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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榕伯是陈平父亲老东家的旧友，两人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陈平的父亲出狱就医，活下来后打听情况，得知阿榕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不料“二二八事变”之后数月，有一天黄昏，一个哑巴老乞丐衣裳褴褛，匍匐于地，趴在天益药店门外行乞，店员屡赶不走，给了钱也不离开，嘴里呀呀有声，手脚乱颤，似有话要说。陈平听说了，感觉有异，亲自下楼去见乞丐，老乞丐见到陈平，拿手指在地板上画，画的居然是老东家的名字。陈平大惊，让人把老乞丐扶进屋去见父亲，时陈父已经重病卧床，却还可以言语，盯着老乞丐看了半天，突然喊一声“阿榕”，两人抱头痛哭。
陈平按照父亲交代，把阿榕伯送到台北乡下一处僻静地方，安排人照料起居生活。自己也时常跑去探望，与老人笔谈。老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写在纸上都是短语，往往问东答西，不知所云。通过艰难交流，陈平大体了解老人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在狱中曾生过重病，但是又活了过来，他的牙齿和舌头是在日本人刑讯中致残。台湾光复后他被国民党当局继续关押。“二二八事件”爆发，监狱混乱，狱中犯人逃亡，他也趁乱逃出。十数年隔绝，外边世界面目全非，老人贫病交加，以流浪乞讨为生，他看到天益药店招牌，想起陈平的父亲，试着一寻，居然有了着落。
后来陈平的父亲因病死于台北家中，死前曾特别交代陈平帮助阿榕伯养伤治病。陈平考虑台北乡下虽然隐蔽，毕竟靠近当局统治中心，阿榕伯是监狱出逃人员，当局可能还在找他，老人特征明显，容易让人认出，待在台北危险。经与老人商量，把他转移到台南，住在张双庆处，对外只称是张家远亲，孤老头寄居终老。老人转移台南后，陈平不时寄钱寄物，也曾屡次探望。这一次撤离台湾，行前陈平提出到张双庆家，除了取枪，也还想再去看老人一眼，留一笔钱，因为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归来时不知老人还在不在。
吴春河一声不吭，听陈平讲完事情。
“明天带我去看他。”吴春河说。
“凌晨就上船了！”
吴春河说：“咱们先不走。”
“为什么？”
吴春河告诉陈平，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叫亚清的人，这位阿榕伯跟他找的人似乎对得上。他找的亚清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关押，后来忽然消失，他觉得很费解，现在有了解释：是“二二八事件”时趁乱逃生。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基本相同，说不定就是这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在他即将离台前夕，终于让他能够以此告慰亡妻？
“如果真是他，那就是我的岳父。”他说。
陈平大张嘴巴，惊讶无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张双庆家。
阿榕伯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极其警惕，他的警惕就是毫无反应。吴春河给他写了一张纸条，问他是否“亚清”钱以未，或者钱乙未？老人没有任何反应，不答是，也不答否。吴春河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是自己人，亲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老人还是没有反应，只把笔紧紧抓在手上，手不住晃，发抖，不是心绪不宁，是手有问题，写不成字，如果他曾经擅长篆刻，可以在石头上刻章，现在肯定不行，已经废了。吴春河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大姐，写了“钱金凤”三个字，老人还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出于担心，或者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大姐与老人记忆中的女孩已经天差地别。吴春河在纸上模仿反字，写下“破碎”“更生”两个词，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拿出刻有“觉醒”的那个小印章，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末了吴春河试着再写一张纸条，写的是“发妻周菊花”几个字。
他看到一颗老泪溢出了老人的眼角。
“很可能是。”吴春河判断。
吴春河不再与老人笔谈，估计此刻花再多时间也不会有更多结果。老人身体状况不好，经过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折磨，有些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有些可能对不上，加上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排斥，匆促之间，很难指望获得更多。
“我们把他带走。”吴春河决定。
陈平大惊：“带回大陆？行吗？”
此刻他们在撤退之中，外边到处军警，危机四伏。原本安排好的接应渔船已经开走，他们改变行程，错过了撤离时间，必须另外联系，其中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和危险。两个人安全撤离尚且不易，带上这么个老人，岂不是目标更大？
吴春河决定冒险。昨天听到阿榕伯的情况，吴春河冒险决定留下，为什么呢？如果错过他会抱憾终生，现在也一样。柯子炎报称老人在台南，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消息渠道，也许很快也会查到张双庆这里，如果不把老人带走，可能将永远丧失机会。
“再危险也得做。”吴春河说，“撤退、接头，都是我们的任务。”
在他看来，如果老人真是钱以未，眼下救走他比保住自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但是老人真是钱以未吗？柯特派员及其行动组在海峡两边折腾，就为了这么个垂死老者？以及这样一个无助孤单老人身上的“连线”？确实匪夷所思。
此时没有时间多考虑，先把人带上再说。
陈平有担忧，老人身体状况如此，受得了海上颠簸吗？老人愿意这么折腾吗？
吴春河断言：“他行。他愿意。”
为什么断定他行？因为这个老人不可小看，经过那么多磨难，能够活到现在，显然其生命力惊人之强。为什么说他愿意？一个心里怀有希望的人才会如此强大，他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家肯定是他的一大希望。
张双庆搞来一架牛车，他们把老人抬上牛车，拉出山边村。陈平担心老人不愿动身，不料老人毫无反应，让走就走，既没有高兴表情，也没有拒绝表示。
他们找到出海的渔船，船老大把他们藏在鱼货舱里，交代他们格外小心。
“特务刚到渔港搜查，说有共党。”
吴春河打听特务的情况：多少人？搜查时问些什么？长什么样子？船老大提到了一个坐在码头系绳墩上插烟、戴礼帽的特务头头。
“故人，血手啊。”吴春河说。
他们必须赶在前边。当天傍晚渔船出发，海上风平浪静，同行三条船，共同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西疾行，时夕阳垂挂于海平面上，晚霞绚丽，船队向着太阳前进。
现在胜利在望。吴春河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船队遭遇了意外。船队经过澎湖时夜色正浓，前方远处传来马达声，一艘海军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全速朝船队驶来。
吴春河说：“沉住气，按计划行动。”
渔船队在海面分散，驶向不同方向，躲避巡逻艇检查。巡逻艇无法全部顾及，舍弃了其中两船，一头扑向吴春河这条渔船。渔船用尽吃奶之力，借着夜色掩护逃跑。巡逻艇发出警告未果，直接向渔船开火，舰炮炮口火光闪闪，一颗颗炮弹轰向渔船。渔船左弯右旋躲避炮火，终于没能幸免，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渔轮炸得四分五裂，几分钟后沉没于海中。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电台危机
警察冲上楼时，房间里有五个人，除了老江，另外四人都是同学，两位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安排在楼下望风的同学刚发出警报，大家手忙脚乱把桌上的书籍收进书包，把放在一旁的课本抓到面前，楼梯就被警察的急促脚步踩得砰砰作响。也就十几秒钟，警察踹开大门冲进了房间。
他们有四个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让我们靠墙壁站好，不许动。而后他们动手搜查，领头的警官命令一个手下看管我们，另两个动手，其中一个搜查房间各角落，一个检查桌子四周物品。我看到警察把我们扔在桌上的课本逐一抓起来看，他的脚踢到了桌子底下的书包。
我当即放声大哭。
警察停止搜查，几支枪一起指着我。
警察头目呵斥：“哭什么！”
我说：“阿姆等我回家。”
“为什么聚在这里？”
我说我们什么都没干，学校提前放假，大家在这里复习，准备考试。
解放军已经打到江西、浙江，前锋指向闽北，大批国军残兵退据福建，准备固守厦门。残兵需要兵营，也担心学生闹事，当局命令岛内各学校提前放假，腾出校园，清空学生，供部队驻扎。学校通知提前考试，同学们仓促应对。我们几个人跑到校外这个地方，说是找个安静处复习迎考，实际是与老江碰头。这个房间楼下是小旅馆，旅馆老板是一位同学的堂叔，人很实在，可以信赖，我们在这里与老江见过几次面，一向安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忽然引来了警察。
我在一屋子人里年龄最小，有资格哭闹。警察的注意力被引到我的身上，桌子下的书包暂时逃过一劫，没被翻动。但是它也无法自行遁迹消失，东西还在里边，静悄悄藏匿在警察的脚尖前方。
恰在这时，楼梯又传来脚步声。小旅馆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响动很大，晃动感传递到整个楼上。
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年轻人走进房间。年轻人个头矮小，学生打扮，表情紧张，头发蓬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一道伤口还在流血。
这个人我不认识。
警察头目喝问：“是哪一个？”
押进屋子的年轻人四处张望，眼光从我们身上溜过，落到老江的身上。老江也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很平静。
“是他？”警察头目把手枪指向老江。
年轻人摇头。
“不是？”
年轻人说老江是矮胖子，国字脸，不是这个。
我断定警察要找的就是这个老江，尽管他个子不矮，也不是国字脸。年轻人显然已经认出人了，他没跟警察说实话。
警察头目不相信：“那么他是谁？”
我抢答：“刘老师是我们助教。”
警察头目当即翻脸：“多嘴！”
我“哇”地又哭出声：“阿姆啊！”
这天也算万幸，警察虽有怀疑，却没把握。他们没再揪着我们，只是喝令我们不得聚众生事，赶紧各自离开。而后押着那年轻人下楼梯，赶到其它地方认人。
老江交代：“大家分头走。不要慌。”
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是侨师的同学，看来他出事了。侨师和我们厦大联系紧密，大家都要小心。他会马上隐蔽起来，再根据情况与我们联络。
“玉凤不错。”他说，“临危不慌。”
我哪里是。我已经吓坏了，只怕被警察逮住证据：桌子下的书包装着一些禁书，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我们都得进监牢。
一位男生问老江：“有任务交代吗？”
老江说：“现在任务是隐蔽。”
那时候不敢多说话，大家匆匆离开。
我没回校，直接跑回家去。
有一个人在家里等我，母亲对他格外警惕，没让他坐在前厅的椅子上，把他赶到后院天井，坐在水井的井沿上等我。母亲给了他一杯水喝，把厨房的后门打开，她带着亚明在厨房择菜，同时盯着客人的一举一动，有如便衣盯着一个“土共”嫌疑。客人还真不是嫌疑，肯定是“土共”，他是孙力。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这里，他从没到过我家。别说在家里，我们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接触，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三哥才打过两回交道。现在他来了，肯定有大事。我不能让母亲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还得让母亲放心，知道人家找我并无异常。
我说：“孙力你不去复习功课，到这里玩？”
他说学校提前放假，给大兵让位，老师学生都不服，考什么试？
母亲插嘴：“不考还不回家？”
考当然还要考，孙力家里已经给他寄来路费，让他买好船票，一考完试就走，从汕头转梅州。厦门这里眼看要打仗了，家人让他赶紧回去。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数学课本：“咱们在这里讲吧？”
这个孙力挺机灵。
我告诉母亲，过几天考数学，这门课我比较不放心，人家孙力可以，我让他帮个忙。学校里最近挺乱，所以到家讲。
母亲没吭声。无论是否相信，在家里在她眼皮底下读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搬了张小桌放在天井，拿两只小凳，跟孙力一人坐一边。孙力从书包里取出讲义夹，装模作样打开，开始讲题。他牛头不对马嘴，说的根本不是高等数学，完全是欺负母亲听不懂。
刚好母亲带着亚明去楼上换衣服，她一离开，孙力把讲义夹一丢，直截了当：“你三哥让我找你，很急。”
“他呢？”我问。
“他有安排，事情交我办，让你帮我。”
我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有条吗？”
上回三哥让他找我，怕我不信，拿张纸写上“是我”两字作证。这一次没写，因为我已经知道孙力的底细，事情比较要紧，写纸条反不安全。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让我知道孙力并非假传圣旨，三哥特地给了孙力一句口令，叫做“乖女流鼻水”。
“臭三哥。”我骂。
我不再讨纸条了，问孙力跑我们家是什么事，要我帮什么忙。
他指了指我们身边的水井。
“井怎么啦？”我不解。
里边可能有东西，我大姐留下的。
我大吃一惊：“电台？”
他让我小声。
“谁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