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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给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蜓那样。我四只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胳肢窝下，另一只黑手翘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操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操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坏了。从此以后批斗朱阿姨就单独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破鞋子。全国的著名女演员挨斗都要挂破鞋。大家说：“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朱阿姨对再高的帽子都没意见。就是不要挂破鞋。每次都哭啊闹地给人从大门拖出去。每次朱阿姨给拖出去的时候，韦志远都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边，就像给朱阿姨让座一样。五十岁的朱阿姨像个赖学女孩，屁股向后扯，身子又给人扯到前面。韦志远就那样站着，不知该帮谁。
朱阿姨出事是在昨天晚上。是她的广东保姆讲出来的。广东保姆费了许多力气才让大家听懂，朱依锦“食了毒药”。朱阿姨一天到晚换保姆；一听保姆告诉她邻居家的丑事，她就把保姆辞掉。最后她到广东找回一个保姆，大家再想听她讲朱阿姨的事也没法子听懂了。革命小将对广东保姆说过许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广东保姆好好地谢了他们说：“那你给我买火车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着朱阿姨。连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划清界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毒药？”大家打听。
“安——眠——药！”保姆说：“一——百——粒！”
“唉哟！”有人说：“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脸一样抹一把鼻涕眼泪说：“反正不演戏了，有一个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门给封了，保姆也就被强行解放了。她拎着包袱，从韦志远脚边，迈着逃荒的步子从这个大门走出去了。
我到医院看朱阿姨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医院在开晚餐，满楼都是搪瓷盆子的声音。我
不知朱阿姨床号，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问护士，护士反问我：“什么病？”我说：“没病。是自杀。”护士说：“我们医院没有自杀科。”
后来我发现这医院还真有“自杀科”。所有给塞在楼道里的床上都插着小牌子，在“病因”这一格填有“畏罪自杀”。每一层楼，不管内科外科，都有几张这样的床。自杀科的病员都是自杀到一半给人发现的。有的是杀得不够“稳、准、狠”，有的一杀就怕了，赶紧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点，两个男小将来提审她；她刚把肚子胀鼓鼓塞满安眠药，他们就到了，两个药瓶子还在桌上轻轻滚动。
我上到六楼，就看到许多人站在过道里吃饭。有几个架着双拐，很困难地站在那里。这一层楼不该有架拐的，骨科在一楼。我从这些人的缝里挤着，看见女厕所对面有张床，床上是一丝不挂的朱阿姨。
我才晓得，那些架双拐的人怎么爬得动六层楼。
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正在抢救朱阿姨。护士不比我老多少，在朱阿姨手上扎一针，没血；又扎一针，还没血。那男医生嘴里哄她：“不要慌，慢慢来，在护校不是老拿橡皮来扎吗？把她当橡皮就不紧张了……”
我叹了一口气。朱阿姨的脸这些人平时也看不到的，别说她光溜溜的身子。我已挤到最前面，回头看看朱阿姨现在的观众。我的脊梁太小，什么也不能为朱阿姨遮挡。
朱阿姨这下子全没了板眼，怎么摆布怎么顺从。她眼倒是睁着，只看着天花板上的黑蜘蛛网。针怎么扎她的皮肉，她都不眨眼。
护士医生做完了事，把一条白布单盖在朱阿姨的白身子上。就像大幕关上了，观众散戏一样，周围的人缩缩颈子，松松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开了。
我跑进护士值班室。一个老护士在打毛线。
我叫唤：“唉，要床棉被！”
护士说：“谁要？”
“天好冷怎么不给人家盖被子？”
“你这个小鬼头哪来的？出去！”她凶得很。
“就一条薄被单！……”我跟她比着凶。我想好了： 只要她来拖我我就踢翻那个大痰盂。“为什么不给人家穿衣服？”
老护士的毛线脱针了，顾不上来拖我。她一面穿针脚一面说：“穿什么衣服？浑身都插着管子你没长眼？……她知道什么？她是棵大白菜了你晓得吧？不晓得冷的，不晓得羞的！……”
“大白菜也晓得冷！也晓得羞！”我说。
那男医生这时出来了，看看我，手上净是肥皂泡。他那手碰了朱阿姨，他倒要用那么多肥皂！他对我笑笑说：“她是你妈？”
“是你妈！”我说。
我最后还是把他们闹烦了，扔出一条被子来。
我给朱阿姨盖严了。我坐在她床沿上睡了一小觉，醒来见被子给撩在一边。朱阿姨还是又冷又羞地躺在橡皮管道的网里。
韦志远听着听着把头低下来。
我讲着讲着就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头顶那个白得发蓝的发旋。那个圆圆的漩涡白得发蓝，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指去碰它。他的耳朵也很好看，又小又薄，一点都不奇形怪状，耳朵里有一层灰尘。
我说：“唉，韦志远。”
他不理我。
我又说：“朱阿姨可能不会死的。他们说过几天她可能会醒过来的。革命小将说了，她一醒过来，他们会把她和别人关在一块，她就不会吃安眠药了。”
他还是不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我。其实他从来不怎么理任何人。有人说大清早天不亮，听见男厕所里有人唱戏，都唱男女对唱的段子： 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进去，看见唱戏这个人是韦志远。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动的，眼圈都红了。
其实韦志远人在看门，心里根本不在看门。有次他拿了一大厚摞纸到我家，说他写了个戏，是写给朱阿姨唱的，请我爸给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纸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面塞满稿子，老鼠没啃完旧的，新的又塞进来了。只要人家向我爸讨还稿子，爸就会猛一拍人家肩膀说：“他妈的写得真不赖！好好干，再改它几稿！”人家一听就开心了，哪怕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计较了。
韦志远不同，一个礼拜后他又来用手指“嗒嗒嗒”弹我家门。我爸拔上鞋后跟就要出去。韦志远脸洗得白白的，站在门口。我爸说：“谁来的电话？”韦志远说：“不是……”我爸说：“挂号信？”韦志远笑笑说：“您叫我过几天来的。我的剧本……”
我爸来不及耍花招了，说：“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个礼拜怎么样？我跟你好好谈，啊？”
韦志远还不走，问：“几点？”
我爸不耐烦地说：“几点都行，几点都行！”
爸关上门就说：“这种人也想写剧本！这种人也想写剧本给朱依锦唱……”他像牙疼一样咧着嘴。他只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给老鼠啃成了邮票的锯齿边，他手拍拍上面黑麻麻的老鼠屎，说：“他也写剧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爸刚泡了茶，点了烟要看韦志远的稿，李叔叔抱着棋盒，拎着棋盘进来了。那时李叔叔还没想到半年后自己会从和平鸽上跳下来肝脑涂地。
第二个星期韦志远又来了。听见他“嗒嗒嗒”的弹门，我爸赶紧套上我妈搬煤的脏手套，门一开就对韦志远说：“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饼！……”韦志远一声不响照爸的意思把煤饼从我家厨房一块块搬到晾台上，白脸让汗淌黑了。我爸对他说：“下礼拜吧？今天我累了
。”
韦志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韦志远的。我已经成了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但我跟韦志远还是有话说的。我把许多秘密告诉了他，比如，我下雨天总要跑到菜场去捡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落在地上人家听不见。我存了许多硬币，有时我妈会问我借，我催她还我，她就很赖皮地笑：“借你小钱，将来还你大钱！”大人在向小孩借钱时的面孔非常、非常的有趣。有时我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妈那样有趣的面孔而慷慨地把钱借给她的。
朱阿姨在医院住了三天了，还是老样子： 多半时间是安静躺着，偶然乱动一阵子，把我给她遮盖得很好的棉被踢开。我从家里搬了一把小折叠椅，坐在她床边。大家来看她的身体，一看见我瞪眼坐在那里，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厕所，憋得气也短了，两腿拧成麻花才去。因为每次上厕所回来，朱阿姨的身子总是给亮在那里。我也尽量不睡觉，除了觉睡我，那是没办法的事。有回睡得脑子不清爽，看见那个电工走到床边，他看我头歪眼阖像个瘟鸡，就假装嘴巴一松，把香烟头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马上装出慌手乱脚的样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烟屁股把朱阿姨点着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扑上扑下。棉被还就是给他拍打不掉。他干脆抓起棉被来抖，好像要把火灾的危险抖抖干净。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体上，手就僵住了。这个又瘦又白的身体天天都在缩小、干掉，两条甩水袖的胳膊开始发皱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鲜艳刺眼的橘黄色橡皮管不知从哪儿绕上来。电工动也不动。只有脖子上的大橄榄核在乱动。不知他认为朱阿姨的身体是太难看，还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她过去的多姿都没了，过去的飞舞都停止了……
电工听见我这边有响动，回头看，见我脸上淌满眼泪。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妈妈到医院来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
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
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来了！”
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
妈看着我又脏又倔强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
妈决定不跟我啰唆，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
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
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个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
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
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 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
“死了呗。”
我瞪着眼看着护士。
“那还不死？”护士伸个懒腰。
“谁拔的？”我半天才问。
“我怎么会晓得？唉，你把门关上！这点暖气还不够你往外放！……看着我做什么？告诉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楼梯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真的是散了戏。我觉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韦志远。那个板凳还是空着。我踩着死竹叶穿过死竹林，去敲他那猪圈宿舍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