过去在塞班岛的经历而感到沮丧。
“夜晚的星星……”他又开始了。
“又大又亮？宛如钻石？”
“回想一九四五年，那时每个晚上我们都躺在帐篷里的帆布床上，听扬声器里传来的胡根·卡米歇尔的《星尘》……他的这首歌似乎是专门为塞班岛而唱的。”
“我表示怀疑。”
“好了，”他防范似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它这样的小岛，成群的星星散落在夜空……是我那时太年轻的缘故，还是记忆在同我开玩笑？”
“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说。
即使从空中俯瞰，第二次大战留在小岛上的创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的阴影仍不时浮现在小岛和平的氛围里：离海滨几百码远处有一辆沉没在海中的坦克半露出水面，一艘驳船的残体搁浅在珊瑚礁上，一架失事飞机的残骸一半没在水中，一半横卧在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