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够估计。我个人知道许多次强奸的事情，因此相信我所接到的一切报告，皆属确实可靠。不过，我们也无须加以估计，因为九千五百次或九千六百次的强奸，对于这种滔天的大罪恶，究竟会有什么判别呢？有一天早晨，我在广福遇到东吴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含着眼泪告诉我，日本兵强奸了他的美丽的姊妹。我还看见许多乡民，坐在路边发抖，因为一队武装的日本兵把他们驱逐出来，截留了他们的老婆和女儿。
“那一晚，一个中国人恳求我住到他的家里，去保护他的女儿和几个避难的姑娘。我答应了，确乎做了一件好事。当夜十一点左右，我为电筒的闪光所惊醒（电光从门顶上的小窗射入）。有人在我耳边低语：‘日本兵来了。’我手执电筒，冲入隔壁的房间。我瞥见三个日本兵用电筒闪照着睡在地板上的十多个姑娘。我的出现使他们大吃一惊。当我们怒声诟斥时，那些匪兵就匆匆下楼。在紧张的关头，主人没有离开我的身旁。
“我必须讲出这一件事情，否则，我的良心上不会安宁。要是有人相信在华的日本军队确欲使中国人民过着更好更愉快的生活，那么，请他去观光一下南京上海间二百哩以内的情形罢，请他去目睹难于令人相信的荒凉和破坏的景象罢。在六个月以前，这一带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是中国最繁荣的部分。
“可是，如今一个观光者所能看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村和小镇，农田是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妪，凄凉地耕种‘福地’。牲口有的是给杀掉了，有的是给抢去了。凡是配备着现代武装的野蛮军队所能实现的各种破坏行动，日本军队是样样做到了。
“被迫离开田园的那些老百姓，如今究竟在何处呢？
“无数的老百姓是给杀死了；许多人已经残废，终身残废；还有许多人蜷伏在收容所中，或藏匿在山洞里，不敢重返荒芜的田园、空无所有的店铺和完全破坏的事业。就是有人敢回去，疯狂的日军也不准他们回去。
“鉴于以上种种事实，控制交通线的日军，向全世界宣称他们现在正使中国人民重返故居，去过和平而丰满的生活，这真是无耻的欺骗呵！”
芜湖是扬子江流域一个相当繁盛的商埠，东北距南京五十八哩，距上海二百六十三哩，约有人口十四万。许多年来，芜湖也是一个重要的教会中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即在南京陷落的三天前，日军攻入芜湖。以下几段是从一位外国教士的信件中摘录的，叙述日军占领芜湖前后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日为止的情形：
“自战争扩展到芜湖境内后，你们定必牵挂我们，好像我们牵挂你们一样。我将此间发生的若干事情，作一简单报告。试从十二月五日说起，我希望这概括的叙述可以使你们明了在这艰苦期间我们所处的环境。
“十二月五日是礼拜日，我们都在教堂内做礼拜，突然听到天空的飞机声（这渐成惯常的事情），立刻又听到连续的可怕的爆炸声。大家一齐起立。我们当时主张打开窗门，认为无须惊恐。我们继续进行礼拜的仪式，约十分钟，又听到更多次的可怕的爆炸声。我们走到教堂前，看见怡和洋行的一只船已起火燃烧，火车站一带似乎冒着浓烟。几分钟后，飞机似乎要离开了，我吩咐把汽车开到门口，车夫却已失踪，我不得不偕职员一人亲自驾车前往。在飞机去后半小时内，我们赶到江边马路，将受伤的平民分批送入医院。因为大家毫无准备，所以这一次损害的情形非重惨重。到处是已死的人和将死的人。我们到英国的炮舰上，始知有许多弹片击中该舰，巴洛（Barlow）舰长略受微伤，水兵忙着抢救落入水中的受难者，舰上的军医忙着给予初步的治疗。一艘英国的海军曳船已与起火的德和轮并舷而行，援助抢救船上的旅客。太古公司的大通轮，恰也驶近船身，准备动作，但也为弹片所击中，幸未起火，立刻驶往对江。整个下午及晚上，赴医院的受伤者有一百人，其中八十人须住院治疗，医生施行手术三十次。
“十二月五日以后，我们所过的日子很兴奋很紧张。日机接连来轰炸三天。各路自早至晚都塞满了赴四乡逃难的民众。悲惨的景象从我们的门前络绎而过。合家大小携带了随身的被服，流亡到丛山和荒郊，大人背负或肩挑孩子，愁眉哭脸，形成不断的行列……
“占领芜湖的日本军队，十二月十日以后，数量愈见增加，在铁路江边和太古公司江边等处，构筑炮兵阵地。日本兵对付未及撤退的少数中国兵，极尽残暴的能事，对付在行动上稍有不满的平民也是如此，看见任何民船或舢板驶往对江，就开机关枪扫射。有一只船漂荡到医院前的岸边，船中三人都已受伤。入医院治疗，一人身中十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芜湖”
“过去的十二月，每天都充满了紧张、困难和有时是危险的经验，但迄今为止，住在我们的医院基地内的难民一千四百人（他们信赖我们能够加以保护），完全无恙。日本兵时常要求走进院门或攀墙而入，一千四百个难民挤在只够容纳四百人的地方，要照顾他们的食住卫生和秩序各项问题，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我们每天须运用我们的机敏、耐心和忠诚。
“在占领芜湖后的第一个星期内，日军对于平民滥施虐待屠杀，对于住宅恣意抢劫破坏，超过我旅华二十年中所经历的任何事变。中国兵不曾侵扰芜湖外侨的财产。日本兵却不然了，他们侵入外侨的住宅，大肆掳掠。有两三处因有几位美国人看守，始克保全。
“此间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所以芜湖的情形，或不及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严重。日本兵似乎特别搜索妇女，以供污辱，在若干天内，救护这些妇女便成为主要的活动之一。只要听到有妇女藏匿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稍迟疑，驾车出去寻觅。有几天，我甚至出去四次，载回年轻的妇女和姑娘。即使我们的汽车从未尽过别的义务，这几个星期内工作的价值，也就够本而有余了。这几辆汽车是现居密歇根州阿尔坪（Albion）和安亚波（Arobor）的朋友们离去时送我的，我想用什么方法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要是没有这几辆汽车，我们就毫无办法救护这些妇女或装取一切必需的食用品。
“我经常与日本军事当局和最近到芜湖的日本领事接触。他们确切表示绝对要保护美侨的生命财产，我则利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和影响，使他们约束士兵，不再虐待中国平民。他们并确切表示，他们已禁止士兵侵害中国人或强迫中国人服役。大多数的军官也希望不再发生这些暴行。可是话虽如此，中国人，尤其是女人，走到街上去，仍不安全。两天以前，我差遣医院中两个仆人去试行一次，结果身上的银钱被劫，并被迫充当夫役。我立刻致函指挥的长官，提出抗议，他来信道歉，并返还银钱。但不受美国医院保护的那些人，则绝对没有补救的机会。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扯下属于医院的一艘船上的美国旗，我立刻赶去，用竹竿把旗子从水面捞起，带着湿淋淋的旗子去见日军的指挥官。我也向驻沪美国当局报告此事及其他若干事件。日本海军陆军和领事馆方面，并派代表来道歉，自巴奈号惨案发生以后，日本人似乎很想使美国人满意。巴奈号炮舰上受伤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几个在本院治疗。
“太平间里已经积了若干尸体，医院所雇用的工役因外面不安全，不敢出去掩埋，做棺材的木料又已经用完。最后我们不得不在医院基地上掘一大坑，埋葬了二十具尸体……
一九三七年十二年三十日于芜湖”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11节 血腥的行动
“湖滨之城”的杭州，相传马可·波罗曾往游览，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平常有人口八十万。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攻陷该城，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实际上，中国军队对于杭州未加防御。某西人没有离开杭州，致函海外的朋友们，报告当时的情形，以下几段是从他的信里摘录的：
“诸位朋友：十一月初头，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似乎并未遭遇抵抗，上海战区内的中国军队受了敌人的包抄，而且浦南又没有防御的设备，因此不得不开始总退却，直到日军于十一月间占领南京后，总退却的形势才终止。我们今天听到失一城，明天听到失一镇，大家似乎觉得只要日军有占领杭州的意思，那是十分可能的。
“十二月十九日，谣言甚炽，据说，接无线电报告，浦南中国军队依照预定计划完成撤退步骤后，又与日军奋力战斗了。真相到底如何，大家莫名其妙。直到那一天，杭州附近所有铁路公路上的桥梁完全炸毁，省政府主席、市长及其他官员完全离开，闷葫芦才揭穿。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钱塘江大桥和最新式的电力厂也加以炸毁，爆裂声非常巨大，事前曾经当局通告，自来水厂的构件也拆卸破坏，夜间警察撤退。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睁开眼睛时，杭州已经是一个毫无防御的荒凉城市了。
“我们曾与中日双方讨论和平占领杭州的计划，据现在的情形看来，除若干难民抢劫的事情外，这计划似乎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当时感觉到：‘我们将受有新式配备的和有纪律的军队统治了，杭州即使在军事占领的状态下，我们以为一切将安好如常。’
“日本方面显然知道不会遭遇任何抵抗，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军队进来都是疏疏落落，零零碎碎，既无军事上的秩序，也无军事上的警戒。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他们更像散步一般，三三两两，走入杭州，枪倒挂在背上，没有什么侦察，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都没有。这样街道上便逐渐出现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步兵，精神非常疲乏，来往徘徊，寻觅食物！
“联队长到达杭州后，我们就去拜访他，并表示愿意合作。他命令杭州的父老征集粮食，但因为过去两天已发生抢劫，故不易办理。我们和联队长谈话时，听到日本兵枪杀两个平民的报告。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懂日本兵说的话和写的字，转身就跑，还有一个人看见了日本兵想逃走，据说这一个日本兵能讲中国话，他讲了‘这个人想逃走’的一句话后，就开枪射击！
“可是，我们还希望这些只是偶然的单独的事件，晚上，我们睡眠的时候，还觉得长期的紧张局面是过去了，我们使中外女看护冒着许多危险继续为救护事业而服务的坚决主张，总算是值得的了，我们现在只须适应日本方面的统治，可以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照常工作了。我回忆起一九二六年圣诞节的情形，那时我们住在某一省份的旧宅内，北伐军已占领该处，我们预料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以及一般的基督教徒，势将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北伐军的一位指挥官却是基督教徒，因此我们不安的情绪宁静下来，恐怖的心理完全扫除。可是这一次我们对于和平的希望，是十分痛心地幻灭了。
“圣诞节早晨，我们的希望还很浓厚。八时，我们在医院内举行圣餐式，九时，英侨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病人和另一英人举行庆祝，教堂内七点钟的庆祝，也照常举行，十点钟的平常礼拜，也有许多人参加。
“可是，当我从教堂出来，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街道上到处是游荡的军队，毫无秩序，大多数把枪扛在肩上，一点也没有令人欢喜的神情（行军十天左右的步兵，就是这一副样子）！我转入一条直达医院的大街，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用掘壕沟的工具，轻松地撬着一个小店铺的排门，全部解决，对面显然也有同样的家伙沿街挨户搜索。于是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昨天我们有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设立的收容所也许并无用处，但从今天起，惊怖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拥到我们的收容所来了。飞机也整天在天空不断回旋，重炮轰击了许多小时，因为日军要扰乱钱塘江对岸的中国军队。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真正的守护工作开始了。圣诞节之夜，医院的四壁，曾有凝重的撞击声，我们略感不安。二十六日早晨，我便偕史多敦医生（Storion）巡视医院的周围，有没有需要加强防御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东北角时，几个妇女恳求我们援助。我们教她们避到薏兰中学去，那里有一个红十字会收容所，只消走十分钟。她们说红十字会不肯收容她们，语气很坚定，我答应领她们同去。于是她们招呼亲戚朋友和孩子，请我这里等一等，那里等一等，我领了一群妇孺，穿过街道，穿过日本兵的岗位，直到薏兰中学，门外正有约一百个难民，喧嚷着要进收容所。
“我教管门的中国人开门，放入我领去四十个左右的难民和挤在门外的难民。管门人说：‘我不能够开门，已经容纳不下了。’我对他说：‘岂有此理，妇女非进去不可，请克兰登先生（Claylon）出来。’克兰登是管理这一个收容所的美国教士。他出来了，告诉我校内已收容难民约八百人左右，但原来计划收容一千人，所以不妨让这一批难民进去。中国职员说开门要小心，否则门外所有男男女女，都将一哄而入。我便对大家说，收容所只收容女人和孩子，门外的女人和孩子都可以进去的，但男人必须让开，站到对面去！他们都十分情愿，服从我的吩咐，约九十个妇孺放入校内。这是我第一次的守护工作。此后数天内，我每天总有两三次要领了因亲自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事情而惊怖战栗的妇孺，送到收容所去，每次十个或二十个不等。这些妇孺多数是在医院方面聚集起来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关起外面的大门，由外国人轮流看守。最初两天是我值班的，赫陶医生（Phylls Haddow）和加纳脱女士（G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女士后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