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希文先生是油画家，画宣传画造型方面当然是可以胜任的；滑田友先生和邹佩珠女士都是雕塑家，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到了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大有赶鸭子上架的意思，好在他有些人物造型的底子，过去还画过人物素描；李苦禅先生的特长是花鸟写意，他习惯的是八大山人的艺术语言，不把美帝国主义点染成乌眼鸡就算了；黄均先生的特长是重彩人物线描，那至少可以勾勾轮廓线；田世光先生的工笔花鸟，也只能一起勾边了；吴冠中先生那会儿脑子清楚，这时候可不能把法国派的点彩抡到这宣传画上；李瑞年先生是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油画家，他和吴先生一样都得收着点儿，悠着点儿。现在看到这张集体创作的宣传画，似乎看到那时全民同仇敌忾、意气风发的样子。这些画家被收编之后，后来岂止是洗澡了，拿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在他小说扉页上的话来说：他们还要——
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浸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才可以干净起来。哎，革命真不容易。后来听说燕京大学很快就被取消了，和城里的北大合并了，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那边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在那边洗澡水肯定比这边烫多了。说到底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在新中国的领导者眼中到底还是一群比较安分的手艺人，和留洋回来的博士们相比，与工农群众的距离还是近一些的。
要是毛泽东先生不接着搞后来天翻地覆的群众运动，就让他们这么认真画下去，这些画家又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最后又会走到哪里去呢？真是无法想象。
与此同时徐悲鸿先生和李桦先生、艾中信先生、夏同光先生等画家也合作了宣传画《还要给战争贩子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在战争时期，画家的任务就是支持前线，教育人民。你看看真是难以想象，这两张宣传画居然是这些艺术大师合作的巨制。这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合作，绝了。成群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清华、北大的大院儿里，在各个大专院校里，在研究单位和文化单位里，一边洗澡，一边适应着如今的水温，看着第一个被拖出去的张东荪先生，说他里通外国，犯了间谍罪，但不予逮捕，留在家中管制。这是战争时期，大家在热水里洗澡，慢慢搓着自己身上的污泥。谁敢说个不字？张东荪先生的自辩，没有人能够相信，也没有人去听。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们太小没有看到，只是听老人们说，当时人们强行让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先生，顶着铁锹跪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舞台上，说他是一个贪污犯。他的法国太太王合内镇定地坐在台下，不管多久，还要等他回家。老树影斜的时候，他们老两口，顺着东单三条往东走，穿过十字路口，回到栖凤楼胡同的小院儿去。北京很多胡同名字，都让你可以玩味地遐想。
这次可让这群长久安居在北京的艺术家们开了眼了，对延安来的这群人来说，这还是小菜一碟，不过这的确是在土改中斗争地主最温和的一种必要程序。
人们说他在大敌当前的时刻，贪污了人民的小米、抗美援朝的小米。好在他还没来得及自杀，运动就过去了。自然有关人员又道歉了一番，大家是误会了，还都依然是好同志。这是又延安运动后期的王麻子模式，人们也都见识见识。真是高招，挽回了党的威信，不冤枉一个好人。同时也让大家明白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威严，看看那些被枪毙了的老共产党员刘青山、张子善，开国功臣变成贪官，照杀不误，不放走任何一种坏人。北京胡同——东城区丰富胡同十九号老舍故居（李玉祥提供）每当逢年过节，北京以灰色为主的胡同就会挑出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尽情招展。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1）
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后不见来的啊。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搬到了大雅宝，可能我的眼拙，只看到童话里的小红帽，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大灰狼。
我第一天睁开眼，就知道生活这本书全都要从头另来。老朋友兰兰住在很远的地方，《今古奇观》那本空前绝后的画册暂时看不到了。临春哥哥的卡通人物，皮诺曹、小矮人甚至连那个老巫婆，暂时都没机会见面了。这会儿连想起那老巫婆都觉得十分可爱。好在大雅宝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很多，大概有趣的故事还在后面。现在慢慢细想，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搬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一种缘分，一种福气。这么多小孩不是在学校的同学，就和你们家住在一块儿和你一起玩，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发小儿，个个还都出自名门，哪儿去找？后来才知道以后你要再找这样的一帮孩子，大雅宝时期全家福（五十年代初），当时没有哥哥和小弟弟
还住在一块儿，是不可能的了。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后不见来的啊。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其实过去大概是大雅宝胡同二号的偏院儿，歪歪扭扭紧贴着二号的东墙。墙西边那才是真正的大宅门，那是个正经两三进的四合院。门口还有上马石，古时候肯定是个京官的大宅门。
我们院儿是一溜四个大小不一的院子，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前门是个刷了红漆的铁皮的小门，密密麻麻钉满了小洋钉。门框上钉着个一尺多长、一寸来宽的木头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字字还透着那么股子苍劲，闹着玩哪？有人说，那是李先生写的。这院儿无论谁写的，要是搁在今天，都能刻碑。后门什么牌子也没挂，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黑漆门。
这四个院官称为：前院儿，小院儿，中院儿，后院儿。前院儿有四家。
第一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姑娘，比我们大得多，不可能和我们玩，好像都已经上高中了。大儿子和我差不多大，大名叫赵春生，可比我壮得多。小儿子叫赵福生，个子很小，是个小机灵鬼儿。他爸是门房老赵，我们都叫他赵大爷，据说过去他当过警察，所以很有管理我们院子的能力。他管自己的儿子叫大福生子和小福生子，到我们嘴里，就简化为大生子，小生子。他们一家四口，就住门洞里那一间小房。北京胡同——东城区的铃铛胡同与钟楼（李玉祥提供）和他们房子一排的南房一间，是第二家。李家的姥姥和舅舅住着，因为他们是山东人，孩子就叫她老人家为老娘。后来才听说老太太姓陆，可是全院儿的孩子就这么跟着叫老娘，很少有人提到她的尊姓大名。
后来全院儿的大人小孩儿都学着各家的习惯称谓，作为这个人在本院儿的官称。
拐到西房才是李家的正屋，典型的北京住家的摆设，挂着一轴中堂，两边有对子。八仙桌必不可少，连掸瓶都齐全，擦得锃亮。第二家当时有两个孩子，老大叫李燕。我娘娘说他妈妈当年铁定是个美人，所以李燕就细皮嫩肉，眼睛很秀气。天下的事情，那会儿他就知道一半了。我记得似乎他大妹那时候就叫小妹，他的小妹妹李健是后来才出生的。他爸就是李苦禅先生，他们家里有金钱豹使的带哗哗乱响钢圈的钢叉，还有闪闪发光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墙上挂着他爸扮演《金钱豹》的剧照。
他们家还有日本出版的动物珍禽图集，他告诉我：你知道沙贝为什么叫沙贝？看这就是出处：沙背罗纹鸭，哈。李燕的小舅舅大名李慧光，后来回想起来他还真是个美男子，而且非常聪明，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跟着李燕叫他小舅舅。那会儿他的主要活动是和我们一起去看绘画展览，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他当然是见好就收。后来在中央美院附中教数学。我那时候在北京男四中读书，疯狂地喜欢几何，自己跑到书店去买苏联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因为那时候北京已经不卖黎曼几何的书了。我们俩有时候就一起琢磨几何的各种求证题目和作图题目，等他到美术学院附中教数学的时候，就拿我当榜样来教育学生。其实，特别可笑，他们中间就有李燕、董沙贝、李小可。小舅舅为了激励他们，就说走了嘴：
你们差远了，张郎郎多厉害，他才用了三分钟就做出来了九点共圆！
老天，就是给我三年那也画不出来九点共圆啊？爸爸作的《雪后杂院》等美院附中的其他同学来向我求证的时候，我就傻眼了。老天爷，我就是欧几里德本人，就是罗巴切夫斯基的表哥，别说一会儿，俩月他们照样还是画不出来啊。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像我一样热爱几何和数学。他一夸人就不容易有边儿了。从此我得了一个绰号：九点共圆，到了我们美术学院的神聊大王郭怀仁嘴里，我就变成了十三点共圆啦。李燕他爸我和你们提过，那就是李苦禅先生。他原来在国立艺专国画系教花鸟，现在在等待新的教学方针。后来据说安排在陶瓷科和王清芳先生一起给做出来的花瓶上画花鸟。他妈妈是李慧文女士，在美院的卫生室当大夫。后来陶瓷科也合并到一个新的学校去了，李苦禅先生就一度调到工会去了，经常需要到大华电影院或者红星电影院去排队买票。上级不止一次地教导大家：真正的革命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现在的董沙贝沙贝是第三家的长子，也是这个院儿第一个来和我打招呼的。后来，我在大雅宝真正学会北京孩子们的所有游戏，他功不可没。他黑瘦黑瘦，可是眼睛贼亮贼亮。他的怪招儿层出不穷，难怪从香港回来的黄叔叔就送给他一个大号——扭纹柴。他弟弟董沙雷就白白胖胖，整天笑眯眯的，我们一耍贫嘴他就静静地笑着，偶尔插嘴，多数时候只是微笑，比我们老实很多，什么都听哥哥的，画画没他哥哥好，可是其他所有的功课一直比哥哥好。
他爸爸就是董希文先生，当时就在家里画油画。那时候我们院儿谁家都没有画室。他妈妈张林英女士，也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生，那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们家最大的房间功能最多，是卧室，也是画室，也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好去处。第四家就是我们家了。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2）
虽说我们占了北房，但远不如斗鸡坑那边那么排场。我们家紧挨着沙贝他们家。他们家的餐厅和我的卧房，中间只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我的床就紧贴在这面大玻璃旁边，估计过去这是一家人的住房。这会儿玻璃上当然都糊上了白纸，不过他们家吃饭的香味照样一点不糟蹋地全飞过来，他们聊天的声音照样欢天喜地飞过来。到晚上他们哥儿俩的影子，就在我床旁边的窗户纸上演出大型皮影戏。我要是高兴，就和他们打个招呼，有时候也贫两句，但多数的时候，我们有话还是到院子里见面细谈。我们家大姐乔乔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上班了，她是从北京育才小学直接报名去的。那时她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居然去上班了，开国初期什么奇迹都有。我哥哥还没找回来，不知道他在哪里呢，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雅安。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继承了他的大名，就叫这个郎郎，在家里暂时权充长子。我还有三个弟弟，大伟，寥寥，沛沛。那时候沛沛还没有出生，舅舅的两个孩子还都住在我们家，那就是我的表妹陈天玲，表弟陈天明，平常就叫他们玲玲和明明。现在想来，我们家搬来最晚，住的是全院面积最大的房屋，大概和我爸爸穿过军装有关系，也大概和我们家的孩子实在太多有关系。我妈妈那时候胆子真大，后来才知道，她是不能不管的，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形势所迫，不得不和许多人一起到青海去研究高原垦荒，由解放军照顾他们，他就无法照顾这些孩子了。妈妈只好把他们全接到我们家来住。
小院是我们家的后院，有我们的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小屋，住着我们家的阿姨和董家的阿姨张大娘。四九年以前，北京的老话叫老妈子，四九年以后人们按照新说法，都叫阿姨了。后来我们家的阿姨走了，玲玲就和张大娘住在那里。有时候明明也搬过去住，要是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借宿的话。
有一次在春节的前夕，明明在被窝里偷偷燃放了一种叫做耗子屎的烟花，点着了以后，那玩意儿就嗖嗖猛转、四处乱窜，结果他把自己的被窝和张大娘的被子都给点着了，幸亏他们三人还没睡觉，昏天黑地战斗在深夜，终于乌鼻黑眼地把火给扑灭了。中院，我们搬去的时候不记得有谁在那里住了，大概正好是空着的。后来我记得搬来的是两对国际伴侣。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的外国人比熊猫还少。刚解放还有几个，可自从一九五〇年枪毙了意大利人李安东——报纸上说他是美国间谍，要炮打天安门——从此外国人这种稀有动物除了在大使馆和燕京大学还有，胡同里就不见踪影了。第一对是一位北朝鲜女郎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先生，他在这里学版画。另一对是北京美女宋怀贵嫁给了保加利亚的万曼先生，他在这里学实用美术，后来就专门设计和制作壁挂。他正好是我爸的学生。这两对儿搬到中院儿，这一片整个就轰动了。你可以想象，贝亚杰原来是捷克的国家足球队员，在北京胡同里玩摩托。宋小姐原来就是中央美院的校花，穿着月白色的布拉吉（连衣裙），梳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雪白高跟鞋“嗒嗒嗒”一溜青烟，飘逸而过。我们这群发小儿顿时两眼昏花。那会儿正领我们在胡同的三尺浮土里踢足球的，就是李燕他舅舅李慧光。他那会儿年轻气盛又爱国，这情景他绝对气不忿，缓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