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秀珍在《王夫之的民族文化观》中将王夫之的夷夏观总结为：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文化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明朝后期的思想先进，勇于跳出自我中心主义樊篱，站在所能企及的世界主义制高点上，去审视和反思传统华夷之辨，并且得出一些迥乎以往的认识结论，不仅具有思想启蒙意义，而且成为晚明时代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蒙元简单粗野、赤裸裸的“四等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族）。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它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即便在现代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极其先进、不容质疑的。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辨”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不伦不类的口号。
有些人尽管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却仍把血统作为民族认同之基础，他们认为满清入关统治中国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端，实际上，明亡、满清统治中国的重要原因，是过度自由化、思想混乱、官僚阶层和军兵阶层纵欲导致华夷之辨被漠视甚至被抛弃。另外，如果对华夏文明有足够的自信，那么今天也应对华夷之辨存有同样的信心。尽管当今世界华夏文明尚未复兴。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人的民族思想连中国古人的思想高度都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更多的体现在科技、生产等方面。况且他们的所谓文明成果，真正属于自己劳动所得并不多，相反掠夺、欺骗其它文明的成分却不少，至今如此。很难说，因为如此的西方文明发达，便说华夷之辨失去其合理性。
当今新形势下的华夷之辨的重要任务，除揭露和批判不当文明史观的宣传，重建自信、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外，更有对不正当渗透中国并进行合法和不合法的掠夺的西方势力及其培养的无耻卖国精英和买办汉奸集团的一系列卖国行径的深刻揭露、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与美国等国家严禁重要经济领域如金融领域被国外公司控制的保守作法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过分开放，严重依赖外资，将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领导操作权和巨额劳动成果拱手让与外资，每年中国在经济各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丧失于国外势力和精英汉奸共同作用下的资产以万亿计甚至更多。亿万人民的辛勤血泪劳动成果不知不觉中被外资和买办集团窃取，滋生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人民生活和生产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资源浪费与消耗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些出卖和掠夺中国国家民族利益、透支中华民族未来的现象必需得到深刻而广泛的揭露，买办汉奸和部分外资势力也必需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这是为了保护更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和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二、我们批判的封建糟粕与满清统治的关系
1。了解真实的程朱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孟之道，曾经被全盘否定和打倒，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自由的盛行，人们已经开始正面认识传统儒家学说，如所谓“国学”热，各地读经活动的举办，甚至很多地方开办了私塾或书院，招收儿童、少年和年经人学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王文元先生将儒家文化概括为：
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但很多人仍然对程朱理学存在误解，对陆王心学的了解则更少。此小节内容是初步认识人们对程朱理学的明显误解。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程颐说：“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
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男女双方的理想要求。程颐并未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程颐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徐继畬说：“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宋代人对妇女改嫁态度并不太严厉，再嫁女、失身女、妓女都可被赞为贞烈之女。 宋代士与妓相爱并结成夫妻的现象很普遍。“婚姻不求门阀”是宋人对婚姻的广泛态度。“士庶婚姻寝成风俗”是宋代婚姻的一个普遍现象。
以下摘录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中的相关论述。
程朱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有自身的道理都遵循着一定的理。理也就是事物的规律和联系，所以理学把理上升到世界本原的哲学高度，认为人应该揭示每一种事物的理，认识这些理，遵循这些理。应该说理学是儒学的系统化哲学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明升华、理性高度发达后才能有的产物，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些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对理学有一具体的认识。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再如朱熹对“致知格物”的解释：他说所谓“致”就是“推极”，也就是推广应用到最大限度，所谓知，就是“识”，应该就是知识的意思，所谓“致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的意思是“至”，“物”，则就是“事”，整个联系起来就应该是推广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尽最大限度去认识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朱熹等人把“理”上升到世界本源的高度，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此外“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认为理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并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穷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遗书卷十一）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非常推崇，他说“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他认为程朱理学本质上和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李约瑟还说程朱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2。满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篡改
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从前面诸多事实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封建糟粕其实更多的是批判满清阉割、歪曲的文化。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他所批判的“吃人的历史”实乃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传统文化自然有糟粕，但不应遭到全盘否定，尤其文革继满清之后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现今多数人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鄙视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是满清统治者歪曲的。如著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说成是儒学教义，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地用以揭批宋明理学、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
儒家经典教材《左传》对于“君难”的看法：“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孟子》有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君权并非至高无上，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于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
曾子犯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教训我，没累着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则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也就是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得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且子女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儿女对父母的错误有责任纠正。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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