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救国- 第30部分

接下来的两天里李富贵拿着圣旨如同一道旋风般的扫荡了户部、工部在北京的几个仓库，最后带着咸丰皇帝的四十万两私房钱外加一大堆战略物资消失在南下的路上。三天后他突然偃旗息鼓的出现在塘沽，以封锁消息为借口李富贵席卷了港口内所有的船只，所有的船主都只收到一张不署名的收条，让他们一个月后到北京去领船银。

第一次出海让李富贵颇感新鲜，趁着北风船队行进的很快，有些士兵晕船，让他们锻炼锻炼也好，李富贵很庆幸自己不在此列。船很多，李富贵和陆归延分享了一条大船，住得很宽敞不过作为货船条件就简陋了一些（为了做姿态，李富贵把不多的一些客船让给了士兵）。

这天晚上李富贵正在夜读孙子兵法，之所以这么用功是因为在于林凤翔一战过后李富贵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一些怀疑，自己在战役之前追求战略利益的时候表现得相当不错，谋划相当充分，总是能把对手逼入绝境，可是临场指挥却有问题，自己在战场上好像做不到当机立断，而且还喜欢分心，现在的自己做谋士是没问题的，可要做统帅的话这将成为一个弱点，在特定的时候甚至会致命，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读兵书来给自己充电，在读孙子兵法的时候李富贵似乎有所感悟，感觉上应该和指挥战役没什么关系，但的确有一些还不太清晰的东西在自己心中形成，所以这几天在海上他只要一有空就把孙子兵法捧起来钻研。

而今天晚上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使得他直到深夜还无法把书丢下。突然，好像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李富贵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他猛地站起身来，把书猛地拍在桌上，眼泪夺眶而出，“这上面写的，分明都是治国的道理啊，我们的祖先怎么会忽略了呢？为什么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要是历代统治者都把孙子兵法作为治国典籍，只怕中国早就统一世界了，就不说别的，单单是这一条‘智、信、仁、勇、严’，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做人的标准中国人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幅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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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五章
　
当陆归延被李富贵从被窝里拎出来的时候非常的不满，“你干什么，我一直吐到半夜，这刚睡一会你又要干什么。”

“我要奉孙子为至圣先师，应该怎么办？”

“你不能明天问吗，明天再说。”

“不行，就要现在问，反正你已经醒了，这会肯定晕船晕的又睡不着了。”

“好，好，算我怕了你了，你简直不是人，要奉孙子为至圣先师？只需要把孙子的牌位供上再加个至圣先师的头衔，每逢节日你带着军官拜祭就行了。你是带兵的，拜孙子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至圣先师是孔子，你硬要加到孙子头上恐怕不太好，不过那些儒生大概不会和你一般见识，恐怕也就是把这事当作你的又一个笑话。你为什么要把孙子捧那么高呢？”

“我要为孙子兵法写个解，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明天你来帮我，今天太晚了，我先回去睡觉了。”说着李富贵转身朝前舱走去。

“混蛋。”陆归延尖叫一声把枕头扔了出去。

以李富贵的文学功底想要著书立说还差的远，所以第二天他只是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倒出来，陆归延边听边问，打算等到陆归延完全弄懂了李富贵的想法再动笔。

两个人的讨论持续了一天，反正船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最后两个人完全都沉迷到这些念头里。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总结起来就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是不是？”

“差不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你去数数孙子兵法上有多少个‘利’字。”

“他是一本兵法当然要言利，可是如果做人、治国也利字当先不妥当吧？”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打仗是这样，难道治国就不是这样吗？”

“仁义都不讲的话，不怕人民道德沦丧吗？”

“现在大家都是满口仁义，难道人民的道德就很好吗？”

“讲仁义都这样了，如果不讲不是更遭吗？”

“不见得，首先从儒家这方面说，儒家理想的仁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你用它来约束百姓会有反效果，就是产生假仁假义。兵家言利，‘智’字为先，在这里并不是不讲仁义，但是仁义要服从智，智则为利服务，也就是说仁义不是绝对的，有好仁，也有坏仁，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好仁，我们就应当大力宣传，不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坏仁，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这种仁义对讲仁义的人有好处，推行起来自然就更容易，而且大家也是真心的。”

“可是现在整个国家物欲横流，如果在大张旗鼓的言利，会不会更糜烂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国人对钱的痴迷的确太厉害了，社会上许多问题也的确是与此有关，但我不认为这是功利主义的错，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仁义道德定得过高使人无法真正的遵守，所以干脆都不遵守，即好像犯过法的人很容易再次犯罪，一个人如果必须经常违反某些道德，那么其他的在他看来也就不会那么神圣了，所以我们的仁义道德的标准不必强行定得那么高，毕竟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唉，顺嘴就说出去了），不如先制定一些有好处的道德标准来实行。另外拜金主义产生这么大危害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大清人目光短浅，兵家言利，这个利并不是光指现钱，这里长利、短利、实利、虚利、公利、私利等等，兵家所主张的是把这所有的利都列入计算，我觉得这样反而可以把现在的社会风气扭转过来。商人言利，士人言义，可是你看现在商人虽然逐利但是对信用等道德标准还是很看重的，可是士人又如何呢？”

看到陆归延陷入沉思，李富贵又接着说道：“举个例子说吧，你说说寡妇守节有什么好处？算来算去没有一方最后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实惠，虽然我们这里有虚利一说，但是虚利最终是会转化为实利的，这就是无利之义，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对不对。而我们知道朋友有通财之义，这就是个好义，为什么呢？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保障，每个人都不至于摔一跤就一辈子爬不起来，于己于公都有好处，第二呢，使得民间更容易筹措资金，你也在生意场上混过，应该知道这样社会投资就会更旺盛，这样的义我们就要提倡，不过仍然要受制于智，怎么说呢？救急不救穷你知道吧。”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里我需要做个解释，利益是兵家的终极目标，而智则是终极手段，所以在排除象运气这样的不可测算的因素后，在兵家看来任何导致最终利益受损的行为都是不智，也就是说没有被聪明误这一说，他吃了亏就是因为他还不够智慧，对利益的计算不全面，眼光不够长远。”

陆归延猛地把头抬起：“你如果能用你的道理把民族大义解释清楚，我就信服你，说说文天祥吧。”

“文天祥啊，解释他有点困难，岳飞怎么样？不行？不能讨价还价？好，好，就文天祥，我可先声明啊，那段历史我不是特别的熟，再说兵家的理论又是刚刚才想出来，所以难免会有些错漏，首先，在文天祥那个时候，南宋已事不可为，这一点必须承认，兵家作分析的时候客观是极重要的一条标准，那么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有哪些利弊呢？中国被蒙古人占领之后，我们汉人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人分四等所以还要一直损失下去，可是只要我们不是真心屈服了我们就还有机会把这些利益夺回来，而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恰恰激励了这种精神，最后实现了我们民族的大利，兵家言利只有大小之分没有高低之别，也就是说公利不一定就高过私利，像这种为了其他人的大利放弃个人的小利的人我称其为高尚，为了其他人的小利而放弃自己的大利的人我称其为愚蠢。”

“能举个愚蠢的例子吗？”

“太多了，就还是从忠义上说吧，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难道他们不忠义吗，好像你们儒家对他们两个的评价也不是太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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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六章
　
“不对，正统的儒家没有看不起伯夷﹑叔齐，不过我一直很迷惑，难道岳飞、文天祥，和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吗？”

陆归延声音低沉的说道，突然他低着的头猛地抬了起来，双手攥住《孙子兵法》发出了一阵狂笑，这可把李富贵吓得不轻，不会自己唯一的智囊被逼疯了吧？

“我自幼以聪慧闻于乡里，四岁能诗，五岁能文，没想到苦读了十几年的四书五经反而是越读越糊涂，那上面明明只是一些简单的教条和七拉八扯的类比，可是怎样才是对的呢，今天我明白了，这本书我写了，等写好了你再看。”

“不要写得太文了。”

“放心，写一套文言的，写一套白话的，怎么样。”

李富贵说服了陆归延可是他没有说服我，看到他站在船头志得意满的样子让我有点不爽，就站出来跟他捣蛋一下，“你这套兵家的理论究竟是权宜之计呢还是你真的这么想？”

“我是真的这么想，接受不了是吗？”

“当然了，人心怎么能只用利益来衡量。”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人心是可以用利益来衡量的，当然不能说决无例外，不过一个针对整个社会的计算能够涵盖大部分人就行了。”

“如果有利的就是好事，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讨厌辫子戏，这些戏不是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吗？”

“鼠目寸光，我还没听说民族团结是可以用奴颜卑膝来获得的。”

好快地反应，“那你怎么解释很多富豪都很喜欢慈善事业。”

“中国人也很喜欢慈善事业吗？在我看来那些人只是眼光比较长远而以，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富豪不喜欢慈善事业的原因。赚钱并不能代表一切利益，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赚大钱是为了传之子孙，往近了说，你有钱了，出门都开车，可你也不希望在井盖都被人偷走的马路上开车吧，你也不希望每天因为高压线被人盗割而停电吧，你能保证自己吃的黄鳝不是用避孕药喂出来的吗，贫富过度不均会造成社会动荡，真正的兵家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其实按照计算利益的主体不同可以把人分为利己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而兵家实际上可以为所有这些人所用，至于侧重就要看个人的高尚程度了，但兵家并不强调高尚，兵家之时强调利益的最大化。”

“你似乎想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人们目光短浅头上去。”

“是啊，兵家应该是些眼光长远的人，我就不明白，中国人性格保守且长于计算，怎么会眼光这么短，你看我们回来之前，什么行当赚钱就一窝蜂得去发展，然后就是供过于求，接下来就是打价格战，最后都赚不到钱，象医生收红包损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利益，既然以行医为终生职业，这样做并不符合医生自己的利益，其实职业道德就是一种有利的道德，唉，可惜，失去以后再重建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怀疑这种性格和我们历朝历代都不注重保护私人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有关，长远利益得不到保障才会养成这种只认现钱的坏习惯。”

“这怎么说？”

‘我们知道长期投资受政策影响很大，如果上位者在制定政策时不顾及既得利益者，那么老百姓在作长远计划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投资最怕的是不确定，所以大家更愿意追逐眼前的利益。‘“嗯，能不能具体一点。”

“比如说吧，你会不会在行洪区里花大钱盖房子，当然不会，你有没有听说过股市的推倒重来论，那比行洪还要可怕，为什么股民会相信这种传言，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政府这会还没这么做，但是这种事政府做得出来，在这样的心态下还有谁会作长线呢？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社会最好不要总是去强调什么奉献，去占老百姓的便宜，老百姓不傻，最好还是多做一些等值交换。”

“照你这么说只要现在加以保护不就行了？”

“谈何容易，这东西已经深深地烙在我们心里，国民性格的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年可靠的东西太少，未来的工资不可靠，退休金不可靠，投资收益不可靠，只有现钱最美好，人们为什么一个劲的把钱往银行里存，不就是因为国家银行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信用，而这个时代人们更愿意把银子埋在地低下。”

“这么说到也有点道理，哎，不对，你这好象是在转移话题，这样吧，我也说一个人出来，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能自圆其说我就服你。”

“哦，谁？”

“吴三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变聪明了，从后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满人不论是早期的开疆拓土的欲望还是晚期对关外的控制力都比汉人要强，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是汉人政权的话是保不住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一点我承认，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满人入关打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才使得中国近代积弱，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一厢情愿，毕竟除了欧洲还没有哪个地方是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更何况自明以来中国一直以保守著称。但是是不是因此吴三桂就可以翻案了呢，不是，为什么？兵家在计算的时候有些因素是不可以列入计算的，运气就是其中之一，投降作为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被人接受除了因为其要牺牲巨大的利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投降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而且胜率完全无法确定，有投降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勾践，但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说章邯，但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命运都不在你手中了，我曾经说过‘用错误的方法打了胜仗比打了败仗还糟糕’，如果因为一次运气好投降以后反而落了好处就把汉奸当英雄看待，从此投降主义盛行，那这个民族就真的里灭亡不远了。所以从兵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