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第25部分

　　　　姐夫吴春河趁乱转身，返回码头，只走几步，前边又有情况：几个便衣迎面快步而来，是特务，都背着短枪。姐夫一眼看住便衣里的一个人，那人睁大眼睛也看着他。

　　　　姐夫一侧身，拐进街旁的一家剃头店。

　　　　这剃头店生意冷清，两张竹椅都空着，两个剃头匠袖着手等客上门。姐夫往朝里的一张竹椅上一坐，师傅即殷勤凑上，把一张油腻腻的土布褂披在他身上。

　　　　“怎么剪？”师傅问。

　　　　姐夫说：“剃光。”

　　　　剃头店门口发出响声，姐夫抬眼一看，一个便衣晃到门边，目不转睛看着他。

　　　　是柯子炎。所谓冤家路窄，一点不假。

　　　　自抗战初期各走一路，他们已经有逾十年没打过照面了。去年大姐出事，柯子炎带人到台南姐夫任教的中学抓他，姐夫曾远远地见过他；后来姐夫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厦门，柯子炎到水警临时监狱把姐夫认出来，那时柯子炎坐在吉普车上，并没有露面。直到今天，在剃头店，两人才狭路相逢碰到了一起。

　　　　姐夫转回头不看柯子炎，一声不吭做不认识状，让师傅理发。从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柯子炎从门外晃了过去。

　　　　姐夫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放上台面。

　　　　“店里有后门吗？”他悄声问。

　　　　师傅指了一下店后的门帘。

　　　　姐夫扯下脖子上的剃头布，顺手抓过地上一顶斗笠，盖住刚剃出几道发沟的脑袋，掀开布帘从剃头店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外是一条河沟，姐夫跳下河游到对岸。

　　　　对岸下游泊着几条小船，姐夫看看周边无人，赶紧翻身上船，躺在船舱里，同时把斗笠往河下游用力一抛，让它顺水快速流走。

　　　　这斗笠当地人称“大笠”，与普通斗笠有别，细竹篾编为上下两层，中间夹有竹叶，有一个尖顶，比普通斗笠面积大，更结实，戴在头上可抵挡中到大雨，漂在河面上格外显眼。姐夫刚把自己藏好，就听岸上一阵枪响，有人朝下游开枪，还有喊话，显然是被他抛下河的斗笠引开了注意。

　　　　河边的闹腾声响渐渐归于平静。无论外边闹腾还是平静，姐夫都不吭不声，虫子一般蛰伏在船舱里，直到天黑。

　　　　他借夜色掩护爬下小船，悄悄上岸离开小镇。夜幕中的小镇惊魂初定，有狗吠声阵阵，姐夫吴春河孤身一人，不再有交通员领路，也没有同伴相随。

　　　　他再次陷入困局：酱油铺交通站显然已为敌破获，导致交通员小张被捕，小张的任务是带领姐夫一行进入山地游击区，与地下党机关接头，这个任务小张已经无法完成。姐夫怎么办？放弃这一次接头，返回厦门，或者直接返回台湾？

　　　　姐夫非常谨慎，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决定独自上山。

　　　　这是因为柯子炎。柯子炎号称“血手”，他没在剃头店动手抓人，绝对不是手软，很大可能是他对剃头店没有数，担心仓促行事中了圈套。他布置好他的人，转身就会扑进来实施抓捕，所以姐夫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就跑。落入敌手的交通员小张不被突破便罢，一旦被迫说出底细，柯子炎会知道姐夫他们去黄狮坑接关系。出于对姐夫谨慎性格的了解，柯子炎会断定他将放弃前往黄狮坑，因为姐夫失去交通员后无法与地下党联络，到黄狮坑没有意义，还可能自投罗网。柯子炎会判断姐夫最可能返回厦门，或者返回台湾，他的特务一定是在守株待兔，藏匿于那几个关键通道口上。

　　　　姐夫必须反其道而行。

　　　　他心里还有一重忧虑：交通员带着他前往交通站接头，这个站被破坏，交通员被捕获，他却得以幸免逃脱，旁人可能生疑，如果他不吭不声一躲了之，更会令人怀疑，给他的任务和使命带来不利，他与此间地下党的联络可能再也无法建立。比较而言，尽快找到本地地下党领导机关，报警，说明情况，建立联系，更可能消除怀疑。

　　　　但是离了交通员和交通站，他怎么上山？到哪里接头？如果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还要交通员？姐夫考虑自己并不是盲目行动，上级已有通知，本地地下党领导派了交通员带他进山。早几年去台前，他本人也曾秘密进山，游击队里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要能遇到游击队员，请他们报告上级领导，仍然有望接上关系。

　　　　这里边当然大有变数，极具风险，他能做到吗？

　　　　姐夫从小镇沿江上行，趁夜走到海澄。在那里稍歇，第二天清晨继续前进。这里是平原水网地带，远远可见山岭横在天边，有一种载客自行车在黄土道路村头街角边穿行，多的一辆车能搭载三四个人。姐夫雇了一辆自行车前进，于次日黄昏到达黄狮坑。这是一个村落，四周群山环抱，有一条通往内山的道路经过村边，村子建于山坡，坡下有条溪流，进村的道路从溪岸蜿蜒而上，从村头两株巨大的古柏中间穿过。

　　　　姐夫在古柏树旁受到四个人拦截。四个人都持步枪，穿便衣，左臂上挂有黄布袖章，袖章上用墨水写有“自卫队”字样。

　　　　“哪里来的探子？”他们问姐夫。

　　　　姐夫称自己不是探子，是路过的教书先生，经黄狮坑，到漳平永福找熟人求职。

　　　　“为什么走这条路？”他们怀疑。

　　　　是因为听说其他路不好走，姐夫绕了点路。

　　　　姐夫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借居的地方，天快要暗了，山里夜路难走，得歇一歇，找人要口饭吃，找堆破棉絮眯一眯。

　　　　为首的一个下令：“带他去见易太太。”

　　　　他们把姐夫押进村，进了一座大宅。这是本村唯一一座楼房，建得有如巨大的方形堡垒。四边墙体均为青石垒起，异常坚固，下层无窗，却留有枪眼。二层以上开有石窗，屋顶是个平台，像城墙一样建有一个个枪垛。

　　　　姐夫被押进大宅，关进一间黑屋子。他们给姐夫两块地瓜充饥，地瓜是热的，黑屋子的地上铺有稻草，可供睡觉。

　　　　“这是什么地方？”姐夫问。

　　　　“牢房。”

　　　　“我是好人。”

　　　　“易太太回来再说。”

　　　　这些人不是军警特务，也不像共产党游击队，会是些什么人呢？黄狮坑不是姐夫此行的目的地，只是他要经过的一个站，按照计划，小张把他送到这里，再由另一个交通员把他送进山里去见游击队领导。现在他给关进大宅私牢，到哪里去找交通员？

　　　　天黑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大宅里扑通扑通，脚步声杂沓。透过门缝，姐夫听到有人在大声吆喝，命令机枪队到大柏树下，其余人员到各自阵地布防。

　　　　几分钟后机枪声炒豆子般响起，时起时落，打了半个来钟头。待到枪声平息之后，大宅里又是轰隆轰隆，到处都是人声。

　　　　姐夫听到一个吆喝：“把探子带过来。”

　　　　他被押出囚室，拖到大厅。大厅挂着两盏煤气灯，气打得很足，照得厅堂亮如白昼。厅堂正中太师椅上坐着个女子，看模样四十上下，圆脸，浓眉大眼，表情威严，椅边大桌上摆着两支驳壳枪。

　　　　“就是这个探子？”她问。

　　　　姐夫申辩：“我不是探子。”

　　　　女子不听：“拖出去砍了。”

　　　　几个自卫队员过来拖姐夫。姐夫发觉情形不对，当即大声喊叫：“易太太不能草菅人命，冤杀好人！”

　　　　“好人个屁，保安团是谁领来的？”女子骂，“嘴硬！”

　　　　“保安团没关系！”姐夫喊，“我不是！”

　　　　女子问：“你不是保安团探子，难道是‘土共’？”

　　　　姐夫说：“我是好人。”

　　　　女子让姐夫老实招供，到底是干什么的，别拿什么教书先生糊弄。如果承认是“土共”，那么不砍，明天让人拖去交保安团讨赏，让保安团去砍。如果不承认“土共”，那么就是替保安团进山探路的探子，马上拖出去砍了。

　　　　“行，我说实话。”

　　　　姐夫承认自己不是教书先生，不是探子，也不是“土共”。他是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他要到漳平找陈永吉，陈手上有一支队伍，百余人枪，是他们自治同盟的武装。他们准备收编其他武装，组织一支自治军，如果易太太愿意，可以一起干。

　　　　“你去‘同盟’啥？教写字？”

　　　　姐夫说是去修一架机器，电台。他会修机器。

　　　　“你们还有电台？”

　　　　姐夫说有一部电台，但是出了问题，联络不正常，要他去看一看，修理好。

　　　　“自治同盟是什么鬼？国民党？共产党？土匪？”

　　　　姐夫说：“自治同盟就是自治同盟。”

　　　　易太太改变主意，决定暂不杀此人，交给手下审问，会不会修电台不须管，来龙去脉务必查实。如果还是什么“自治同盟”，那么只管狠狠打，打到不同盟为止。搞清情况，该杀该砍不迟。

　　　　姐夫又被关进牢房。

　　　　几天后，有一张纸条辗转来到厦门，由一位中年人送到了我们家。

　　　　“周掌柜：速筹钱，款送西北黄狮坑易太处。老吴。”

　　　　字是姐夫亲笔写的，他的字有点扁，笔画向右上方倾斜，我能认他的字体，因为我看过他给大姐写的信，信封上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在家，她不识字，我把信读给她听。我们俩面面相觑，对信里的意思全然不知。这封信对我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姐夫还在，并未消失。

　　　　把纸条送到我们家的中年人自称就是周掌柜，我没让周掌柜在家里多留，即把他送出家门，到了门外才问话。这些话不能当着母亲问，只怕她着急。

　　　　“怎么会把纸条送到这里？”我问。

　　　　他说纸条里有一个“筹钱”。这是老吴交代的暗号，指的不是金钱，是钱家。

　　　　“他是不是给土匪绑票？人家派了黑单？”

　　　　不像。如果是土匪派黑单，通常会写明要多少大洋，到哪里交钱赎人。

　　　　“‘西北黄狮坑易太处’是什么意思？”

　　　　他也很疑惑，不知究竟。

　　　　“纸条怎么到你手里的？”

　　　　是通过邮局寄到事先安排的一个取信点上。从纸条内容看，姐夫含糊其辞，不把事情说明白，显然处境不安全，担心纸条落到他人手里。

　　　　“你是什么人？”

　　　　原来他是姐夫从台湾带到厦门的同伴。姐夫安排他在厦门开个小店，办点两边流通的货物。前些天姐夫坐船离厦，他也同行，在浮宫上岸后，他跟在姐夫后边。

　　　　镇上出了事情，他看到姐夫躲避特务，从一家剃头店消失。他独自回到厦门，因为事前商量过，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各保安全，以厦门小店为接头点。他在厦门等姐夫，始终未见踪影，只等到这封信。他们刚到厦门落脚，在此间没有任何联络，一切听从姐夫安排，眼下姐夫出事，他无处找人相帮，只能按姐夫信中的暗语找到我们家。

　　　　“其他的我不能多讲。”他说。

　　　　我让他赶紧走，姐夫的事我会想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我去化学系找到孙力。

　　　　“我有要紧事。”我告诉他，“带我去找三哥。”

　　　　他大惊：“我不知道他。”

　　　　“你知道找谁。”

　　　　他问我到底是什么事。我不说，必须面见三哥才讲。前些时候三哥通过孙力把我叫去，现在我要见三哥，当然不找别人，只找孙力。

　　　　“到底什么事？”

　　　　“他着急的事情。”

　　　　无论孙力怎么追问，我都不再多透一言。孙力没办法，答应帮我问一问。

　　　　只隔一天他来找我，把我从学校带到码头坐船，一直到开船之前他还试图劝说：“能不能把你的事情交给我办？”

　　　　我斩钉截铁：“不行。”

　　　　他把我交给一个黑脸汉子，汉子带我上了轮船。

　　　　我被人领着走，在厦门是孙力，上船时是黑脸汉子，下船再换一个，换得我眼花缭乱。当天黄昏我到了石码，在公园的一棵树下见到了三哥。

　　　　他面带笑容，口气却重：“澳妹你这样好玩？”

　　　　“不好玩。”我说，“是你把我拖进来的。”

　　　　他无话可说。

　　　　我把姐夫的纸条交给他，他琢磨了好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我问他什么叫黄狮坑。他告诉我那是山里一个地方，以这张纸条分析，姐夫可能在那里。三哥也知道易太是什么人。

　　　　他让我在石码住一夜，第二天返回厦门，他的人会帮我安排。他不陪我玩了，事不宜迟，要马上离开，连夜动身去找姐夫。

　　　　“我也要去。”

　　　　“干什么？”他问，“没玩够？”

　　　　“不是玩。”

　　　　三哥不想让我掺和他们的事情，这一次我却跟定了。为什么我非要自己来见三哥？因为我打定主意绝不置身事外，我是钱家的澳妹，我必须跟自己的亲人走在一起。我已经是大人，不是小孩，我能照料自己，不要再拿什么“保护”来糊弄我。

　　　　三哥看着我，好一会儿不吭声。末了问：“澳妹我拿你怎么办？”

　　　　“带我走。”

　　　　他不同意。他得把我丢在石码镇上，让我当女乞丐也比跟着他安全。

　　　　“臭三哥！”

　　　　末了他让人找了一身乡下女孩衣服让我换上，我们连夜出发。三哥带着四个人，一人有一辆自行车，他们轮流带我，摸黑行进。

　　　　我注意到他们都背有短枪。

　　　　第二天上午我们赶到一座大山下，从这里往上只有小路，三哥他们把自行车寄在路旁一户农民家，我们徒步上山。

　　　　黄狮坑村头有两棵大树，几个戴着“自卫队”袖章的持枪乡民把我们拦在树下。三哥掏出几匣子弹送他们，请他们带我们去见易太太，我们被领进村中那座大宅子。

　　　　易太太非常客气，她管三哥叫“小钱兄弟”，问：“什么风吹来啦？”

　　　　三哥开门见山向易太太要人，问她手里是不是扣着一个吴春河。易太太很吃惊，她不知道什么吴春河。三哥把姐夫的模样描述了一下，易太太问：“教书先生打扮吗？”

　　　　“他当过教书先生。”

　　　　“怎么不早说？”易太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