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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孙志刚事件以来，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红丝带爱心基金会又选择在非典刚刚结束，人们对政府前期阴谋行为极其不满的情况下发难，想不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都不行。
现在的民意是一边倒，稍有点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的站了出来。比刚刚消停的“圣人张巡和食人张巡”的争论都有之过而无不及，甚至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表面上看来，田文建等民间人士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国不同于美国，只有党才能代表十三亿人民。对还有乔伟那个深藏在背后的大陆，一无所知的黎志强，可不想田文建被秋后算账，忍不住地提醒道：“小田，不管干什么事都得掌握一个度，你可千万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
“什么叫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胜利可言。”
田文建沉思了片刻，继续说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除了从海外募集了几百万美元的药品和搞了两份调查报告外，事实上也没干什么。”
不等黎志强开口，梅雨婷便急不可耐地说道：“但潘多拉的盒子终归是你们打开的，让政府陷入被动不说，就正义律师事务所给南河省二十七名艾滋病患者提供的法律援助，都很有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把整个卫生系统和红会系统拉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事态的发展，超乎了田大教授等人的预料。红丝带爱心基金会的《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一经披露后，不但许多有良知的医疗工作者，纷纷加入基金会刚成立的“阳光医生”组织，连一些法律界人士都挺身而出，给因卖血和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提供法律援助。
八年前的那些采血站，大半是卫生部门和红会系统用于创收的事业单位。如果那二十七位因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农民胜诉并获得巨额赔偿，那成千上万因卖血而感染上病毒的供浆员无疑将纷纷效仿。
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政府声名狼藉不谈，光赔偿金额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想到这些，田文建抬起头来，摇头苦笑道：“取证太难了，就算证据确凿，胜诉的机会也微乎其微。说不准法院都不会受理，连进入诉讼程序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二人感叹司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独立，“依法治国”何时不只是一句口号之时，田大教授话锋一转，微笑着说道：“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而言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这也是一个进步。”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梅雨婷想了想之后，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跟他们一样，也是打官司。不过侧重点不同，我们的目标在于关爱，而不是经济利益方面的。”
梅雨婷糊涂了，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抑或地问道：“这算是什么官司？”
田大教授笑了笑，不无得意地解释道：“严格意义上来讲，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官司，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案例，让更多人了解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
“能不能说具体点？”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没什么好隐瞒的，田文建点了点头，侃侃而谈道：“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患有医学上不适合结婚的病种，是不允许结婚的。艾滋病并不在禁止结婚的病种之例，可绝大部分省、市均颁布了限制艾滋病患者结婚的相关法规，这无疑是对艾滋病患者的一种歧视。
我们之所以准备打这个备受争议的官司，就是想以此来就是唤醒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同情、关爱和理解，让他们也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不再受到歧视，充分享受到人生的快乐。”
从医学上讲，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很多种，生活中稍有不慎，如自己的伤口不慎碰到对方的伤处，避孕套破裂，甚至是蚊子相互叮咬，都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对方，使健康的人也患上绝症。
同时，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一旦怀孕，那从母体将病毒传染给孩子的概率极高。胎儿期就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婴儿，出生后大多会在３年内夭折，而幸存的婴儿也将成为病毒感染者，体质极差。
梅雨婷干过两任主管医疗卫生的副市长，哪能不知道其中的风险，顿时大惊失色地说道：“小田，这个马蜂窝捅不得啊艾滋病不在《婚姻法》规定的禁止结婚病种之内，并不表示不在禁婚之列的艾滋病患者就可以结婚。
你想想，连肝炎等一些急、慢性传染病尚如此，更何况携带艾滋病病毒。如果夫妻双方都染上了艾滋病毒，还能生出健康的下一代吗？这对将来降生的宝宝来说是痛苦的，也是不人道、不公平的。”
田大教授可不这么认为，立马针锋相对地说道：“对于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应当注意到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特点。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片面夸大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受冷落、歧视和羞辱的机会，给无辜者增加痛苦，给民众增加恐慌。
艾滋病患者结婚的确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但并不是没有防范措施。再说结婚又不等于生育，只要政府能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给病毒携带者提供全方位的医学咨询，那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官司田文建是有胜无败。毕竟法律条文白纸黑字的写着呢，除非立即修改《婚姻法》。黎志强反应了过来，顿时哈哈大笑道：“胜负并不重要，引起更多人关注，甚至是争论，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
田大教授微微的点了下头，意味深长地说道：“事实上这是尊重他们的生活权利，还是尊重我们的社会道德？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两难的lun理问题。毕竟艾滋病不但是一种疾病，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落实措施。
只有我们真正做到宽容、关爱他们，那他们才能树立起‘感染到我为止’的观念。也就是说，只有全社会一起努力，才能把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做好。”
艾滋病患者也是受害者，他们当然享有性生活、享有组建家庭的权利。但是从社会道德而言，他们作为感染源，不采取措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黎志强暗叹了一口气，凝重地说道：“个人权利要尊重，社会道德要维护，还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啊。但不管怎么说，总比就这样什么都不干强。”
这些天除了艾滋病就是艾滋病，田大教授可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而是话锋一转，若无其事地问道：“二位，老任现在还好吧？”
见小娜端着饭菜走了出来，黎志强连忙掐灭了烟头，回道：“好，都独当一面了，能不好吗？”
“那就好，那就好。”
田文建点了点头，一边招呼二人去餐厅，一边呵呵笑道：“这些天就知道瞎忙，也没顾上跟老朋友们聚一聚。对了……嫂子和任洁还在江城吧，哪天有时间把她们也叫上，老任就不管他了。”
“叫什么叫，人家都去美国了。”黎志强一愣，随即一脸疑惑地问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我真不知道。”
看着田文建那副一头雾水的样子，梅雨婷忍不住地笑道：“都走三年了，母女俩一起去的。你还别说，老任作风硬是靠得住，夫妻分居三年，居然没有一点桃色新闻。”
刘东川的话只说了一半，没想到不但任洁出了国，连他老婆都跟着走了。这个消息让田文建很不是滋味，愣了好一会儿后，才若无其事地笑道：“这个老任，没想到他也成了裸官。”
令田文建倍感意外的是，黎志强竟然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呵呵笑道：“大环境如此，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一年走了好几个，还记得你的老搭档赵润泽吗？他的老婆孩子也走了，就你小子傻呵呵的往回跑。”
“小田，之所以瞒着你，我想老任也有老任的苦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别忘心里去。”见他的脸色有点不对，梅雨婷连忙打起了哈哈。
当官难，当一个廉政勤政的官更难。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田文建才不愿意进入那个大染缸。想到自己不是体制中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没到那一步，田文建暗叹了一口气，摇头苦笑道：“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现在才发现自己居然落伍了。呵呵，有意思，有点意思。”
黎志强总算明白田文建为什么请自己吃这顿饭了，想了想之后，意味深长地说道：“人都是会变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啊？”
这样的事情田文建见多了，别说像任然这样的厅局级干部，连省部级高官都拼命的把子女往外送。以至于在美国绝大部分城市，都能看到官二代的身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田文建管不了，也没资格去管，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又感觉到是那么的讽刺。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净琢磨着今后该怎么处理与任然之间的关系了。
小娜似乎也看出了他的不快，刚送走两位客人，就挽着他胳膊，一边在林荫密布的大院里散步，一边低声问道：“老公，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思？”
“没有，我过得那么充实，能有什么心思？”
“连撒谎都不会，我可是跟你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老婆。”小娜掐了他一把，撅着小嘴嘀咕道：“肯定是在想小梅，别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田文建头都大了，连忙辩解道：“老婆，我是那样的人吗？你可千万别瞎想。”
“人家都为你绝食了，我能不瞎想吗？”小娜抬起头来，楚楚可怜地说道：“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老公……咱都快有孩子了，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我们娘儿俩的事啊。”
怀着孕的小娜，现在可是堪比国宝级的人物，田大教授不敢怠慢，连忙笑道：“老婆，你老公我立场坚定，任何时候都能经得住考验。别说隔层纱，就算把那层纱拿掉，也别想把你老公我拖下水。”
小娜乐了，忍不住地笑问道：“真的？”
“真的，这还能有假？”田大教授脸色一正，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也不想想，我都为人师表了，能干出那种身败名裂的事吗？”
“为人师表又怎么样？勾引女学生的事又不是没发生过。要不人家能说穿着衣服是教授，脱下衣服是禽兽。”
不得不承认，国内教授的名声的确不怎么样。个人操守是一方面，在考研、就业等诱惑前，女学生们的投怀送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连田大教授都无法独善其身，据说哲学系的几个班花和系花都声称，要把他这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拿下”、“放倒”。
想到这些，田文建忍不住地笑道：“还好我没带研究生，要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正文 第二百八十四章社科院研究员
第二百八十四章社科院研究员
十五年前，时任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的三号首长，曾陪同分管医疗卫生的副总理，接见过刚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乔纳森曼恩博士。
可能是艾滋病太过可怕，当时的对话三号首长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的曼恩博士非常忧虑，生怕中国的艾滋病得不到控制，向副总理参加会面的卫生部官员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副总理当时的回答铿锵有力。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曼恩博士的话一语成谶，艾滋病已成新的国难。
但是，依然没引起上上下下的足够重视，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毒还在疯狂的传播。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步履缓慢，新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同样没有真正的突破。面对艾滋病病人，我政府和社会依然存在不理性态度。
正因为如此，三号首长才默许了乔伟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他也只能做这一步。毕竟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号首长在政治上又是那么的中庸，想让他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无疑是翻上届甚至上上届的旧账，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再说政治局常委分工各有不同，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他，哪能轻易干涉国务院的内部事务。
一边倒的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与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正进行着全方位的博弈。这场博弈的胜负，不仅关系着能否出台有效的防控和救助措施，而且还直接关系着乔伟的前途。
不得不承认，乔伟找了个好幕僚和好外应。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打下来，把犹豫不决的国务院逼得退无可退。不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还准备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默许就是支持，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被提上日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他这个刚上任的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政治影响力是得到了巩固，可方式方法却备受争议。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像这样挟民意推动改革的行为，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种表现。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必须要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打定主意见好就收的三号首长，经过一番权衡后，还是把他良师益友—社科院学部委员陈老先生请了过来，当着乔伟的面研究田文建的问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原以为师承闻博，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也应该追随他老师的老师辅成老先生。可看完他的论文和授课视频后，才发现他们走的完全是两条路。”
陈老先生担任过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现在还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的话让三号首长有点意外，忍不住地笑问道：“这么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辅成老先生是泰斗级的人物，尽管他是中国lun理学第一人，但提倡的一些理念与意识形态相悖。既没有像他的同学乔G华一样从政，也不像季X林那样当官方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他就大谈特谈爱国主义，说烧成灰也是爱国的；当政府讲弘扬传统，他就提议把孔教立为国教。
正是因为他的学说和他平时的说法并不符合上意，于是被打入冷宫，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