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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酒徒不知这回事，一日喝醉了酒，撞到了这棵槐树。槐树看上去有些损伤。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官兵把他拿住了。官兵问景公该如何处置，景公说：“这还用问？照已颁布的国法处置，拉下去。”
君王的具有“普遍性”的令，也属一种国家法律。这是不言而喻的。
酒徒有个女儿，漂亮而又聪明。听说父亲犯事了，她觉得冤枉，想帮一把，于是托人传话给齐国有名的宰相晏子，说：“我是城外一个小女子，特别向往服侍相国，愿在相府后宅充数做个小妾。”
可晏子更是一个明白人。他琢磨：“我一来不好色，二来人老了，身材五短，为人又不谋取私利，为啥她乐意给我做妾？里面定有文章。”
两人见面，晏子还未发话，小女子已是抢先说道：“这景公因为一棵槐树，便立下不仁的法令。我爹嗜酒，时常糊涂，不小心撞上了那棵槐树。现在，官兵非要治罪。听说，英明君王时刻为小民着想，不为禽兽伤害百姓，不为禾苗伤害禽兽，不为野草伤害禾苗。这不应该是假的。可景公却要为一棵槐树惩罚家父，要我成为孤儿。父亲受罚事小，因罚损害君王名声道义事大。您说，是不？”
晏子一听，心想：这小女子文化不高，可居然能说会道儿，而且说的在理。
第二天，见到景公，经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说，晏子愣是叫景公心服口服地废掉了那法令。有书记载，晏子叫晏婴，才华横溢、治国有方。景公啥事都听晏子的。现在晏子吭声了，景公自然没有二话，废掉法令之后又放了小女子她爹。
这故事，显然说明了法律有好坏的问题，而且，暗喻了人之德性对法律的重要。
德性从何而来，大体只能来自教化了。现在人们乐意以为，对人的操守，法律要比教育来得更有效率。对君王，也可以用法律来制约。这话顶多一半是对的。如果一国之法是由君王来做主，或者即便不是君王，是由一些人来制定，那么，制定者的德性将是至关重要。他们的好坏，决定了法律的好坏。而且，即使可以说说对他们的法律制约，最终还是无法逃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制约”的问题（像在现代国家里法官对其他官员的制约，前面《“清官”的再议论》小文提过这点）。前一部分人，依然有德性教化这一茬儿。难怪人们会疑惑地问：谁来制约“制约者”？
古人传说有趣，不仅提到处于法律要害之位的君王的德性教化，而且，还提到说德性教化的人的自我教化。
也是那个《晏子春秋》，又讲了一个猪腿的传说。传说意思是，晏子一次吃早餐，送来的食物里面有蒸熟的小猪。小猪躺在盘里被送来时，俩腿应该露在外边。这是一个伺候规矩。可是，晏子惟独不吃猪腿，觉得那东西放在嘴里不舒服。有意思的是，晏子心里对这不踏实。因为，不吃不算，送来后又送走，这是明摆着浪费，又叫别人看见了。于是，晏子对伺候的人说，明儿送早餐，猪腿不要露在外边。
谁知，第二天，小猪俩腿不仅没“露面”，而且根本就“跑”了。
晏子皱起了眉头。伺候的人见状，连声说到：“真是对不住，猪腿丢了。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晏子却说：“甭查了。”伺候的人不明白，心里直打鼓。晏子一笑，唠叨了两句：“东西多出来了，自己不用，自然应该分给别人。藏着掖着，甚至浪费掉，别人当然要偷了。您应教我不要藏着掖着，不应教我寻觅窃猪腿的人才是。”
古人有时明白事理，而且极有反思意识。传诵这些段子，其潜在目的，不仅想要点明法律运作关键位置上的人物需要德性教化，而且想要点明，对这些人物说教的那些人，也应时时检省自身。这就于不经意之际，深入到了法律文化构建的根处，提升了法律的人文基础。
三、思古“父母官”和“公仆”
现在，舞文弄墨者越来越着迷日常词汇的文化意义。因为，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社群对词汇的使用大有区别，而词汇使用的背后，总是显现了说话者的意识、观念，以及文化背景。甚至有人说，在“听其言观其行”中，最重要的倒应是“听其言”，而不是“观其行”。一句话，词汇是文化变迁的“标签”。
我们就当这是真的，来看看“父母官”和“公仆”这俩词儿。
在一般日常语汇中，“父母官”一词儿使用率蛮高，“公仆”一词儿可能低点。对于特定档次的一个“干部”、一个“领导”、一个“负责人”，或者干脆一个“官”，我们首先会想到“父母官”，其次才会想到“公仆”。如果此官特有责任心、体恤民情、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而且时常面带慈祥微笑，百姓通常就容易先将“好父母官”，后将“好公仆”的词儿，献给他（她）。
专家考证，国人宋朝那会儿就有了“父母官”一词，只是很晚才有“公仆”的概念。这一晚不要紧，恐怕就到了民国初年。此时，洋人文化已开始和国人文化难解难分，彼此消长，“联姻”互动。“公仆”那词儿，虽说不能肯定就是缘自洋人的文化“入侵”，可与之有点联系，当是清楚的。起码，我们知道有个“巴黎公社”，那里边的“官”与一般的工人，真是“不同工却同酬”，毫无特殊待遇可说。“公社”的人，笃念绝对平等，而且信奉一个说法：“官”，是公众的仆人。
当然，洋人的影响终究是效果不大的。所以，我们难免要想到：“父母官”一词那么早被国人挂在嘴边，而“公仆”一词那么晚才“问世”，可能是今日多用前者而少用后者的一个历史缘由。
另外，“父母官”一词的使用，也和一个我们的文化习惯颇为协调。这文化习惯是“自下而上”地注视官员，对其权力崇拜尊敬有加，认为他（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父母”关怀，须仰视才见。古圣人如孔子、孟子，时而在旁吹风，说些官者“为民父母”、“民之父母”，这也是在暗中巩固这等协调关系。而“公仆”一词的使用不同了。它需要另一种文化习惯：把官看作平等的“其所做是理所当然”的公众职员，不存在“自下而上地注视”这一说。洋人有这习惯。如果和公领域的法律联系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头一词的使用，兴许更表现了一种“权力”意识，后一词的使用，则表现了“义务”（官之义务）意识。
对这俩词儿有了如此一番理解，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看法：“公仆”一词也许更好，听来更加顺耳。倘若官官都有公仆义务的意识，较少父母权力的观念，那么，社会自然是美不可言的。如果百姓的词汇也少用“父母官”，多用“公仆”，当然有助于官员的意识转变，进而拉动法律文化的有益提升。
不过，笔者还是觉得，在百姓中留下“父母官”这个词大有用处。对一般的官，最好把他（她）看作公仆，而对一种特殊的官即法官，倒应看作父母官。因为，如今我们特别需要法治，而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让法律有个最高权威，让法官扮演一个最为重要的“独立”角色。对法官自下而上地注视并且崇拜尊敬，就是对法律最高权威的敬意。
当然，此时的法官，自己就更有必要把自己视为公仆了。
三、思古家族的小辈与长辈
大清嘉庆年间，山西有个农民，名字叫孙守智。孙守智节俭勤快，种树一流，小活儿干得就是无人可以出其左右。没有多少年，他就把自家园子里的树种得挺拔参天，弄得那些嫉妒者都想锯它一棵。那时，当地的木材特别紧俏，不仅村里盖房造车（马车）需要它，就连京城朝廷也是不断出钱来采购。所以，孙守智家里的树更叫人垂延欲滴。一个深夜，孙守智睡得朦朦胧胧，忽然，外面响起了均匀有节奏的锯树声，果然是有人动手了。他蹭地从被窝里蹿出来，抄起一把铁钩杀将出去。
遭遇小偷，应该是毫不客气。
于是，见到贼人，孙守智二话不说，抡起铁钩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儿，偷树的人已是肋骨断了四根，趴在地上不能动惮了。孙守智揪起一看，心里一紧，趴者原来是远房亲戚孙伦元。论辈份，孙伦元还是他的“叔叔”。孙守智摇了摇头，把他又扔在地上回屋了。岂料，孙伦元爬回家后，自觉无颜做人，便直奔房梁，上吊而死。
大清那会儿的法律，没把孙守智这类“动手”行为叫做什么“防卫过当”（我们容易想到他是不是防卫过当），只是奇特地叫做“斗殴”。“斗殴”，就是一般打架了，常事一桩。可斗殴伤人，处一百大板，另加三年徒刑。不仅如此，对孙守智还要罪加一等，加重处罚，因为，他和孙伦元有个亲戚关系，在亲戚关系里他又是小辈儿，孙伦元则是长辈儿。这般“殴打”，是坏了家族尊卑的上下关系。
这个案子里边的法律，昭示了古人的一个重要理念：家族尊卑为重。许久以来，这个理念搞得古人不仅在正的方面大力宣扬“长辈优先”，而且在反的方面严厉惩诫“小辈犯上”。此等传统异常牢固，就连当时嘉庆皇上提出异议，认为孙守智可从轻发落（因为孙伦元偷窃在先），也被刑部一班人马顶了回去。刑部及不少官吏都说：同是一个“伤人”行为，常人处罚轻一点，家族小辈成员处罚重一点，这个规矩不能破。
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想起小辈与长辈的关系那么重要。他们以为，只要都是“故意伤人”，那就要一刀切齐，不得有个家族尊卑之类的东西“节外生枝”。所以如此，因为西方人老想着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老想着有“个人”才有“家族小辈长辈的关系”，以至在法律上老绷着“凡事一律平等”这根筋。
往深了说，古人强调家族尊卑之分，是为了家族稳定以至社会稳定，最终是个秩序的观念。而西方人喜欢个人平等，是为了社会公平从而使人们对社会有个稳定的心态，最终也是惦着秩序这个东西。
目的一样，手段不同而已。
三、思古父子相隐
这里的“隐”，大体上就是隐瞒的意思。
在法律上的“父子相隐”，是说如果当爹的犯事了，儿子瞒着，而如果儿子犯事了，当爹的瞒着。瞒谁？当然是官府。说起来，有罪了还互相隐瞒，瞒的又是官府，真是大逆不道。可是，有的古人就是这么鼓吹的。他们的法律，有时就是这么鼓励的。
这话得从《论语》讲起。
《论语》里讲了一段叶公和孔圣人的对话。叶公说：他那里有个人特别坦诚正直，当爹的偷了人家的羊，自己便挺身而出做证人，毫不犹豫地向官府告发了。可孔圣人却说：这边的人不这样，父亲偷了羊，儿子一声不吭，儿子偷了羊，父亲也是瞒上瞒下，这边人以为，这才叫坦诚正直。
虽说孔圣人的话让人听着有点别扭，可是，他到底是“一句顶一万句”。打汉朝开始，法律就规定了如果儿子告发父亲，将以不孝之罪处以重刑，而亲属之间相互隐瞒，倒是全然无罪。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还说，儿子告了父亲，如果父亲没罪，儿子就要被绞死，如果父亲真有事儿，儿子也要挨上一百大板，另投进大狱关上三年。
对这个，我们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要是允许这么互相瞒着，那犯罪岂不是难以剿灭，对罪犯本人来说，也不将是有恃无恐，最终危及国家的秩序？孔圣人当然知道这点，所以，并不一个劲儿地反对“大义灭亲”。有一个人曾徇私枉法，其亲人就主张戳尸重罚，孔圣人就在一旁不住地拍手称快。而古人的法律，大凡涉及谋反叛逆之类的罪行，也不提“可以隐瞒”那回事了，相反，还要株连亲属，一人犯事殃及全族。
看来，事事都是可以两边儿来说的。
显然，孔圣人是想扯平两个东西：亲情的伦常道德和社会的政治安全。在“忠”（社会安全）不是那么紧要的时候，让“孝”（亲情伦理）占个上风。古人用心复杂，以至让人不仅在法律之外遇个“忠孝两难全”，而且在法律之内也碰个“忠孝相对立”。这和洋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洋人也要扯平私家权利和社会安全的关系，而在更多的时候却让私家权利占个上风。除非对国家太危险了，否则绝不把私家权利或曰个人权利一扫而空。
今天，我们自然不会再去主张“父子相隐”，但是古人和洋人都有一个提示，即在社会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需要考虑，哪怕那些价值和这个“安全”相互对立，也是如此。
三、思古情的“差序”
“差序”是个学问词儿。学者费孝通用过它，拿它来说中国人之间情的层次关系，说得贴切、舒服。在那本饶有趣味、几乎朗朗上口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
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大凡研究中国乡情的人，都知这段话。
提到“差序”俩字，我们是想接茬儿再唠一下上一小文说到的“父子相隐”的深层肌理。
可以想象，在中文中，“父”字时而简洁的代表了“父母”。而与父母的关系，几乎一定是家庭关系中最为打紧的一环。这人哇哇坠地，便是父母喂着养着，除了天地日月的景观，就是父母的音容笑貌了。和父母厮守，是咱们投胎社会后的第一程序。接下去，随着岁数添增，才会出现和兄弟、姐妹、爷奶、爱人、远亲、同学、老师、乡亲、同事、上司、国人之间的逐渐“降温”的人际关系。
“套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