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诚解开身上的背囊，发现里面的发信机完好无损，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却看见那收信机、共用器以及收缩天线之类的东西已经飞得越来越远，渐渐飘到共军那边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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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伞降和气象的关系，想说几句题外话：
大家都知道，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曾经在茂县实施过伞降。当时有报道说，15名伞兵使用“翼型伞”在茂县实施了空降，而装备“圆伞”的其他93名官兵则随机返航了。
——就这件事，马甲我胡乱分析一番。
“翼型伞”是新型滑翔伞的一种（现代跳伞运动都使用这种伞），它也属于手抛伞。而所谓的“圆伞”则是传统的绳拉大伞，现在都带有牵引伞。
从现场的电视画面上看，先期跳伞的15名伞兵其实都配备了两副伞包，胸前带着小伞、身后背着大伞，而且舱门处还挂了牵引钢索，伞兵出舱0。9秒，牵引伞就打开了……这说明先头分队在伞降开始时使用的也是绳拉的圆伞，只不过这些圆伞在随后的下降过程中被甩掉了，伞兵们最终还是抛出了翼型伞。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多半是因为遇到了强劲的气流。
茂县空降是在无地面指引的环境下实施的，伞兵对地形和气象条件在事先并没有准确的预知，因此，先期跳伞的分队就要担负两项任务，一是调查地面情况，向中央报告灾情；二是侦察空中气象，向后续部队发出行动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条件许可，先头分队肯定会坚持使用主伞（圆伞）完成整个空降，而一旦他们不得不抛出抗风性能更好的翼型伞，也就意味着后面的大部队不可能再实施空降了。
翼型伞是目前各类降落伞中抗风性能最好的一种，但和其他手抛伞一样，它的伞面小、负载能力比较弱。先头分队执行的是侦察和联络任务，空降时只需要携带电台就行了，所以丢掉圆伞改用翼型伞是可以的，但后续的93人却不能够这样了。
这不是说那93人不会使用翼型伞（那也未免太小看我们的解放军了），问题的关键是这93人应该属于真正的救灾应急部队，他们必须配备相应的救援工具，这就非得使用圆伞不可。圆伞的伞面大，负载能力强，但大伞抵御风力的能力差，如果地面的风速过大，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通常情况下，从4000米高度开伞后的滞空时间大约为十五分钟。茂县空降的高度是4900米，圆伞如果遇到四级以上的侧风，在这十几分钟里会被吹出去五六公里远，这在崇山峻岭之间几乎就是一整天的路程。而如果遇上了乱流，降落伞群更会飘得七零八落，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是气象条件决定了使用主伞的后续人员只能返航。
退一步说，即便放弃救援工具，让后续的93人轻装上阵、全都使用翼型伞降落，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翼型伞的抗风能力强、机动好，但它需要的活动空间也就特别大。大家知道，在跳伞运动中（用的全是翼型伞），十人以上的集体项目都属于世界级高手的动作，而且还必须在气象条件非常好的条件下才敢玩，持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十秒钟……大家也能注意到，茂县空降先期跳伞的15个人虽然技术绝对是全军最顶尖的，但他们也必须分成两拨出舱，这是因为翼型伞遇到强劲气流时是必须在天上“乱窜”的，如果队形密集、拉不开层次，就很容易出现搅拌、碰挂现象，在空中打起架来，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事——15个人的先头分队尚且如此，93人的大部队就更加麻烦了，因此，上级让后续人员返航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说起来。伞兵的空降行动总是与气象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如此，过去就更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想想也觉得：蔡智诚这家伙虽然干的是国军，但在当时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呵呵
池塘里的水不深，污水的底下是厚厚的一层淤泥。蔡智诚从空中扎进泥塘，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的尺骨却骨折了。当他从乌黑腥臭的泥浆里爬出来的时候，四周围已经聚满了好奇的眼神——这也难怪，“从天上掉下个大活人”的景象毕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见到的。
“这是什么地方？”蔡智诚问。
“杨围子”……“杨圩子”……“杨家庄”……池塘边的人七嘴八舌地报出了一大堆地名。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十四军的”，这次的回答倒很干脆。
“咦？你们是贵州人？”，蔡智诚忽然发觉这些士兵讲的是自己的家乡话。
“那当然，我们是八十五师二五五团”
……
池塘所处的地方叫做杨围子（或者杨圩子、老杨家、杨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行政名称。在1948年的12月初，这里是黄维兵团第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国民党第14军的首任军长是卫立煌，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中，这路人马与共产党的关系算是比较特殊的——抗战之前，他们追剿红军十分卖力，愣是把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整成了“立煌县”；抗战时又和八路军非常友好，不仅给115师提供弹药而且还跑到延安去搞慰问，害得卫立煌被戴上了“亲共”的帽子；抗战之后却再与解放军杀得你死我活，从西北、华东一直打到华中、华南，共产党的四大野战军全跟他们交过手（4野在广西打的是重建的14军）。
在淮海战役期间，第14军其实并不满员，他们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个团，是黄维兵团中人数最少、实力最弱的一支。
——PS：
14军原本下辖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共计三个师九个战斗团另一个补充团。48年9月，83师调往陕西榆林（后转山西，在太原战役中被全歼），国防部因此另给了一个303师的空番号，指定的编练地点在湖南耒阳县。而当时的14军驻扎在河南省驻马店，所以就派遣10师30团、85师253团和军直补充团到湖南去整训新兵，计划是“派去一个师，带回来两个师”。但到了48年11月，14军受命紧急驰援徐州，正当部队集结的时候，“华中剿总”白崇僖长官却扣住了湖南耒阳的人马不肯放回来（这些部队后来编进桂系集群，在广西战役中被歼灭），新上任不久的熊绶春军长无可奈何，只好带着10师的28、29团和85师的254、255团披挂上阵。
区区四个团顶着一个军的大帽子，自然是很不经打的。战至12月10日，杨围子村里建制完整的部队就只剩下了85师的255团。
85师的老底子是黔军第43军（李燊），首任师长是遵义人陈铁（黄埔一期生，49年起义），官兵也大多来自于贵州。蔡智诚的表姐夫刘眉生（遵义人，黄埔五期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这个师的团长，在忻口会战中牺牲了，所以他对这支队伍并不陌生。
255团团长李剑民上校也是遵义人，他和蔡中校交谈了几句，发现两人之间居然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老李是小蔡的妻子的姑父），当即十分开心，立刻就用棉被裹住蔡智诚，把他连人带电台都送到军部去了。
14军的军部设在一所民房的背后，这是一个七八米深的地洞，洞口被前面的房屋遮挡着，共军的观察哨看不见、炮火也打不进来，既隐蔽又安全。地洞里面十分宽敞，墙上挂着煤气灯，桌子和椅子上摆着军用地图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旁边还有几张行军床。14军副军长谷炳奎就在这些桌子椅子和行军床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听着蔡智诚的汇报、一边不停地报以冷笑：“哼哼，说得好听……风往共军那边吹，你管不了，人往共军那边跑，你也管不了。天上和地下一个样，你们都能找到借口……”
谷副军长的猜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头一天的晚上（12月9日夜），据守小王庄一线的85军的五个团以及军直属部队在23师师长黄子华的带领下全体投诚，把阵地移交给了解放军。这样，连同11月29日起义的廖运周110师，第85军的三个师八个团（216师只有两个团）居然在十天之内就全部“叛变”了，只给吴绍周留下一个尽是伤兵的军医院。
部下集体叛逃，身为12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的吴绍周当然难咎其职。吴绍周是贵州人，蔡智诚也是，但蔡贵州并不认识吴贵州，跳伞的人与85军也没有什么关系。吴军长的部下跑了属于“人祸”，蔡教官的部下飞了属于“天灾”，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码子事，可谷炳奎现在非要把他们扯到一起指桑骂槐，这就难免让蔡智诚觉得十分的不痛快。
于是，在军部地洞里憋了一肚子气的蔡贵州就去找自己的老乡发牢骚。他原本还觉得在私底下埋怨别人的上司有点不太合适，却没想到李剑民拍桌子摔板凳的，骂得比他更凶。
255团的团部里面除了李剑民，还有254团的团长何玉林，也是个贵州人。据这两位团长介绍：第14军是9月份才由“整编第10师”恢复军的番号的，当时，整编师的副师长熊绶春升任军长（前任师长是罗广文），副军长的职位本来拟由85师师长谭本良接任。谭本良的资格很老、声望也够，但他却是贵州讲武学校毕业，所以这个提名到了黄维那里就没能通过，最终还是让黄埔出身的10师师长谷炳奎担任了副军长。于是乎，谭师长一气之下就跑回贵阳老家生病去了（49年在黔西南率部起义），85师只好临时由副师长吴宗远（黄埔10期生）负责指挥。
踏入淮海战场之后，10师和85师交替担任14军的前锋和后卫，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正常，但后来，部队先是在浍河南岸遭到共军突袭，辎重和行李全部丢了，接着又在李围子吃了个败仗，10师师长张用斌负重伤、29团团长郑汝弼阵亡……于是，兵团部传令：“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奎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个通令中还有一条：“兵团副司令胡琏免兼18军军长，由副军长杨伯涛代理军长职务”——因此，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已经不是14军军长，而杨伯涛的18军军长也只不过才当了半个月而已）。
谷副军长走马上任，但他的第10师已经差不多打光了（第10师的前身是45师，主要由安徽人和湖南人组成，历任师长方振武、鲍刚、卫立煌、李默庵、谷炳奎、张用斌，也是安徽人湖南人各占一半），这时候14军里还能打仗的部队只剩下85师的两个团，其中255团负责守卫杨围子，254团随85师师部在北面的沈庄担任外围防御。12月初，254团在沈庄阵地上连续顶住了共军的多次进攻，但代理师长吴宗远也身负重伤，按道理，这时候怎么都应该让85师的人继续指挥才对，可谷炳奎却硬要让10师28团团长潘琦来接替师长，结果搞得一帮贵州兵很不服气，不仅很快丢掉了沈庄，就连刚上任没几天的潘师长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写到这里，说明一下：
一、丢失沈庄的责任其实并不能赖在谷炳奎的身上。最后一次“沈庄攻坚战”发生在48年12月8日，攻击部队为中野4纵（陈赓部）第10旅的29、30团，13旅38团和22旅的66团，四个团打一个团，别说是让潘琦指挥，就是请拿破仑来当师长也照样是要完蛋的。
二、有材料把潘琦说成是“10师代师长”，错了。潘琦是10师的团长，他代理的却是85师的师长——这大概是因为85师在几天之内接连被俘虏了两个“代理师长”（吴宗远和潘琦），而第10师却一个师长也没有被抓，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相对于同在黄维兵团的10军、18军和85军而言，现有资料对淮海战役中有关第14军的介绍比较少也比较乱。究其原由，或许是由于其他三个军的六个正副军长统统被俘虏，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反省、研究和争辩，而14军的军长一个阵亡、一个脱逃，结果就没有人撰写回忆录了。
实际上，刚到杨围子的蔡智诚对14军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发脾气，既然有亲戚和老乡们愿意陪着他起哄，他也就乐得跟着乱骂一通。
隆冬腊月，华中平原上寒风刺骨，255团的团部里点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从坟地里刨回来的棺材板，又硬又湿，弄得满屋子尽是呛人的浓烟。蔡智诚坐在火堆边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满淤泥的军装已经不能穿了，李剑民给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当时，14军在战场上全都穿着这种“战斗服”，除了头顶上有个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军衔或者兵种标志。
按道理，国民党军的战斗服虽然不佩挂领章和肩章，却依然是有等级符号的。它的胸口部位应该缝着一个标明身份的布牌子，将官的套红边、校官套黄边、尉官套蓝边，士兵的胸牌是黑边，而且胳膊上还必须有个注明部队番号的臂章。但第14军却早已经把这些标志统统拆掉了，当官的和当兵的全是一个模样，再加上连续征战许多天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胡子拉茬的，因此也就更加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做法当然就会导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几天，10师师长张用斌在前线督战。当时阵地上的情况十分混乱，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张用斌只好一边走一边嚷“我是师长！我是师长！”，结果喊着喊着就被共军听见了，人家解放军用机关枪打了个招呼，“嘟嘟嘟”，张师长就变成了张铁拐……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军官对荣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品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方先觉将军也再三强调“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然而，自从在14军军部看见谷炳奎军长居然也穿着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灰棉袄，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杨围子村里的这支队伍已经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