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票。结果那个电影是俄文原文，中文字幕的。我们这些孩子反正连猜带蒙也能看懂个七八成，散场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这群老太太今天可白跑了一趟，她们多数是文盲，就算有一两人读过书，这把年纪的眼神也绝对看不清楚飞快闪过的字幕了。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这些老太太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电影。我一听，每个人看的都是自己演绎出来的一个个新故事，她们也不争论，就是互相补充，那个电影被她们加工得复杂百倍，我在一边笑得直不起腰。
我笑着问我娘娘：那俄文你们听得懂？你们的故事比电影里的故事好得多。
娘娘一本正经地说：仔细听都差不多，再看看表情就没错了。
她们个顶个都是语言天才。黄奶奶吃了我家的葫塌子，黄妈妈那天也送来他们家做的广东小吃。我那会儿正在给西葫芦浇水呢，心里还想多吃几个。她们俩在那里互相客气了半天，又小声秘密地谈什么，一边谈还一边笑。忽然，我娘娘声音大了，说：好，我和你赌个东道——一只老母鸡。
她的意思就是要和黄妈妈打赌，黄妈妈红着脸说：好的，好的。
黄妈妈走了以后，娘娘告诉我，黄妈妈怀孕了。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就想要一个女儿。她掐指一算，肯定是个女儿。
我不大相信地说：你要是算错了呢？
我算错了，她生了儿子要坐月子，我送她只老母鸡也是应该的。她要是生了女儿心满意足，送给我老母鸡她也心甘情愿。我很少打赌，这种一定是双赢的赌，我才下注。
我心想，娘娘真是外交家的材料，她要是有文化就一定不得了。当年闹日本那会儿，她就是新四军的联络员，和陈毅本人见过，还有些来往。可是如今她吃亏就在于没有文化，要不正好在外交部有熟人呢。
那时候，陈毅就是外交部部长。我有时候和我娘娘开玩笑，你怎么不去找陈毅帮忙，干脆参加工作吧？她笑笑说：当年我在武进、丹阳一带熟人多，给新四军当个联络员，还不是为了打日本。我哪儿想到，他们打下了天下？那时候，我就希望平平安安看到日本投降。有机会看到你妈妈平平安安回家，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哪里想到我能来北京，你的表哥也能来北京工作，这都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我没那么傻，去找那些大头头没什么意思。那时候，我的表哥郭伯诚也来了北京，暂时也在北京男五中工作，后来他调到北京九中去了。调来调去，最后去了西藏支持边疆。本来说是三年，没想到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我娘娘比我们谁都想得开，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什么困难都过得去，一直乐呵呵的，连黄叔叔都说：她永远笑眯眯，对一切充满好意。
黄黑妮和我在黄永玉先生的画展（摄于九十年代）几个月以后，黄妈妈真的拎来一只老母鸡。我娘娘再三推让，还是收下了。黄妈妈说：你不知道我多开心，你算得真准，我真是如愿以偿了。
这个新生的女儿后来起了名字叫黄黑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儿童画家。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这个院儿里的老太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她们是我们院儿里的民间外交家。
第三部分第十二章 老蘑菇
他一边给你往小碗儿里盛，一边念念有词：糊涂膏糊涂膏，越吃越糊涂。听那口音，估计他也是山东来的。小蘑菇失踪之后，我真的难过了些日子。当然，首先由于他是我的财源。你知道我们家孩子太多，每个人的零花钱就很少，和沙贝、小宝根本没法比。好在我在小蘑菇这里买东西，用的是我爸的搜集民间玩具的预算。我爸没那个时间，我没那个预算。一举两得，两厢情愿。
自从帮我爸爸买小蘑菇的模子，很快我就成了专家，远远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新花样。每次给爸爸献宝以后，就看他喜欢什么样子的，照样学样，我也假装知道哪些是好的，仿佛我成了审美的内行。
当时还有个老蘑菇，他不推车而是挑个担子。担子上有个小锣，他晃着担子来了，那叮叮咚咚的锣声就是他的吆喝。
他就算是我们这儿的圣诞老人了，主要是供应小吃，也卖洋画。冬天无非是冻海棠、冰柿子，新鲜海棠并不好吃，冻了之后变成半透明的暗红色，和宝石一样好看，吃起来又酸又甜，真是鲜美无比。现在大约是失传了，我几十年来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棠。还有冰柿子，有人叫它“喝了蜜柿子”，上了冻，柿子也变得透明，轻轻咬开一个小口儿，慢慢嘬、细细嚼吃得自己也快通体透明了。有的里面的核儿还没长成，有人叫它是“柿子舌头”，在蜜浆中有这么一小块儿脆的、有嚼头的，吃起来格外过瘾。
老北京街上卖面茶的他还卖糊涂膏，这就是把山里红煮得没魂了，讲究的人还把核都捡了出去。老蘑菇可没那么多闲工夫，那就一锅烩了。估计里面还放了些红糖，所以颜色深红。你要买，便宜，一分钱给你一小江米碗。那时候北京小贩的冷食就开始用江米碗卖，这么早就和世界接轨了。他一边给你往小碗儿里盛，一边念念有词：糊涂膏糊涂膏，越吃越糊涂。听那口音，估计他也是山东来的。
如果把那糊涂膏再用小箩过一下，剔出来那些硌牙的山楂核儿，再加上点儿白糖，染点儿红色的食色，那就是山楂糕了。要想吃真正地道的，那还得去东安市场去买，和卖冰糖葫芦在一个摊位上。好像琉璃厂那边的信远斋也有，当然那里最好的东西还是酸梅汤。
老蘑菇瞄准了我们这个平民低价儿童市场，他没想和东安市场、信远斋较劲。
他同时还卖冰板儿，如果说糊涂膏是简易冰激凌的话，冰板儿就是简易冰棍儿。估计他就是把熬好的糊涂膏一勺一个放在预备好的片页纸上，然后用片页纸挨个一包，拿手一拍就得活了。晚上晾在窗台上冻一宿，明儿早上就能打死狗。
真碰上有钱的主儿，他还是真有冰激凌。他有个用棉花套包着的小铁桶，那就要五分钱才给你一小江米碗儿了。里面据说有牛奶鸡蛋，还有白糖，当然贵了。我们宁可吃糊涂膏，或者两分钱买一个冰板儿吃。
不过他和其他的北京小贩一样，管这个叫“冰缴凌”。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叫的，可能他本人就是个别字大王；要不就是他们土法上马的冰激凌需要用力地搅和才能做出来，所以命名为“冰缴凌”。
后来我干爹带我去王府井的和平餐厅吃西餐，让我要甜点的时候，我说要“冰缴凌”，把我干爹笑得直流眼泪，喘着气告诉我，以后别露怯，在小摊上才有冰缴凌，到了这儿就必须叫它的正名——冰激凌了。我顿时长了学问。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胡同的几个小摊儿上都有，倒不是远来的和尚经好听，而是老蘑菇的东西真的很新鲜。就说酸枣面儿吧，瘸子大学生摊儿上的酸枣面儿整天风吹雨淋的，和真黄土面儿的颜色差不离了。
我刚到北京出了两次洋相，第一次就是看见小生子拿着一块黄土，一边舔一边吃得津津有味，吓我一大跳：啊？你敢吃这个？那小生子瞪了我一眼：没见过？这是酸枣面儿。
另一次更丢人，我看一个孩子跟着妈妈走，怀里抱着一包棉花。那孩子拽住一块棉花就往嘴里塞，我赶紧和他妈妈说：大娘，你孩子吃棉花呢！
那大娘哈哈大笑，你这孩子外地来的吧？他吃的是棉花糖。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给我弄了个大红脸，当时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老蘑菇、小蘑菇给我多少童年的回忆，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现在在哪里？当时沙贝的爸爸因为画了《开国大典》，成了名画家。可是在我们院儿里，他非常低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记忆中他每天都是穿着很整齐的藏青色哔叽中山服，每次我到他家玩儿，他还和我打个招呼，有时候还问我两句话。
总的来说，他的话不多。他对孩子很尽心，孩子们爱看小人书，他就舍得买。但是他很有选择，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汉演义》、《楚汉相争》等成套的小人书，在当时已经很昂贵了，他都坚决地买，现在明白了让孩子多看历史连环画绝对没有坏处。
为了保存好这些书，他叫沙贝拿到煤铺门口的老王头儿哪里。老王头儿除了摆摊儿卖零食同时还出租小人书。他自己把小人书都糊上了硬皮儿，还做了外面的布套儿，也就是说他把小人书都变成函装书了，一来上了档次，二来保护了书。
董希文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就动了这个脑筋。我猜是他们家沙贝租了老王头儿的小人书，而受了启发。因为老王头儿的书新华书店已经没有卖了。像《大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还有什么《血滴子演义》、《三侠剑》等等，估计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留下来的。所以他的小人书，都有很结实的外套。
董先生注意到他的手工很地道，就让沙贝陆续把家里的小人书都送去，改成函装了。我经常陪沙贝去取书，也顺便在王老头儿那里租几本儿。王老头儿对我们也格外优待，别人是一分一本儿，过夜两分。我们都是一律一本儿一分，过夜不加钱。
有一天，沙贝叫我和他去瘸子大学生家取书，那次好像是取《三国演义》。我很奇怪，过去都是老王头儿的活儿，怎么这次改瘸子大学生做了？
我们说的这瘸子大学生是他的外号，据说当年他真的是个大学生。可是如今沦落成一个残疾人，在这里摆摊儿。他不是一般的瘸子，看来他得过很重的病。他的两条腿都只有半截了，手似乎膨胀开来了，指甲都快呆不住了。我刚搬来的时候，一看见他就很害怕，不敢到他的摊儿上买东西，后来沙贝告诉我，瘸子大学生有学问，喜欢和小孩儿聊天，东西还特别便宜。
所以我们以后就经常光顾他的小摊儿，坐在那儿看小人书。我看完了，他还喜欢问我：鲁智深为什么要拳打镇关西？胜英从哪儿得来的鱼鳞紫金刀？等等。如果我一一对答如流，他就很高兴，要是我说错了他还要耐心告诉我，其实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儿的。
我就是不敢看他的手，他似乎也知道这个，和我聊天的时候就尽量垂下双手，好像要把它们藏起来，但是它们实在太大了，真没地方可藏。
沙贝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要把这个活儿派给瘸子大学生去做，按说老王头儿手艺一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董希文先生已经把书和钱都给了大学生，这会儿只需要我和沙贝来取货了。
等我进了他们家，我惊呆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瘸子看我们来了，高兴得笑了。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开心地笑，他的牙很白，也很整齐。
可以说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家徒四壁。他的妻子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对襟儿的小褂儿，怀里抱着比我们小不了多少的女儿，可她这个小姑娘，居然一丝不挂！
那孩子和她妈妈一样坦然，两眼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点害羞的表情，可以说没有任何表情。我和沙贝如芒在背，赶紧拿了书向瘸子大学生道了谢，转身就跑走了。我想大概他们家从来没有客人来，所以她们没来得及准备任何衣服，也没来得及准备任何表情。
我明白了，董先生就是要让瘸子大学生有点儿收入。解放了，居然在我们大雅宝旁边就有这样穷的人，真是无法理解。这会儿我的脑仁子真的不够使了。
第四部分第十三章 京戏
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我记得到大雅宝来看我爸的老延安，最常来的是中国京剧院院长阿甲的太太方华，她好串门嗓门又大，妈妈说她为人豪爽，就是有点老三老四，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就大声叫我：干儿子！
我那时候就有点烦她这个，就从来没好好答应过她。但是我也不愿意让她伤心，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叫我干儿子，一直对我很不错的，就是她嗓门实在太大了。
一来当年史沫特莱在延安就给她拍了《女红军》的头像，她似乎是个天生的女革命家的样子，在美国人写红军的书里一直英姿飒爽，呆了这么多年；二来，她每回到我们家来总是提着一个大西瓜，或者带点儿其他水果给我们吃，这也是我欢迎她的地方。来了以后她就和我妈轰轰烈烈天南海北地一通猛侃。
据说她在延安唱京戏，女角里就数她唱得最好，她的先生阿甲虽然是南方人，可是唱得比她还好。据说江青唱《打渔杀家》里的桂英的时候，阿甲就演她爹萧恩。江青当时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比方华阿姨漂亮多了，所以，让她来唱。要不唱这出戏，毛泽东都不一定就看上她了。当然，这都是小孩儿们事后的瞎猜。
我爸我妈都是戏迷，没事儿在家也唱几句。妈妈最常唱的是：
要不提来马力来么，倒也罢了。
要提起来马力来么，令人可恨。
想当年在扬子江边，我救了他的性命；
他言道要早啊烧香，晚啊点灯，
一天三次三天九次，
谢我救命之恩！
我听我妈唱得还跟真事儿似的，我就拼命忍住了笑。
妈妈真的很喜欢京戏，我们住在北池子北口草垛胡同十二号的时候，我也跟着喜欢。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那时我们和阿甲伯伯、方华阿姨碰巧是邻居，都住在这个大院儿里。就是无巧不成书，他们在延安就是好朋友，现在居然在北京住得这么近。
那时候阿甲伯伯他们好像在弄京戏，要办一个中国京剧学校或者京剧院什么的。
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有一些人家送来的戏票，阿甲伯伯又给我们一些，所以，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吉祥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