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答道，‘未立寸功，什么样的勋章我都不要。如果我有所建树，我的统帅部和苏联政府不会拒绝给我勋章的。’
‘那么您到底要什么东西，由于您所透露的消息，给您什么奖赏呢？’
‘你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要，滚吧！’
那么狡猾的微笑把鬼的嘴角拉到了耳朵边，他小声说：‘我给你一个不注目的奖赏。谁也不会知道，但这个奖赏对你是精神上的，就象给机器加油一样……你听，谢明，我给你这样的奖赏：从今以后，大家只会夸奖你，首长也好，同志们也好，谁也不会骂你，谁也不会坏你的名誉，而且你会一直到死从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解放出来。你的生活会得那么平静和温暖，使大家看到你就会高兴地微笑。’
这时我沉思了。‘坏吗？我高兴，对别人也没有损耗。无论我做什么，都做得很好。清醒了也好，喝醉了也好，回家迟了也好，妻子总是笑颜相迎。同志们对我都很亲切。嗨，这种生活多好啊！’
我刚这么想，鬼已经猜到了：‘得了，就照你的办！’他跳起来就要飞走。
在这最后的一刹那，我就抓住了他的蹄子，用全力握住了它，喊道：‘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你这个恶鬼，我什么都不要你的！’我摇动它，摇动得我手都发疼。为啥呢？亲爱的同志们，因为我忽然清醒过来，觉得突然过着这样安静的生活是可怕的。如果没有人骂我，没有人批评我，那时我怎么知道做得对不对，使人民乐意，还是根本相反呢？如果只是夸奖我、抚慰我，我就会变成虽然经常微笑，却是任人摆弄的洋娃娃。这个鬼真狡猾，他想夺去我最紧要的生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要求：‘把我的愿望还给我！还给我！你这个坏蛋，还给我，要不你就要倒霉！’我继续摇动着鬼的蹄子……
由于叫喊，我醒了过来：‘怎么啦，谢明，你疯了！’
我睁开眼睛一看，指挥员站在那里呢。他说：‘你摇动帐篷干么？你想把它推倒在我们头上吗？’
原来我是抓住了帐篷的柱子在使劲地摇动呢。从梦中醒来，我什么也不明白。当我清醒以后，想要讲一讲被派来的鬼，可是没有敢说出来。不管怎样，他总是个指挥员。他会说：‘谢明，你怎么的，共产党员做这样的恶梦吗？！’
他在骂我，而他也在揍我：‘你怎么喝醉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睡了？……你知道，这些干草是给亚当预备的。它已经叫你整整一个钟头，却没有叫得醒你！’
的确，亚当这匹马就站在我跟前，并且叫得活象那个鬼。
指挥员在责骂我，而我呢，认为他在给我饼吃。我在高兴。这就是说，我把自己的愿望从鬼那里夺回来了……
这就是要对你们讲的整个寓言！你听到了吗，巴利茨基！我没有谈到你吧，对不对？这就好了。谁喜欢这个批评呀？它又不是个大姑娘，能爱她。只是，要是严肃地来讲，没有它的确是活不成的！”
讲到这里，谢明便结束了，不知怎的甚至皱起了眉头。
大家望着巴利茨基笑了一会儿。他也紧张地微微一笑。然后刚要向篝火旁边迈一步，甚至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好像要讲什么似的；可是他把手一挥，走开到昏暗中去了。
由于巴利茨基的发言，在我们这里留下了不愉快的渣滓。看样子他是号召人们做好事：赞扬着对死亡的蔑视，赞扬着无限的勇敢；但他是不是过分依赖了幸运呢？
吉洪诺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巴利茨基的一些自尊自大、不爱批评的性格。看来，他心里正在成长着一种对指挥部暗暗不满的情绪。固然，它暂时只表现在企图走开，变成独立自主的……
我很不愿意放走巴利茨基。他毕竟是个最有经验、最勇敢的敷雷手，并且是个真正的游击队指挥员。
“看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想了想……
捷米扬·谢尔盖耶维奇在我们联队里住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中队甚至分队他没有去过。他跟侦察员们作过长谈，参加过我们的炮手和迫击炮手们的射击训练，出席过党、团的会议，爆破工作也使他很感兴趣。有一次，他详细询问过伏拉季斯拉夫·克洛科夫至少一个半小时，询问怎样安置地雷，怎样卫护战士们掩护爆破手们，怎样实行接近目标。谈话过后，捷米扬又请求把这一切表演给他看看。米沙·格拉索克和帕伏洛夫带着一小队青年战士在我们的‘儿童铁路’（我们这样称呼演习用的窄轨铁路）上把全部破坏工作的情景都表演了一下。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捷米扬同志。我想，对大多数普通的游击队员来说，在他们当中有位党中央的书记已不是个秘密。但是在公共场合中，在老百姓中间，对柯罗特琴科同志只称为‘捷米扬同志’。
在这儿出席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同联队指挥人员的联系会议已经筹备好了。
后来还没有过这样集中的游击力量。下面我们来概括地列举一下会议期间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游击连队和支队。
联队有：柯夫帕克、费多罗夫、萨布罗夫、别格马、舒什帕诺夫、马里克；独立支队有：科如哈里、米尔科夫斯基。此外还有几个当地的白俄罗斯支队。他们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是如果有大规模的战斗，当然会和我们一块儿行动的。
可以说，不用夸大，集中的游击队员决不少于两万两千人。如果德寇想要粉碎我们的力量，那就得召来几个师团。可是，他们曾经好多次调过三、五个师团来消灭游击队。读者已经知道，他们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后果。
我和德鲁日宁很不安心——我们能不能完全完成捷米扬·谢尔盖耶维奇所给予的任务：侦察并且总结一下有关德寇农业经济‘政策’的一切材料。在渡过德涅泊河以前，还在我们切尔尼多夫的地区时，我们有系统地收集过关于农民生活的情报。但是在自己寄给乌克兰司令部的汇报里，我们很少把这些情报列如——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总结。只有一个结论，我们是完全清楚的：早在一九四二年末，侵略者在经济的、首先是在农业的战线上，遭到了全盘的失败。许多集体农庄，就象我已经描写过的一样，被保留下来了，把它们叫做‘公社’。占领当局认为从这些公社的集体农庄里，会比从分散的小型农庄里更容易‘抽税’，这就是他们保留集体农庄公社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借助于赋税和形形色色的苛捐杂税，他们搜刮了落到公社的仓库里的一切东西。
新兴的富农和乌克兰地主们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这是早已失掉阶级性的蛮族，是些对管理丧失了鉴别力、与土地疏远了的人。种子是他们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从德寇仓库里赊购来的。但他们所以等待着改换政权，并不是为了自己来工作，自己来耕地播种。到哪里去找雇农？到哪里去弄马匹或者拖拉机？到哪里去拿犁耙和其他农具？仍要依靠本来就被战争破坏了的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又从农产管理部长那里接到了必须完成的计划。简单说来，便是春耕垮了台，大半的土地没有下种。由于土地耕种得太坏，播种后又几乎没有人照料，到处都欠收。
甚至于最爱研究的德国农业政治家们，对苏维埃集体农庄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件事，也没有些微概念。他们真认为这不过是许多小型农庄的机械式组织。德寇用公社代替了集体农庄，只留下了它的形式和躯壳，却把血肉、思想和目的都给剥夺了……
科留可夫卡区的地下工作这在去年向省委报告了一个很可作为特征的事件。
区农业指挥官召集了从德国来的农业专家们，以及必须按照职别和农民打交道的各种筹备人员和军官们开了一次会。在这次会议上，农学家罗晋科作了关于集体农庄生产经济机构的报告。
他讲到什么是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是怎样拟定的，农学家、农业机器站主任、土地和其他区组织的代表们怎样参与拟定计划，最后，他讲到怎样在公社的大会上通过这个计划。报告人讲到了轮种制是由每个集体农庄根据所有的自然条件和国家的需要，详详细细地研制和考虑出来的。随后报告人开始向参加会议的人们解释，政权代表——各区和各省组织的领导者——如何有系统地帮助每一个集体农庄组织生产过程，并达到计划的完成。他解释了什么是劳动日，如果制定逐渐提高的、奖励制的工资。他违背了自己的希望，不得不说到先进工作者榜样的力量，说到社会主义竞赛，说到公共监督的意义……
他讲了很久。起先有些听众在自己的手册里摘记他的报告，有些人给他打岔、提问题，后来开始了普遍的沉默。军官们公然打着呵欠，农学家们困惑地互使颜色。最后，主持会议的忍不住了。
“喂，您这个叫什么……”他带着冷冰冰的恶意说。“您扯得太远了。我们给您面子，把您请到这里，要您给诸位讲一下集体制度的基本组织原则——可是您简直在讥笑我们，竭力想法把我们弄糊涂。大多数在座的人们，在自己的祖国有私有的土地，或者参加管理复杂的地主经济……而您想迫使我们相信一般乌克兰农民曾经有意识地参加这些计划、统计、总结、监察、彼此号召什么竞赛等等的制度。您想教我们成年人相信这一切是不可思议地复杂难懂的……您是不是疯了，就是……可是，我们以后在弄清楚吧。去吧，我们现在再也不需要您了……”
罗晋科用发抖的手把自己的材料收拾好，就向门口走去。突然有个希特勒党卫队的军官跳了起来，走到他跟前，狂暴得满脸通红，伸手就用橡皮棍打他的脸。
“不要在这里打，不要在这里打！”主席喊道。
可是这个军官一脚踢倒了罗晋科，嚷道：
“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要这样使他们惯于劳动，这就是我们逐渐提高的工资，叫他们不劳动试试！”他打开门叫来了一个士兵。“把这个做报告的先生抬出去！”
的确，德寇是这样，也只有这样在公社里组织劳动。那很好，结果他们得到了成千上万的新游击队员。但是想来真可笑，甚至出现了善良的、人道主义的侵略者，他们会在公社的基础上组织劳动。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将必须放弃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这一点，当然不在他们的意向里。
我们在敌人后方的侦察员，过去的德语教员阿列克山德尔·伊凡诺维奇·伊凡，听到一个德寇少校在说心里话时口沫飞溅地说：
“我们需要印度！我们需要苦力，需要德国人能坐上去的人力车。你明白吗，我们需要奴隶！希特勒所叫喊的是死角，无人地带。不，英国人安排得好一些。他们强迫人民替他们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在于把俄罗斯变成印度，印度不是死角。把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住在这里的人都变成印度人。我们大家来到这里，是为了发财致富。我们不仅要获得土地，而且还要获得不花钱的劳动力——努力。”
在去年十月里并到我们这里来的瓦利亚·彼特连科，曾在突斯尼察农业专科学校的实习生产农庄里工作。这个农庄变成了一个叫做埃依利加尔脱的地产。瓦利亚对我们说，在采集水果的时期，给所有的女工都戴上了口罩：好象击剑家用的面罩。
“连这么一点儿的樱桃也不让吃……”
我们的联队在沦陷地区里走了好几千公里。我们的侦察员、地下工作者们向两方面各自展开了几十公里的空间。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而且任何人一次也没有给我们讲过存在着哪怕只有一个繁荣的农庄。不用谈繁荣的了，就连多少整顿好的、系统地工作着的农庄，我们一路上也没有看见过。
而在一九四三年这年转移到了德涅泊河的右岸时，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公社里的有组织的播种；地主的农庄连一个也没有遇到。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在白俄罗斯的领土上活动。我们和当地的省委会地下工作人员们没有保持经常的联络。当然，关于居民生活的情报现在不会象在故乡切尔尼多夫省时那么全面了。但是我们的侦察员们照常工作，按照司令部预定的、随后的行军路线向前走去，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向后、向两侧走去。总结了他们谈到的农民生活的一切，我和德鲁日宁看到了，这一年度给德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点可不是那么轻易确定的。下面的一些材料变是我们应该得出结论的基础。
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被粉碎以后，德国的地主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回到德国去了，留下一些管理员来代替自己。但是如果管理员也是个德国人，那么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管理员也失踪了。最有趣的是，就是这些地主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领区回到德国以后，甚至不想用信件来知道‘自己的地产’的事务。他们体会到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利润，就向他吐口痰，摇摇手不要了：能抽得开脚就算大吉大利了。
法西斯政客们要在苏联的沦陷区中复兴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望遭到了失败，也没有能够把苏联人民变成奴隶，正是按照法西斯政客们的阴谋，应该在德国监工的鞭子下，为‘高等人种’栽种庄稼的那些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民，组织了游击队。瞧，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单是在这里，在乌博尔齐河一带，我们的队伍里就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而在所有的游击队里又有多少农民啊！有几十万！最杰出的——参加游击运动比较积极的、自觉的、技术熟练的农民力量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们、拖拉机手们、联合收割机手们、生产队队长和组长们。
法西斯的农业政客们理解到这一点吗？未必理解到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就是这样：不管从地主们那里，不管从富农们那里，不管从‘公社’里面，他们都没有获得按照希特勒匪帮的阴谋应该养活整个德国的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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