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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并且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11月，毛泽东以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揭发清华大学军、工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的信上的批示为起点，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名批判了邓小平。
江青一伙乘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大肆攻击1975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诬蔑“整顿就是复辟”，老干部恢复工作是所谓“还乡团”。他们在政治上，抛出了一条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要求各条战线都要“层层揪走资派”；在组织上，“四人帮”进一步对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关押批斗，同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他们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在经济上，“四人帮”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唯生产力论”，把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诬蔑为“替资本主义打基础”，攻击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是“管、卡、压”，钻研技术是“走白专道路”，关心群众生活是“物质刺激”等等。他们企图制造全国性的经济瘫痪，把罪责栽到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身上，乘乱夺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停止了，许多老干部和群众横遭迫害，刚刚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全党、全国人民处于紧张、不安定的状态中，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
（三）四五运动爆发，江青集团的覆灭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爆发出来了。导火线就是“四人帮”压制和反对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无限信赖和敬仰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并指示写作班子写文章，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讥讽为“哭丧妇”，这不能不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晚，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认为“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9时30分，1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在广场的群众。全国其它各地的悼念抗议活动，也遭到破坏和镇压。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标志着人民群众的新觉醒，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他们在报上公开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陈云、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十分焦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向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9月下旬，徐向前、聂荣臻派人转告叶剑英，请赶快拿主意，早下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亲自主持，叶剑英坐镇指挥，汪东兴具体负责，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等被“四人帮”掌握的新闻舆论机构。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第二讲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
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着各种矛盾和因素。“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历史错综复杂，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全局性“左”倾严重错误以外，还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和研究这十年的历史。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着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观原因
第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步：第一步，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由此产生了政治上、理论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从而奠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错误的开端。第二步，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和随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伸到党内。第三步，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套“左”的理论，使之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社会思潮。第四步，1965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党的领导。随着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毛泽东同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不正常，他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他同志感到不满意甚至愤慨，并逐步形成了“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到1966年上半年前后，毛泽东对我国政治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因此发动一场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就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并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终于造成了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第二，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领袖的能力，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大致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是很谦虚、很谨慎的。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需要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更加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个人专断作风也随之发展起来。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常常表现在他与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在历史上有独排众议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到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指导党。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好得很，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号召要搞个人专断，相反他还多次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学霸王别姬。所以，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很独特。就是在组织程序上或手续上一般都经过集体讨论，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央集体往往都是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又使得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主张。
第三，毛泽东勾画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现状，建立一个理想化的“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1958年的“三面红旗”，被他认为是一生中的得意之作，此后他大致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1966年的《五七指示》，则是他对自己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系统表述。他要建立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一大二公”的亦工亦农亦武的，限制商品发展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论是经济建设上，还是政治主张上，都可以在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中找到根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在中国建设他所构想的“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清除其他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崭新的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
第四，毛泽东重用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则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由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的同时，党内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