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江苏青浦县（现为上海青浦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就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上任伊始，就给自己，也给所有财经干部立下了规矩：“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当然，陈云的“掌柜”态度，不是要像生意人那样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而是为国计民生精打细算。
在陕甘宁边区战时财政的条件下，陈云就要求财经干部对自己人也要“仔细打打算盘”、“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
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后，陈云更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甚至一度主张财政部门要像铁公鸡“一毛不拨”。他告诫财经干部：“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陈云所设想的，就是要把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说，花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而这位一辈子为国计民生筹谋、掌管着动辄数以亿计资金出入的当家人，自己的生活却是简朴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清贫的。五六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位家庭比较困难是有名的，即刘少奇、朱德、陈云，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1995年4月陈云去世以后，身边工作人员计算了他留下的财产，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和去世后可领到13360元的抚恤金。
陈云，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积余，而把有形的、无形的巨大财富，留在了中华大地上，留在人们心中。
第一部分 黄土高原上的 “红色掌柜”第1节 走上财经工作领导岗位
陈云的财经生涯，是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他自己曾不无诙谐地把这一段的财经工作，说成是搞“小摊摊”。
生产发展了，财政金融却乱象频生，党内外意见纷纷。
毛泽东请陈云出马执掌财经大权，破解难题。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其所任组织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西北财经办事处是1942年6月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主任是贺龙。
此前，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3年3月起因病休养，为时近1年。为照顾他养病，毛泽东让他从杨家岭迁到自己的住地枣园居住。
陈云此际走上财经工作领导岗位，有当时特殊的情况。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代工业，经济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大批党政军人口集中在这里，财政供应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极大的负担。1940年3月，蒋介石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在边区周边构建5道包围封锁线，对边区贸易实行统制，并禁止边区所需的棉花、布匹等输入边区。从8月开始，国民党先是拖欠八路军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八路军经费，还禁止外界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边区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遭水、旱、风、雹灾害侵袭，损失惨重。外援断绝，灾荒频仍，边区收入大减。而境外遭灾害和战祸的难民又大量拥入，为保卫边区还从前线调回了一批部队，支出猛增。这样一来，边区财政经济空前困难。
为减轻群众负担，边区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种粮种菜，纺纱纺线，乃至经商办实业，实现了大部自给，渡过了难关。
渡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1943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超过计划一倍，不但自给，而且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原来靠输入的皮毛、铁、纸、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业品，能够大部自给或者自给有余。边区经济正逐渐脱离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但是，与边区生产兴旺这种景象极不协调的，是财政金融的混乱。1943年1年就出现了好几次大的金融物价波动。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为金融物价大波动埋下了隐患。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帐；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应付战争，军事费用开支剧增；为了保证冬衣原料供给，又必须及时收购棉花；而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出境销售，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减少。
上半年，边区流通货币——边币发行了23137万元，边区金融物价已经开始波动。财政部门掌握了金融、贸易大权后，不是从边区经济全局出发，仅仅为应对一时的困难和危局，下半年边币竟然发行了143663万元，是上半年的7倍还多。边币发行的过快增长，刺激金融物价剧烈波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顿起，物价暴涨。
党内外对这种状况颇有意见。毛泽东除提议任弼时组织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外，待陈云身体稍有恢复，就请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出面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陈云过去并没有搞过财经工作，但他有唯实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为基础，并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养病期间，他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认为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弄清实事，做到实事求是，他概括了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以此为终身的准则。
唯实和学习，就是陈云进入新的工作领域的随身法宝。确定他抓财经工作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号施令，而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1943年12月9日，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随后，就开始接连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陕甘宁晋缓联防军司令部后勤供给座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级干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专注地了解边区财经工作的情况。他还搞到了两本中国经济年鉴，抓紧时间学习财经知识。
1944年3月10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陈云任职的通知，陈云走马上任了。
不让财政随便从银行掏钱，缕清法币边币关系，边币“偷梁换柱”。
一锤定音。新当家人一出手，就展示了过人的果敢与精明。
财政金融出了问题，财经部门自然少不了挨批评，受抱怨，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陈云理解他们，依靠他们。3月20日，刚刚上任的陈云，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为财经 办事处的干部说话：当家人要准备受气，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方针。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进步。错误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国家还没有经验。
陈云的话，表示了自己要大刀阔斧改变财经局面的决心，也无疑为处于窘境中的财经干部撑了腰。毕竟，陕甘宁边区这个家，太不好当了。
当时，金融物价形势还是很不稳定。为制止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4年1月6日，边区银行不得不弃守牌价，让边币随黑市价波动。同时，停止边币发行，推销土产，停发各单位经费3个月，以收缩边币。到3月上旬，边币和法币兑出兑入趋于平衡，银行掌握了足够法币，取得了货币斗争的主动权，开始限制边币兑出，使法币价大幅下跌，最后稳定在9元，物价随之逐步下跌。采取这样强制的行政措施，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边区经济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有些地方市场上法币代替了边币，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其情形，很有些类似于今天人们所称的经济“休克”，经济形势仍然极不乐观。
显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陈云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立即下决心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
陈云首先确立银行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1944年三四月间召开的第二次西北局高干会议认为，财政依赖发行边币支持，把银行变成财政的发行机关，不但丧失银行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而且也是造成金融物价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决定将边区银行确定为企业性质，并从组织上加强边区银行本身的领导力量。
5月14日，陈云同贺龙致信黄亚光、贾拓夫，通知他们：（一）向银行内库借用边币一万万五千元，用以借给物资局缴财政厅一万万元，付军委后勤部五千万元。（二）以上借款均由物资局负责用边币归还，限定六月十日还一万万元，六月底还五千万元。银行须按期负责收回，收回后仍入内库封存。（三）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这一下，不但是财政部门和军队后勤部门带头有借有还，还把货币发行大权收到财经办事处，加强了货币发行的控制。
当时边区银行放款分一般放款与特别放款。一般放款，指银行的固定资金内的放款，主要用于农业和工商业贷款；特别放款指经西北财办批准，由银行发行、库内支付的长期或短期的经济建设或财政性周转，收回时如数归入发行库，其放款和收回，实际是边币的发行和回笼。边币发行的混乱，主要就在于特别放款失控。
为了切实控制边币发行，陈云再立规矩。6月9日，陈云同贺龙颁发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特别放款办法的决定》，规定：特别放款须由借款机关出具正式借据，说明金额、用途、归还日期、利率及付息办法，借款机关不得将借得之款移作别用。特别放款所需资金来源为发行边币，由银行向发行库支款。银行收回放款后须如数归入发行库，并报财经办事处备案。在此过程中，边区银行不得将此款移做别用。
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予取予求；即使从银行借款，到期也必须还。这就彻底根治了财政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要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在确立边区银行相对于财政的独立性的同时，陈云还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虽然边区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5月4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第一部分 黄土高原上的 “红色掌柜”第2节 开展贸易斗争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缕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腿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
陈云的建议被接受了。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实践证明了陈云的认识是正确的。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
反封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陈云足智多谋，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
虽然边区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边区经济规模很小，单凭边区经济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许多重要物资，还是要依赖从国民党统治区的进口。边区的土特产品，也需要到国统区去找市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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