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向黑暗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疾驰而去。
“前进呀！”他叫喊道。“为祖国……”这时就不再听到他的声音了。他被打死了，倒在自己的马腿下。
现在，当我站切尔尼多夫的广场上，站在建立在他的坟墓上的纪念碑旁边时，我不能不激动，眼泪留不住了。可是我还是要说：他有的一些缺点是壮丽的、勇敢的，但总是些缺点，这点真没有法子！
第四章 爆破手们
科维里铁道枢纽站的铁道上的爆炸，是在德寇在库尔斯克－别尔戈罗德区展开攻势的那些日子开始的。我们的爆破手们出动去爆炸的那些铁道上，每昼夜开往前线的军车将近七十列。列车是精确地按照德国的调度员们拟定的图表，以每小时四十公里到五十公里的速度行进的。
从七月初开始，行车调度员的职能是归我们的联队司令部自己来掌握了。但是行车调度员的命令不是以签署的形式，甚至也不借助于色灯信号来下达给火车司机们的。我们的行车调度员——爆破手们借助地雷来“调整”铁道上的运输。不服从他们的军车，就会被炸翻。
从初次发生两次爆炸的七月七日起，到八月一日止，在我们所管辖的铁道枢纽站上被炸毁、烧毁和部分破坏的有六十五列火车。运行的速度减低到每小时二十五公里到三十公里。从此以后，晚上列车便停在一些大站过夜，由大批卫戌队来保卫，因此枢纽站和铁道全线上的运输能力急剧地减退了。
在仓库里和车厢里积压了几十万吨准备运往德国去的粮食和其他食品。但更重要的，是给前线补充的人员，德国官兵们呆在车站上好几昼夜。载着弹药、坦克、大炮和其他军用品的列车停在许多待避线上，长久地等待着轮到自己开动。
从八月开始，每天有将近十列的军车被炸毁。
我们在切尔尼多夫土地上初次的大战引起了所有居民对我们的注意，给我们造成了声誉，激起了雄厚的人员的流入，这里的爆炸也如同我们在那里一样惊动了所有的人民。铁道上常常发生覆车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省。打敌人的列车引起了其他游击队的兴趣。“彼佳大叔”——苏联英雄布伦斯基——的联队的人员过去很少到铁道上去，而在八月里，他们也炸毁了好几列军车。科维里铁道枢纽站上的多次爆炸的回声，响彻了白俄罗斯的波列谢，响彻了日托米尔，响彻了布格河彼岸的波兰。这时四面八方的人向我们这里涌来了。有独自来的，有脱逃的俘虏成群结队来的，有整个支队前来加入我们联队的。并且所有的人，绝对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铁道上的这样或那样的行动。
游击队员们中间开始发生那个或这个铁道区段是属于谁的争论，还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前，在基维尔－雷卡区里配置着麦德维捷夫的支队。现在巴利茨基到那里去了，他可以说是我们最勇猛的爆破手。麦德维捷夫的游击队员们称麦德维捷夫是“抓德国将军的能手”，需要安静。他来拜会巴利茨基，并且说，你们应该从这里迁走，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占领了。他说，如果你们要反对，如果我在铁道的进路上看到你们的人员带着炸药和其他“乐器”，请原谅，我要采取自己措施。
“彼佳大叔”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认为，在他的支队所配置的地区里，所有的村庄、镇市、所有的道路，不管是铁道也好，公路也好，一句话，不管是动产和不动产，包括敌人的官兵在那，他都是个主人。这么一来，如果我们在“他的”领域内袭击德寇的司令部，他也会叫嚣起来。
不久，我们同麦德维捷夫和“彼佳大叔”都和解了——固然，不是没有中央司令部的干预的。
八月里，当我作检查性的巡察，就是到自己的各个大队里去视察的那些日子，罗文斯克联队的司令员别格马、他的政委基齐亚，还有他们司令部里的一些人到洛勃诺耶我们这里来了，等了好久才走。他们请求转告我和德鲁日宁，邀我们去做客。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联队和支队的指挥员们并不那么经常有机会碰面，当然很高兴有这种机会。接受了华西里·安德列耶维奇的邀请，我和德鲁日宁一获得时间就动身到他那里去了。
他们十分热烈地欢迎我们，盛宴款待，带我们熟识了一下营地，介绍同各支队的指挥员相识。还给我介绍了跟我同姓的大队指挥员伊凡·菲里普波维奇·费多罗夫（他们叫他罗文斯克的费多罗夫）。而这位我的同姓人，在相当友好的亲切的一般谈话中，开始转弯抹角地说，这件事不妥当，你们的弟兄们在欺负我们。
“怎么回事，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
“噢，您要知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你们的爆破手们钻到我们的路线上来了。”
我答道：“在哪里发现敌人，在哪里认为方便，我们曾经打过，现在在打，将来也要打！”
别格马微微一笑（他平常就是个和蔼恳切的、很有礼貌的人）反驳道：“不管怎样，你是被派到沃伦省，我是被派到罗文斯克省，并不是到哪里都行的。这就是说，其中有不同之处。也许，你明天干脆想转移到我们这里来吧？”
“假如情况需要的话……”
“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设想一下吧——假如敌人用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来压逼我们呢。”
“那当然。到那时我们会带着敬爱的心意欢迎你，并且将在一起打仗。而在现有的情况下，你应该尊重同姓人的权利。”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华西里·安德列耶维奇，但我想，我们不会打起来的……顺便说说，您和我的同姓人所说的那个区，似乎根本不在罗文斯克省里。让咱们拿地图来看看。”
“来，”他请副官说，“叫一声格里戈列耶夫上校！他跑到哪里去了？”
副官跑去了。他回来报告说，没有找到格里戈列耶夫上校。
“听说，他上夏伯阳支队去了。”
“奇怪事，”别格马说，“他怎么忽然想到那里去了？啊，等一等……等一等……你是不是那位费多罗夫？……噢，当然就是你喽！我想起来了。格里戈列耶夫有一次对我讲过，他在战争初期，同费多罗夫在一起组织过一个游击队。你，也就是说那个费多罗夫，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似乎是亲眼看见的，并且企图搭救你……结果好象是你在他的手中断了气。”
“你瞧，天下还有这等事。我活着！并且还打算活下去呢。”
我怎么也预料不到，别格马的参谋长就是那位炮兵团长格里戈列耶夫上校，他跟我在一起组织过队伍，而后来带着我的冲锋枪不知上哪儿去了。他现在避免和我见面，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在别格马那里作了三天客。直到第三天我才见到了这位格里戈列耶夫。
这不是一次使人愉快的会面。他是个军人，善于隐藏心中的不安，可是由他脸上的表情，还是看得出他看见我活着感到多么遗憾。彼此自我介绍了一下。
“格里戈列耶夫上校！”
“费多罗夫将军！”
在这当儿，老实说，我是感到特别愉快。
“您怎么啦？！”我问道。“嗳？请您回答我，我问您，您那时是怎样向德寇投降的？”
他带着沉着的傲慢无理答道：“我没有必要向您作报告……”
“不，您瞧瞧它吧！……”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到手枪边。
“慢着，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别格马用平静的、通常的语调对我说，并且用自己温软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我们来冷静地分析一下。同志们，坐下吧，您也坐下，格里戈列耶夫同志。”
大家坐下了。我是那样的愤怒。他在头几分钟里说的话的意思，我简直弄不清楚，他说：“……这时，您明白吗，德寇的机器脚踏车兵来了。向后退到您那里，没有通路。我试试跑到另一边去。被他们发现了，包围了上来。冲锋枪打不响。完了。被俘了……往后，说来话长，您也不会想听下去……”
“不，不，继续说下去吧。”别格马说。
“好吧，往后我当了联队司令员，别格马同志，我全部给您讲过了。这些事实都已经调查过了。勃伦斯基支队的人员都知道。我是被俘后逃出来的，找到了好人，被藏匿了起来。后来在面包作坊里安身，当了经理。游击队在柳博姆里附近一出现……不错，我在柳博姆里工作过……森林里一出现游击队员，我就上他们那里去了。您可以问问勃伦斯基，我在他那里耽过好几个月，后来他们把我调到别格马将军这里来服务了。”
“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你白白冒火了，”别格玛说，“上校在俘虏营里，后来在面包作坊里受尽了折磨。我现在对他很满意……”
“但是，你们听我说，为什么，”我打断了别格马的话，“上校，您为什么要把我变成一个被打死了的人，给埋葬了起来呢？您编这一套干么？”
“对不住，有些谣言。我根本就不能设想，那个费多罗夫和您就是一个人。那时您的样子那么可怕，使我相信：不论您也好，我也好，一切都完了。您要是在那天能看到自己就好啦！”格里戈列耶夫不做声了，接着重复道：“在那天哪！”
我一切都明白了。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在那天”承认自己被征服了。象他那样的人们，如果不是肉体上，那就是精神上死亡了。好的是格里戈列耶夫还够忠实，及时转到了游击队。
“总而言之，是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我摇了摇手说。
在“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这句话里，我不由得加入一种感情，“老前辈”游击队员对一九四三年——红军开始不可战胜的攻势的年份——入队的队员表示的一种感情，一种对他们的优越感。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当红军撤退的时候，你在哪里？躲起来了！守机待时，要不就是在德寇面前巴结奉承！噢，好，我们收容了你，承认了你，为了你能够赎罪，又给了你武器。但是你终究没有引起我们对你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我们大致是这样议论的，当然，绝对不是随时都是正确的。
要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沃伦省不仅是为了要不爆炸铁道，而且是为了要发动人民，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促使他们相信胜利，发给他们武器去反抗敌人。我们在自己的传单里对伪警、布利博夫分子，还有那些自愿投降而现在已逃出德寇的集中营的人说：“你们要想赎罪，要想重新得到祖国，获得作为苏联公民的巨大权利，那么就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一起打击侵略者和各种各样的叛徒！”
人们到我们这里来了。一部分人是由于内心要求，另一部分人是由于情势所迫，还有一部分人是想用游击队员的头衔来掩饰自己。
往后，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但是在同我们新同志们的日常关系中，决不能表现出对他们不信任：要知道那些想用游击队员的头衔来掩饰自己的行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人，究竟不多。
当上校走出帐篷的时候，我冷冷地握了握他的手，可是时间证明了他来到游击队并非胸怀鬼胎，别有用心。他忠心耿耿地工作，还在战斗中受过伤。
上校离去以后，我们跟别格马和我的同姓人又回到能不能够和应不应该在“别人的”游击队的领土上进行活动的问题上来了。我们摊开了地图，原来我们的弟兄们的确钻进了罗文斯克省。他们埋设了两个地雷，炸翻了两列军车……
“这有什么关系呀，难道这样不好吗？”我问。“依我看来，就是不好的话，也只是对侵略者来说，是不是这样呢？当时在那里并没有你们的敷雷手呀！”
“我们已打算派他们去。你们赶在我们的先头了。”
“这么说，可见原来是我们帮了你们的忙！”
不管怎样，我们同别格马、基齐亚、罗文斯克的费多罗夫，想同麦德维捷夫一样，没有失去交情，过了三个月，我们以共同的力量，粉碎了来打我们的侵略者的扫荡队。
在回洛勃诺耶的途中，走在先头的弟兄们在小路上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扶着另一个。
“站住！”弟兄们向他们喊了一声。他们俩向一边奔进了森林。他们被追上了。可是，知道了我们是游击队员以后，他们自己就回来了。
原来，其中的一位是我们的侦察员华西里·特罗菲莫夫，我们以为他牺牲已有两个星期了。而另一个呢……这倒是很古怪的人。我们在森林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你且想想看：他穿的是方格子的淡蓝色上装，灰色的马裤，鲜红色的皮鞋，袜子花花绿绿——完全跟杂技团的演员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人脸上长满了灰色的鬃毛似的胡子，他的眼睛表示着忧愁、绝望、饥饿和恐惧。漂亮的衣服已经揉得很皱，皮鞋上有些地方的颜色给露水洗掉了。他的外表是可怜的，并且不能使人相信……
“你从哪里来的，特罗菲莫夫？我们早已把你埋葬了。”接着我们把他带到一边。“这是什么人？‘舌头’呢，还是新来的游击队员？”
特罗菲莫夫给我们讲了一件很出色的事情。在引用他的故事以前，我想先讲几句关于特罗菲莫夫本人的话。
这名游击队员年纪三十七、八，是个很有自制力、很守纪律的人；但是喝多了酒就不成了。这时一种对独立自主的行动的渴望便激动了他。他一定想要捉‘舌头’，即使谁也没有命令他这么做；或者在德寇的巡逻队的面前悄悄地溜过，如果估计到他的身高不低于一百八十公分，肩宽可以和结实的餐橱相比，那这样做是完全不容易的。直到现在，他单独的出击都是顺利地完成的。这与其说是由于幸运，倒不如说是因为华西里过去在加里宁省的什么地方当过森林巡察员，很熟悉森林，善于发觉破坏者的踪迹。
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华西里带着一小组人给派到柳博姆里去。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