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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上台以来，在岛内推行本土文化，向台湾青少年一代灌输以台湾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意识。在他的授意下，教育部门编撰了一套《认识台湾》教科书，从1997年9月开始在台湾中学试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这套教科书歪曲历史，割裂、否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不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强调“台湾人意识”；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宣扬“台湾文化观”，向青少年灌输“台湾生命共同体”和“台湾人的台湾”观念，淡化他们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
以“戒急用忍”为主的紧缩两岸交流及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以“透视‘一个中国’说帖”为代表的对违反“一个中国”立场的政策宣示，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代表的加速意识形态“脱中国化”的举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恶化两岸关系（3）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被英国殖民者侵占百余年的香港从此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统一，完成了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的统一完成第二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已经历史性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一态势下，李登辉又开始进行新的挑衅与分裂升级活动。
鼓吹“两国论”（1）
1999年5月19日，李登辉发表了《台湾的主张》一书。书中除了把他个人的政治主张强加在台湾人民头上、将其定位为“台湾的主张”这一明显的错误外，还公然附和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主张，把中国分成7块，分解中国之心昭然若揭。7月9日，距离退出政坛只有10个月的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公然宣称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李登辉抛出的旨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
李登辉接见日本客人时继续宣扬“两国论”“两国论”是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推行的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理念、路线的集中体现。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主要是实现以下“三个定位”：一是为两岸关系进行政治定位。从以前的“模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质变为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在国际上将台湾定位为“主权国家”。配合西方打“台湾牌”，为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活动提供“理论、政治武器”，以便扩大被国际潮流所压缩了的“两个中国”的空间。三是为政治现实完成定位。在他即将下台之际，完成从“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层次确定“两个中国”，扩大分裂的社会基础，为“两个中国”制造社会氛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一面黑色的分裂旗帜。
“两国论”抛出后，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国论”有违岛内民意。一种政治行为符不符合民意，不能简单地从带有特定导向的民意调查和当局的短期行为来看，而要看这一政治行为是否伤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台湾前途问题上，李登辉以“两国论”为赌注，摆开豪赌的架势，由“暗独”走向“明独”，公开分裂祖国，已经严重破坏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三项基本条件，当然损害了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进而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
首先“两国论”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两国论”的要害很清楚，就是要在两岸关系刚现转机之际，以直接抽掉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方式来关闭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截断两岸交流的渠道，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濒临破裂。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所了解的人，无不认识到李登辉已经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元凶，“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全面倒退。“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这一场斗争既是李登辉长期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祖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能力的集中体现。
其次“两国论”造成台湾在国际上更加被动。“两国论”提出后，尽管台湾当局一再声称要以此为基调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事实上它已成为国际上一次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再次确认，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声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两国论”不仅没有得逞，而且遭到严厉批评，克林顿总统更是把“赞成一个中国的政策、赞成两岸对话、台湾和大陆的分歧应和平解决”列为对台政策的三个支柱，不久以后又将这三个支柱明确定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两国论”在国际间被认为是“刺刀边缘政策”，同样也给亚太地区和平带来了威胁。不过，李登辉戴着“两国论”牌的“麻烦制造者”帽子，不仅未有所收敛，反而上蹿下跳，还咬牙切齿地叫嚣“愈闹愈好”，分明是对岛内民众顺应世界潮流、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民意的最大嘲弄。
面对“两国论”引起的巨大政治风波，国民党内并不平静。在李登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只要想留在党内的人当然不敢公开反对，看着李登辉为所欲为。在1999年8月2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把“两国论”纳入《政治任务提示案》，声称要把“两国论”作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纲领之一。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在台湾前途上是为了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关系上是为了阻挠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外关系上是为了图谋“国际法人资格”，在个人理想上是为了表明他的分裂心迹。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最后击垮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以触发和推动国民党的最大最关键的一次分裂。这从李登辉下台后发表的几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
在2000年3月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的关键时刻，面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内的反“台独”力量希望能够在李登辉退休的同时，由国民党继续掌握政权。他们认为当时的实际政治态势是，只要国民党各派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已经游离于党外的宋楚瑜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副总统”连战携手合作，绝对能够战胜陈水扁。
李登辉的小算盘很清楚，他看到了这种威胁。他的既定方针是要让国民党下野，让位于既是“本省”出生、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让位于虽说善变善骗但在主张“台独”没有改变的陈水扁。要达到这一目标，要让国民党彻底烂下去，削弱国民党的实力，保证陈水扁当选。
如何削弱国民党？李登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使用组织手段。面对党内出现的组成“连宋配”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坚持连战和“行政院长”萧万长组合参选，彻底逼走宋楚瑜。二是提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发党内政治理念上的大混乱，把一大批本来对李登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不满、但留在党内准备借“总统”选举趁机支持连战的党员和支持群体，逼向反对“两国论”的宋楚瑜阵营，以减少连战的可能得到的选票，减少对陈水扁的威胁。在李登辉的一手策划下，国民党在选举中出现分裂，并最终失去执政权。
鼓吹“两国论”（2）
国民党下野后，李登辉也被迫离开国民党，但他没有停止宣扬“两国论”、打压反“台独”力量的活动，“台独”成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他的生存基本要素。他本人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在岛内兴风作浪，胡作非为，推出一个又一个“台独”提案，极力配合“顽固台独”的分裂活动。
李登辉顽固坚持“两国论”，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全力推动“台湾正名运动”，图谋“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使用“台湾共和国国号”，这是继续推动“台独”的新着力点。在陈水扁公开抛出“一边一国论”时，李登辉站在为之辩护的前列。
民进党和陈水扁为了扩大支持阵营，拉拢和分化泛蓝阵营，对“台独”进行伪装，推进“渐进式台独”。李登辉惟恐“台独”被人遗忘，高举“急独”旗帜和充当“急独”打手。这样既可以让“急独”不断发声，又能因其“急独”言行而减轻对“渐进式台独”的压力，创造出“渐进式台独”的“独味”似乎已经减少的环境，掩护“淡化、伪装台独”向前推展。
李登辉继续反对两岸“三通”，反对松绑“戒急用忍”。他声称开放“三通”会危害到“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威胁到台湾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他危言耸听地称，台商投资大陆是“掏空了台湾经济”，造成台湾的“经济黑洞”，投资大陆的台商到时“哭哭啼啼回台湾”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李登辉还策动台联党上街示威，反对开放高端半导体产业项目投资大陆。可以说，李登辉和台联党已经成为“三通”的直接阻力。
李登辉还与台联党不断挑起族群矛盾和统独冲突。为扩大台联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李登辉故伎重演，利用岛内存在的统独和族群矛盾，制造大陆“欺负”台湾、“外来政权”勾结大陆“联共卖台”、“外省人”欺负“本省人”的假象，煽动对大陆的敌意，煽动本省人联合起来反对外省人。
李登辉下台后的“台独”言行与作为，实质也是在向国民党内的李氏追随者招手，从理论和思想层面继续分化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经营从中兴走向分裂、衰落甚至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第八章 政商关系泛滥
商人进入民意机构（1）
台湾民意机构多，从乡镇市的民代会到县市议会、省议会（已废除）再到“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已虚化），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意机构体系，各级民意代表达数千人之多，形成一个权贵阶层。尤其是县市议会以上民意代表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与地位，更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于是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目标，而拥有雄厚财力与广泛政商关系的商界老板、财团“金主”纷纷进入民意机构。这种金权结合的民意机构，被媒体称为“金山堆成国会的权力巅峰”。
20世纪９０年代初，“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三个“中央”级民意机构中的多位负责人，均为具财团背景的人士。如前“立法院院长”刘松藩拥有多个家族企业，更是昔日“立法院”“十三兄弟会”政商团体重要成员；“副院长”沈世雄担任多家企业的董事长与顾问；前“监察院副院长”林荣三更是联邦建设集团的大老板与“三重帮”势力的代表人物；前“国民代表大会”秘书长陈金让家族财力也十分雄厚。
“立法院”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民意机构，是拥有法案、预算审查、同意权的“国会”。然而许多财团老板或财团代理人进入“立法院”，不仅为“立法”的正当性埋下了隐患，更成为“立法委员”角逐利益的场所。在１９８９年开始全面直选的第一届“立法院”内，不少商界人士或财团所支持的人当选“立法委员”。其中，投资新开放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立法委员”，形成所谓的“立法院”“银行帮”与“证券帮”。如“立法委员”王世雄与王志雄兄弟（高雄华荣集团王玉云家族第二代）主导投资中兴银行，王令麟（力霸集团王又曾家族台湾民意机构第二代）投资中华银行，蔡胜邦（“三重帮”联邦建设集团主要代表）投资联邦银行，张平沼（台中仓储）与沈世雄（烨兴钢铁）投资华信银行等。参与证券业投资的“立法委员”则包括吴德美（宝来证券）、沈世雄（富都证券）、张世良（大顺证券）、黄正一（九华证券）、王志雄（元富证券）、林宏宗（宏华证券）、林锡山（六二证券）、张平沼（金鼎证券）与梁许春菊（台凤证券）等。
在１９９２年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中，许多工商界人士通过选举进入“立法院”，成为商界人士进入“立法院”人数最多的一次。在１９９５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社会上出现了反金权的声音，不少财团“立法委员”因声望不良而退出选举（如华隆集团掌门人翁大铭、吉悌电信公司董事长刘国昭、安锋集团吴德美、“三重帮”蔡胜邦等退出选举，进入幕后支持自己的代言人），但仍有许多具财团背景的人参选，并有不少人当选。在３００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与监事中，有２０位参与角逐“立法委员”，其中有１５位当选。在１９９８年第四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有财团背景或财团支持或经济实力雄厚的参选者战绩依旧辉煌，当选者众多。据台湾《商业周刊》调查，在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中，有９２位具有商界背景（按行业重复计算），占全体“立法委员”的４０８％；若不按行业重复计算，有经营事业背景的“立法委员”６６位，约占总数的1/3。在这些有财经背景的“立法院”中，涉及各个党派，其中国民党占６６３％，民进党占１９６％，无党籍占３３％，其他党派占１０８％。
最引人争议的则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掌握财经政策方面的法案审议大权，特别是对货币金融政策走向与重大财经政策的制定均有重大影响，因此为各财团与地方势力的代言人或商界“立法委员”所看重。第四届“立法院”第二会期计划对信用合作社合并、银行法、信托业法、保险法、土地税法、公益彩券条例等重要法案进行审查，这些“游戏规则”攸关财富商人刘泰英（左一）与李登辉（左二）、陈水扁（右一）往来密切的重新分配，于是负责这类法案审查的“财政委员会”成为各势力角逐的目标，计有６２位“立法委员”登记角逐２１个席位，竞争十分激烈，最后只好通过抽签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