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们的补卡收费标准什么时候报给总行的？小夏说：很久了。见对方故意模糊时间概念，我直截了当地问：是我起诉前还是起诉后？他说，是起诉前。我估计他没说实话。
我说，关于我提的第一条，可以在形成文字时再斟酌，但一定要有“新的收费标准已经报批”的内容。至于经济补偿嘛，我说一个数，5000元。
夏说：好说好说，回头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原来我跟白云说的是“两三千元”，现在为何变成5000元了呢？说实话，我打这个官司并不是为了钱，主要还是想像秋菊那样，讨一个说法，为自己，也为北京市所有的司机朋友。当然，打官司肯定要花钱，案件受理费就不说了，跑了那么多路，虽然多数时候是自己开车，可汽油钱也要花不少，现在的汽油多贵啊。还有，向律师朋友请教，得请人家吃顿饭不？也要花钱。所以，让工行给三五千元的补偿并不为过。至于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就不用说了，那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大约隔了40分钟，小夏又打来电话说：已经跟领导汇报过了，第二、三条都好办，就第一条不好接受。你再考虑考虑不提第一条行吗？另外，我们领导希望你能够撤诉，其他的都好办。
第二天上午8点半左右，我开车到了报社。
从玉泉营立交桥往西一公里左右，路南有一个家具市场，叫“名流家居”。在它的旁边，是房地产项目“万年花城”的售楼处。这里的前身是“镜花缘宫”——根据清代作家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为蓝本开发出的一个旅游景点。由于经营不景气，镜花缘宫早就换了主人。中国工商报社的位置就在镜花缘宫旧址的西面一点。
我有上班前先到收发室看报的习惯。9时左右，我正看报时，小夏的电话来了，他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先问：第二、三条都没有什么障碍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说，第一条也好办，我可以不再坚持（此前我与法官沟通时，法官说，他既然答应给你补偿，答应收费办法报批，这对官司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也就用不着非要让人家承认“工作有失误”了，那样他们也会接受不了）。我说，调解可以，但让我主动撤诉不行。
我解释说：调解，意味着法院给我们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送达，则意味着一审判决被撤销；但如果我撤诉，法院给我的是裁定书，准予我撤诉。一旦撤诉，则意味着一审判决生效。一审判决是我输了，这当然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说，如果是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在拿到5000元后撤诉，但我主要不是为了钱，所以我不能主动撤诉！
小夏似乎表示理解。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已经草拟了调解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为更好地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工商银行方面正在将收费标准报批，价格将做适当下调。我认为这样的表态有些模糊，但基本能看出个谁是谁非来，于是表示同意。
另外我对小夏说，如果是和解，最好签一个和解协议，在协议中将我的3点意见写清楚。再说，法院方面也需要审查我们的协议后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准予和解。
小夏说，不用写了，钱我就直接交给你好了。夏这么说，我想他们一定是不愿留下什么白纸黑字——他们怕我把这些东西拿到报上去做文章。
关于我不愿意主动撤诉的问题，小夏表示再向领导汇报。
说实话，工行方面的两点表态还是可以接受的。承诺将新的收费标准报批，又补偿我5000元钱，这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我起诉的目的。我的诉讼请求主要就两点，一是停止执行旧的收费标准，并拟定新的收费办法报物价部门审批，二是退还我的100元补办费。工行一审赢了官司，却在二审判决之前作出这样的妥协，他们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说工行是店大欺客，补办牡丹交通卡时是这样，但在二审判决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在“求饶”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30日下午2时左右，白云打来电话说，银行方面不准备调解了，因为他们觉得调解书的内容“不好写”，你们就等法院判吧。
调解书的内容“不好写”？此谓何意？不就是怕将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条款写进法律文书里脸上无光吗？那么大一个银行却给一个小老百姓5000元“补偿款”，又承诺将新的收费标准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谁都能从中看出个所以然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和谈两次崩无奈理还乱（3）
轻松地过了几天元旦假期后，突然又云开雾散了。
2005年1月12日，白云给我打电话，说工行方面又表示希望调解。我想，看看这回他们的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吧，就同意了。白云说，你们双方快点商量吧，这个案子已经过了审判期限，我得赶紧结案了。
是啊，自我2004年8月上旬提起上诉以来，已经过了4个多月，天天等日日盼，但判决书却迟迟不见踪影。
小夏又与我取得了联系。我问他是否需要起草一个和解协议，由谁来起草。他说，他来起草。
一两天后，我收到了小夏发来的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甲方因牡丹交通卡不当得利纠纷将乙方、丙方作为被告诉至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宣武法院于2004年7月26日作出（2004）宣民初字第2471号民事判决书，甲方后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现经三方协商，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如下：1、乙方、丙方将尽快就牡丹交通卡收费标准相关事宜进行报批。2、甲方撤诉。
小夏说的乙方和丙方，指的是一审诉讼中的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即宣武支行和北京分行。我对协议的两项内容都不太满意，尤其是第二项。因为我一直认为，撤诉就意味着一审判决生效，也就意味着我输了官司。这样虽然我拿到了一些钱，但从法律上说我却是一个失败者，这是我最不愿意接受的。于是，我将第二项内容修改为“双方愿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并将邮件发了回去。
再者，工行方面只是承诺尽快“报批”，至于报谁审批，语焉不详。在我的起诉状里，诉讼请求写得很清楚，是“报物价管理部门审批”。工行方面故意使用“朦胧语”，即可将“报批”解释为“报上级（总行）批准”，今后仍然可以借此敷衍我，使我吃哑巴亏。于是我要求，将“报批”二字改为“报物价部门批准”。
另外，协议中对经济补偿一事只字未提。小夏曾经说过，钱可以给我，但钱的事就不写入协议中了。我想，这还是他们的“面子思想”在作怪。
1月19日，我给小夏打电话，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最好在协议里改成报物价管理部门批。”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业务部门确实跟他们（市发改委——作者注）联系过了，他们不一定能受理。”夏的回答还是想避开物价管理部门。
“他们应该受理啊，四部委的规定里写着呢。”
“你可能没有咨询过国家发改委。我们的业务部门已经做过这一工作了。”
“北京市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去年我都咨询过。”
“是吗？它真不一定能受理。我为什么没写呢，也是怕……我再问问他们业务部门吧。其实写不写都没关系，因为要报肯定是报那儿，但是可能还有些其他问题……”
小夏终于说出“要报肯定是报那儿”的话，可见他知道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的事情该市发改委管，但就是不想写在协议里。
另外，小夏为什么说“它真的不一定能受理”的话呢？当时我不理解，但现在我知道了：价格管理部门曾经对他们业务部门的人说，工行如果自己单独报来补卡收费标准，他们还不受理，工行必须与交管部门一道，或由交管部门报送才符合程序，因为这张牡丹交通卡是交管局委托它发行的。但当时，小夏不愿意跟我说得太多。
“四部委的规定里写得很清楚：报当地价格管理部门批。我想肯定是他们，该发改委管。物价的事都归他们管。”我强调说。
“是，原则上都是，但他们那块儿还是比较麻烦……也有这个顾虑，怕万一承诺了（今后）执行不了也不好。”小夏放缓了语气。
“我觉得那个没事儿。文字上可以这样表述，以后如果有变化是以后的事，我不追究。”
“行，再说吧。”小夏挂断了电话。
我为什么坚持要写“报物价管理部门批”呢？想必小夏对这一点也能充分体会，同时站在他的立场上看，这也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找了一个借口，说他已经问过业务部门，关于收费标准由谁来批准，真是不好说清楚（不一定是物价部门），所以他不同意我的要求。
考虑到他的难处，我也作了一定的让步。我说，那就改为“报有关部门批准”吧，这样总不会有会问题。虽然也还是有些笼统，但总比“报批”两个字要清晰一些。他答应再去向领导汇报。
1月的北京正是天寒地冻之时，今年的冬天尤其冷，寒潮一阵强于一阵。后来气象部门说，这个冬天是19年来北京最冷的一个。
此时的我，心里也常常是冷冷的。我不知道北京工行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会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北京工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内部环节多，运作起来肯定复杂，不像我，自己就是“一把手”，要多少钱，协议内容怎么写，我自己就可以拍板，根本不用向谁请示。我似乎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手里的“权力”。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和谈两次崩无奈理还乱（4）
1月21日，星期五。这天上午，我又给小夏打电话。
“我问一个细节好吗？补偿5000元的事情要不要写在协议里？需要我给你们打收据吗？”
“不用了。我想你也很清楚，如果按程序走就比较麻烦：你需要提供票据，有相关损失的证据。你也清楚这5000元里含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小夏没有明说“其他的东西”是什么，不过大家都能猜到。
我又“关切”地问：“没有收据他们怎么走账啊？”
“对啊，这也是麻烦……我们没法要你的收据，（这）又不是正式赔付。正式赔付怎么可能给你那么多呢？行里也是这个意思，希望你别在媒体上扩大报道了，不要造成太大的影响。肯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钱私下给还是法庭上给？”我问。
“都可以。签协议之前给你吧。”
“昨天白云说，你们在法庭上字一签、钱一给就行了。”
“可以。我们觉得这都无所谓。我对你也有一个信任。给完以后你也不会……”
“当然了，不会再要一回的。”说到这里，我笑了。
小夏也笑了：“不是说再要一回的问题，而是希望你给我个人一个口头上的承诺：别在媒体上扩大报道了。”
“协议里可没有这个啊。”我有点不快。
“对啊，为什么说基于对你的信任，我也没要求在协议里写这个呢？”
“我觉得这案子最后该有一个交代，别虎头蛇尾的，总得在媒体上说已经调解了、结案了。”
“你还想在媒体上把包括这5000元都说了？”小夏的问话很警觉。
“钱倒不一定说。”我用了一招缓兵之计。
“行，待会儿再跟你说吧。”
小夏挂了电话。到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地说：事情已经办妥了，明后天我们就可以去法院签字结案了。协议内容还是两条，一、工行方面承诺尽快将新的补办收费标准报有关部门批；二、喻山澜撤诉。
听了他的话，我有些纳闷儿：我曾多次表示不能撤诉，且已经把他草拟的协议书中关于我撤诉的文字改为“双方愿意接受法院的调解”，怎么末了还是要求我撤诉呢？我告诉他说，这一条不行！
小夏解释说，他一直都是按双方和解、对方撤诉的方案向领导汇报的，眼下已经大功告成，我若此时不同意撤诉，这岂不“坑”了他？他让我别太“较真”了。他说，我们都答应向有关部门报批了，也给你钱了，一审判决对你还有什么约束？你就帮帮我吧，别再坚持不撤诉了！
话说到这份上，也仿佛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心也有些软了下来。可就在我准备“成全”他时，他却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
他说，我们都给你补偿了，你最好别在报纸上做文章了。
听了这话，我有些不高兴，说，这5000元仅仅是补偿我的损失而已，可不是“封口费”。
他一听，马上问：那你说，封口费需要多少？
我想了几秒钟。
是啊，人们从电影、电视剧中，经常能看到有关封口费的情节：只要知情人答应保持沉默，就能得到一大笔钱，这样，某些事情就可能不被有关机关察觉，责任人也不会受到追究。封口费从来都不是一笔小钱。小夏这么问我，我该怎样开价？
我想，我不能就封口费开价。因为我打这一官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为钱——虽然觉得100元太高，交得冤，但毕竟只是100块钱。我一个月好歹能挣三五千元，100块不算什么。我只是觉得，北京的司机那么多，每个人都可能弄丢牡丹交通卡，每个人都可能遭遇高收费，这是涉及一个庞大群体的事情。我自己开口要几万元，终究不是个事儿。
于是，我说，封口费就不要了，但此案已经引起许多媒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案子有了结果不报道一下是说不过去的，肯定还要有个连续报道，给读者一个最后的交代。他又说，交代一下也行，但不能提给过你5000元一事。我想，这是工行方面顾及自己的脸面，不好意思说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没曾想小夏考虑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