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就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候，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
一边是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一边是历经连年战争后百废待兴、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两国发生直接碰撞，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争取胜利。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７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用陈云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决定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作为中财委主任领导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最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他对此作了极其周密细致的考虑。在这个会上，陈云提出了自己的局势发展的判断和对财经方针的决策。
陈云主张，要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会一事无成。
他当时分析，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一国卷入战争。
显然，如果估计为第三种，那就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财经工作必须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战争，一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谈不上。如果估计为第一种或第二种，战争将局限于朝鲜境内，国内可能遭到敌人轰炸，但不会受到直接的攻击。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样，财经工作就可以考虑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
陈云提出：国家财经工作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他说：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陈云提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经过讨论，会议接受陈云的意见，确定了１９５１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这个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央基本上同意。
经过这样周密地考虑以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并为这一方针的实现作出了明确部署。但执行中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判断形势、确定方针。
在应付战争情况下保持市场稳定，包括陈云在内的财经工作部门干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来。陈云曾说：“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 浩大的财政开支，怎么样尽可能省下来一些。为了保证支出，怎么样能够多收上来一些税。陈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前方的战事和国内市场的动向，日夜操持着经济工作，以至于常常紧张得睡不着觉。
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到１９５１年形势开始明朗化，达到了陈云当初设想的最好的情况：邻境战争，国内平安。这样，财经工作方针运用起来有了比设想中的国内被炸情况现宽松的环境。
毛泽东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给财经部门提出了建设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8节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国内市场却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了稳定。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财经工作在支持了战争的同时，稳定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因此而中断经济恢复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作好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
反对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百废俱兴。支持财政当铁公鸡难免得罪各路诸侯，陈云自有说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由于战争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进程未被中断。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在应付战争和稳定市场之余，也进行了一些急需又有可能的重点建设，而且这一部分 在朝鲜战局稳定后，比重逐渐增加。
为了保证建设有重点地进行，陈云领导中财委进行了投资管理体制建设。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重点建设，在当时主要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水利、交通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首先是铁路交通。作这样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从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出发，同时又兼顾了国家“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规划。陈云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强调经济核算，严控财政开支，地方上当然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批评，陈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陈云在第一线，矛盾更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深知财政部门要把住支出的口子是很困难的，来自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他更加理解和支持属下的干部。他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是先同财政部门商量，要财政部门先提出意见。他曾诙谐地对人说：要钱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板。财政部门遭到围攻，感到压力太多时，他都站出来支持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拨”。有陈云在后面支持，财政部门执行起政策来感到腰杆硬多了，但财政部门“一毛不拨”的说法也在各部门和地方传开了。
管住人家用钱，首先得管住自己用钱，说话腰杆才硬。财经部门管钱管物，这对财经干部也是一个考验。陈云对财经干部的廉洁非常注意。他指出，过去市场出问题，“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陈云以身作则。他执掌全国财经大权，丝毫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东北入关时他穿一件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他坚决不同意。中财委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很冷，行政部门看他经常感冒，给他配了电炉子，但他为节约用电，很少用，只在苏联顾问来办公室谈话时为他们开过几次。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总是骑车上下班，从不搭陈云的专车。那时候，中财委上下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1952年底，就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财经工作最高领导人，陈云功不可没。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想。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挤压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难有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希望。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一边编制一边实施。
陈云呕心沥血，逐项落实项目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１９５１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１９５２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８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再次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７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猝，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二十五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３０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缺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并不得不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9节 甘冒政治风险
１９５３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