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辱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跃进”和“反右倾”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
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卫星”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干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核实，有关部门报告陈云，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斤。如果确实产量这样少，粮食困难程度的表现，以及大挖库存，就都说得过去。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够缓解形势，搞到粮食，事情大有可为。陈云得知消息的当天，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粮食状况核实以后，陈云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难关怎样渡过？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地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飞来，共和国的领袖们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实是残酷的，从粮食似乎多得没法处理的梦幻天堂，掉到处处饥荒的人间地狱，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粮食越来越少，调剂来调剂去，连原来的粮食主产区也开始告急了。中央到处想办法寻找粮食，主意甚至打到了边远地区粒粒可数的所谓“死角粮”。到处都缺粮，调剂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机逼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粮食以外的地方。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光靠这些，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显然，国内的粮食潜力已经挖到了尽头，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1960年12月上旬，陈云根据在各地的考察了解的实际情况，约粮食部部长陈国栋谈话，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确定进口粮食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
虽然进口了大量粮食，但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陈云还在想其他救急办法。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帐：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这两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给水产部门增加一些捕渔船和捕鱼网具，以增加捕鱼量，给群众增加动物蛋白。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部分 忍辱负重谋大局第15节 落实调整方针
周恩来对这个主意当即表示赞成。他插话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1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提出，除了每人半斤鱼，到下一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应想办法增加供应半斤肉。这个办法，他也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出来的。他曾听姚依林讲，1962年商业部门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6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
陈云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对此看得很重。他告诫大家：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农业支撑不了过大规模的建设。陈云力主动员两千万城市人口下乡
要渡过难关，光在粮食来源上打主意是不够的，还必须想办法把粮食销量减下去，减轻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陈云当时计算，进口粮食超过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农业欠收引起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大跃进”以来，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几年间增加了2000万职工。这么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削弱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粮食负担。为此，陈云力主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在会上，陈云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当时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农业就没法恢复。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但是，这个决心实在是很难下的。
陈云的这一主张，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谋而合。中央迅速采纳了这一主张。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当年，就有1000万城镇职工告别城市，回到乡村。
陈云一直在呼吁抓紧这项工作不放松。他的一再呼吁与督促下，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中央作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说，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
除了寻找各种应急的办法外，陈云还在思考着落实调整方针、让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各种办法。
当时，“大跃进”难以为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面对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对经济建设方针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调整方针落实不下去，工作十分被动，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陈云也出了很多主意，如卖高价糖果、点心、炒肉片，搞出口基地保证出口争取外汇，等等，虽然在改善市场供应、回笼货币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解决全局性的问题，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