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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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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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问:“王掌柜在吗?”

    伙计说:“掌柜的出去了。”

    “到后边告诉他,龙岩有人找。”

    “他不在啊。”

    大姐指了指柜台后边的一扇门:“在后头。”

    伙计抓着手中的抹布转身从那扇门走进后室。

    油铺里弥漫着花生油香,柜台上油迹斑斑。有一架打油机放置在柜台边,机器上有一把钢制刻度尺,尺上安着一个活动卡子,连着打油泵。顾客要买几两油,伙计就把活动卡子移到刻度尺上相应位置,再把卡子一压到底,让油泵把花生油从油桶里压出来,通过打油机上的油嘴注到顾客的油瓶里。此刻油嘴空闲,没有谁在柜台打油。中午吃饭时分油铺生意冷清,除了大姐,没有其他顾客。

    只一眨眼工夫,伙计从那扇门出来了:“这边请。”

    大姐跟着他走进油铺后院。小院子中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几间房子,分别为库房、卧室和账房,正中是一个小厅,摆有一张方桌,四张把椅。

    王掌柜请大姐坐在桌旁,这是个中年男子。

    “请问从哪里来?”

    大姐说:“从龙岩来。”

    “到哪里去?”

    “到乌山去。”

    “去乌山干什么?”

    “买水晶。”

    掌柜的不说话了,给大姐倒了杯茶。

    “你是谁?”他忽然问,“我不知道你。”

    大姐说:“你知道的那个人来不了。我代替他。”

    掌柜的当即警觉:“出事了?”

    “现在还好。”

    掌柜的看看大姐背的挎包:“东西带来了?”

    大姐点点头。

    “不会吧。”掌柜面露惊讶,“是这个?”

    大姐不动声色:“不是。”

    她告诉王掌柜东西眼下不在她身上,她先来看看,接着再送过来。王掌柜提出如果不方便,他可以派人去取。大姐没同意,说还是她自己送吧。

    “东西很要紧。”掌柜说,“多加小心。”

    大姐离开油铺。出门时她注意了一下周边,油铺所在小街窄小弯曲,地板是石条铺砌,两边房屋都显老旧,油铺斜对面有一个爆米花匠坐在街边石条上摇爆机,几个小孩围着看热闹。另一侧有一个补锅匠在补铁锅,身边也围着一堆小孩。街面上的情况基本正常,没有显出异样。

    大姐回到旅馆,主任和小陈已经吃过饭了。

    “事办好了?”主任问。

    大姐回答:“看来没问题。”

    “赶紧吃。”主任吩咐,“下午行动。”

    当天下午,主任和大姐坐着吉普在漳州城区跑,前往各相关货栈看货洽商,整整跑了一个下午。当晚一个供货商请主任吃饭,宴设当地一家着名牛肉馆。饭后安排听戏,去的是风月场所。大姐向主任告假,称要到大舅家看看。主任摆一摆手:“去吧。”

    大姐在街上买了一包酱鸭肉带去大舅家,那只分量不轻、形迹可疑、据称藏有砖头准备帮助大舅修猪圈的大皮箱却丢在旅馆里。

    大舅不在家。舅妈说大舅去了溪尾,溪尾村在城外距家十里路的地方。大舅家有一个大院子,房间不少,却很破败。大舅家祖上曾是大户,拥有良田百亩和大片鱼塘。到了大舅的上一辈开始破败,祖业基本扫光,家道中落。到了大舅这一辈则以小生意为生,经营一间杂货铺,还推个车在周边乡间行商卖货。大舅有个弟弟,在上海当轮船公司雇员,多年不归。大舅生有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嫁到溪尾乡下,女婿是当地大户人家,二女儿招了上门女婿,在家帮父母打点杂货铺生意。大姐上门这天,大舅到溪尾一带卖货,晚间住女婿那里,临走前曾告诉舅妈可能会多住几天。

    大姐点头:“那就算了。”

    嘴说算了,实际不是。当晚回旅店休息,第二天她早早动身出门,让司机小陈开车送她到溪尾村,两人没有惊动主任。主任昨晚应酬,吃饭玩耍,彻夜劳累,直到凌晨才回到旅店。按照通常情况,他要睡到中午吃饭,有事下午才办,因此今天上午没有安排事务,可供大姐利用。大姐在漳州读师范时住在大舅家,对这一带很熟悉。大舅的大女儿嫁人后,大姐去过表姐婆家,知道在哪个角落。他们顺牛车路,走河堤,七拐八弯到了溪尾村。这个村在漳州西南方向,靠近圆山之处。当地人管圆山叫“黄山”,有民谚称“黄山十八面”,说的是这座山从不同角度看形状不一。从市区看它凸起于平地,呈等腰三角形状坐落于西方,周边小山小岭衬托,鹤立鸡群,雄浑阔大。到了溪尾村这里,圆山近在村南,形状变成尖峭,不像市区远观那么壮阔,却显出险峻,有一条溪流从村子与山岭间流过。

    小陈把吉普车停在村后山边一座小庙旁。牛车道只开到这里,往下是村中小巷,开不了车。乡野地方,车不能丢着不管,大姐让小陈守在车上,自己独自进村。“去一小会儿,不会久。”她告诉小陈。

    “钱参谋不必急。”小陈说。

    大姐四处张望,而后进村。

    她在表姐家见到大舅。大舅很吃惊:“阿凤跑这里做什么?”

    大姐开门见山:“找大舅有事。”

    大姐的事情让大舅感觉更突然:她打听母亲的丈夫,我们父亲的名字。除了钱以未之外,父亲是否还用过其他名字?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大舅不解。

    大姐解释,吴春河眼下在台湾谋生,她交代他在台湾找一找父亲的下落。吴春河四处打听,查无结果。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家中做节,有个陌生人上门,突然提起父亲,隐隐约约,似乎知道些情况。陌生人提到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让她心有所动。她这人性子急,拖不得事,所以借出差之机跑来问大舅。

    “为什么不向那个人问明白?”大舅问。

    没法问。陌生人来者不善。

    “你父亲的事你妈最清楚。”

    “大舅知道,不能跟她提。”

    大舅对父亲了解也不多。父亲跟大舅一家人本无关系,只因从台湾流落大陆,租住外公家房子,才进了大舅家门。如果不是大舅家境败落,不得不出租房子,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当时没人想到母亲会跟这个房客好上,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一起跑了。

    “那些事我知道,都过去了。”大姐说。

    大舅记得当年父亲有时像个阔少爷,有时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父亲有一张照片,是在台湾一所教会学院读大学时照的,照片上他穿制服,戴一顶帽子,打扮得像日本人。其实他是个反日分子,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陆这边。当年在漳州的台湾仔很多,多是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给赶出来的。台湾仔在大陆这边反日,跟本地人一起搞,搞来搞去又跟共产党活动搞在一起。可能因为担心连累家人,很多跑过来的台湾仔都用了化名。父亲在漳州叫钱以未,当时常写成“乙未”,台湾仔常叫他“亚清”,可能他在台湾叫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台湾仔叫“阿文”,真名是什么不知道,跟父亲关系最好,那个人也会刻字,常跟父亲一起在家里磨石头。后来跟父亲一起中枪,给打死了。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刮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历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向高个子发问:“这里你负责?”

    高个子不动声色:“你们什么人?”

    “自己人。”大姐说,“同志。”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今天她让小陈开车送她过来,说是走亲戚,其实还想跟游击队接上头。她告诉他们有重要事情需要跟游击队的上级领导联系,比较紧急,请这位负责同志赶紧帮助联络。“什么事情?”对方问。

    大姐表示她不能多说,见到上级领导才能讲。

    那几人交换眼色。大姐指着小陈,让他们解开绳子,自己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捆起来?哪怕不是自己同志,解放军优待俘虏,游击队也一样。司机只是士兵,不是军官,不是反动派,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同志。

    矮个子年轻人分辩:“让他缴枪,他不听。”

    “他不知道是自己人。”

    “你说是就是?”高个子比较警惕。

    “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大姐说。

    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大姐问高个子可以带他们去见上级吗?高个子说他们要先报告一下。大姐说情况紧急,迟了只怕会出事。

    “到底是什么事?”

    大姐问小陈:“车上东西在吗?”

    小陈语焉不详:“他们搜过车了。”

    高个子追问:“什么东西?”

    “情报。哎哟,你们不要搞掉了!”

    情报很要紧,牵涉到反动派下一阶段“清剿”的新部署。为这份情报已经牺牲了同志,可不敢在这里搞丢。几位陌生同志不清楚情况,搜查时是不是漏了?不会以为没用,随便扔了吧?会不会让小孩拾走了?赶紧去看一看,也许还能找回来。

    高个子说:“走。”

    他们俩被押出那座庙,回到吉普车边。两个爬在车头上玩的小孩看到大人来了,跳下车站在一旁看热闹。两个孩子都小,其中一个还穿着开裆裤。大姐打开驾驶室门上车找情报,小陈留在车下,被对方的枪口死死看着。他们并没有轻信大姐的言辞。

    大姐在驾驶座没找到东西,她跳下车,绕过车头,打开另一侧助手位车门。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好奇,也跟了过来。大姐把后排车门打开,招呼孩子上车玩。她自己则站在车下,用力推开助手位的椅子。

    椅子下边有一个储物柜,储物柜里放着一支小手枪,装在一个精巧的牛皮手枪套里。大姐通常不把枪带在身上,今天到村里找大舅,她把手枪放在座椅下储物柜中。不懂车的人很难想到座椅下边暗藏柜子,通常不会搜查那里。

    大姐把手枪取出来。对方几个人一见她从车上下来,手上忽然有枪,顿感吃惊,几支枪口一起对准她。

    “别误会。”大姐说,“枪给你们。”

    矮个子年轻人接过枪,几个人一起伸头去看。手枪是银白色的,不像武器,倒像玩具,几位估计都没见过,一见不免好奇,啧啧有声。大姐则在一旁追问小陈:“档案袋呢?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两个孩子突然“哇”地大哭起来:那吉普车居然自己顺着山坡悄无声息地开始滑动。车上孩子慌张,大呼小叫,车下玩小手枪的大人们这才注意到异常。

    只有大姐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是她一手制造的。军用吉普停在山坡上,面对下坡路,小陈停车后关了刹车闸,找了一块破砖垫在车轮下,车辆不会自行滑动。大姐上驾驶室找东西时有意打开刹车闸,下车时又悄悄抬脚,把垫在吉普车前轮下的破砖踢掉,撤去保险手段。小孩在车上一晃,吉普车就给推动起来,顺坡而下,越滑越快。坡下有一个拐弯,道路左拐而去,不受控制的吉普车直冲而下,将坠入溪流。

    意外突起,其他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姐心里有数,她大喝:“车上有孩子!小陈快去刹车!”

    小陈立刻向前冲去追赶吉普车,大姐跟上,对方几个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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