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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索洛伊德打断了萨马尔琴科的话。“为了会面，就给了你们一人一杯酒。”
“我不是报告过了吗，”萨马尔琴科用抱怨的声音回答道。“是亲自！就是说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柯夫帕克自己给的酒。他和我们为费多罗夫队的人员的健康而碰了杯。索洛伊德同志，您在这样情况之下也禁不住不喝呀。”
我们的侦察员被领到了阿列维奇村，那里，柯夫帕克请他们到司令部去，和鲁德尼夫一起详细询问他们。然后好好地请了客。当他们知道我们在找渡口，就建议和我们一起渡河。这种做法是明智的。我们把马斯拉科夫叫了来，吩咐他安排好和柯夫帕克司令部联系。后来发现做到这一点是不很简单的，必须通过莫斯科来进行。不管怎样终于联系上了。四月六日那天，柯夫帕克派人带了专诚的请帖到我们这里，请我们明天去作客。此外，柯夫帕克的使者们还通知我们，德寇在最近时期打算开放普里皮亚齐河上的航运，说不定今儿明儿从莫兹尔方面应该开来一队先头的轮船。柯夫帕克在猎取它们，请求放它们从我们旁边溜过去，不要射击；说是那里已经准备好好地表迎接它们。只有在这个船队如果散开了，如果它开始回头逃跑的情况下——那时才打，不要错过机会。
我们好不容易地同意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载着法西斯强盗的轮船和驳船要在旁边驶过，而有人在建议我们观赏它们，不要动手，奉送给老爷子……可是为了友谊，这件事还办不到吗……四月七日早晨，德鲁日宁、尔凡诺夫、索洛伊德、麦里尼克、巴利茨基和我，带着小小的一队战士，动身到阿列维奇去，上柯夫帕克那里作客去了。
我们的向导——三名柯夫帕克的游击队员——走在前面，时时拼命地吹口哨。不知这是警报还是特殊的暗号，或是为了免得偶然射击的预告……这种哨子一吹，树林子里总会跑出一些打游击的人物。他们不很接近我们，只是远远地目送着我们，有两个甚至用望远镜来细瞧。后来我们才知道口哨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向导故意引起那些驻扎在我们到司令部去的路上的支队的人们来注意：“瞧，费多罗夫的人们在走呢！”过了几天，当柯夫帕克和鲁德尼夫到我们这里来答访的时候，我们各支队的人们也都跑来瞧他们。
阿列维奇这个靠近河岸的大村庄里，这几天在庆祝。姑娘们手拉着手，一排排地走来走去，嗑着葵花子，嘻嘻哈哈，尖声高叫。当地的小伙子们和游击队员们厮混在一起，追随着姑娘们，找她们的麻烦，开些儿玩笑。有几个手风琴手，彼此打着岔，拉奏着跳舞的旋律。
我们刚走上村道——有几位骑马的来迎接我们了。
一马当先的是个老头儿，披着一件皮袄，毛皮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尖胡子。
他马未停蹄便灵活地跳了下来。我也下了马。彼此迎上了，又拥抱，又接吻。
这时鲁德尼夫也到了：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是个沉着矜持的人。但是微微一笑，立刻就看得出他这个人是和蔼可亲、真诚恳切的，甚至是有些害臊的。我们同他也接了吻。
参谋长巴兹马也走到一块儿来了，成群地走进了一宅大民房。
游戏呀，跳舞呀，完全停止了。人们都跑拢来看热闹。
柯夫帕克摇摇手说：“散开，干自己的事去！我们给你们表演杂技吗？”
我对他瞧着，瞧着，突然想起来了：我和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认识了。那时普齐夫里正并入切尔尼多夫省。苏姆省是以后成立的。我到过普齐夫里－科诺托普公路的公差。柯夫帕克在主持区公路处，并且领导建筑。那时他年纪已经不青。他那种敏捷、灵活、当机立断并且立刻使其实现的才干，是特别使人注意的。
我们发现了许多旧相识。柯夫帕克的一些支队里有一个支队指挥员——库里巴卡——在开战的不久以前曾在切尔尼多夫省工作。副参谋长伏依采霍维奇，过去是个动物学家，也是我们的同乡。前切尔尼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书记西里琴科，我们认为他已经牺牲了，突然出现在柯夫帕克身边。这里还有我们的两位区委书记：奥利舍夫卡区的索洛伊德和科泽列茨克区的雅罗伏依。他们是从苏联后方调到柯夫帕克机场来，以便从那里潜入本区的；他们仍然面临着孤单，或者得带几个小队转移到德涅帕河的左岸去。
因为我们的阿尔维奇来并非为了开会，而是作客，所以坐在铺着白桌布的桌子边开始谈话，不知是早晨还是午餐，叫我们作客为客人坐在上席，坐在柯夫帕克和鲁德尼夫的旁边。气氛是最愉快、最真挚的。大家为了胜利、为了游击队的成就干了杯。主人请我们吃了煎鱼，还有按游击队的方式煮的带皮马铃薯，又请我们吃酸白菜。真可怜，我们从来没有运气吃到象鲱鱼这样好的冷盘。当然，后来可就谈开正事了。柯夫帕克掩盖着焦急心情，好象是顺便提到似地向我们问提关于船队的决定，如果它打从我们的营地近旁驶过。
知道了我的命令，他甚至得意洋洋地擦擦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真得谢谢您……把它们嚇退是不会太费事的。让他们到我们的深处来吧。在这里我们会给他们尝尝鱼鲜！”
柯夫帕克开始叙述他们的侦察队怎样发觉了德寇在准备通航。游击队员们已经不是第一天在等候这些船舰，上星期便打沉了他们一艘侦察快艇。
“我们本来以为德寇已给嚇走，不会溜进来了。不，我们的侦察队队长维尔希戈拉昨天报告说：轮船上装着大炮。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来……”
这时有位女炊事员走进房间来了，端上大煎锅里烤得绯红的、使人引起食欲的大块小牛肉，放在靠近我的桌子上。菜放下了，而自己却尽瞧着不走。
“菲尼亚姑妈，你怎么啦？”柯夫帕克问道。“你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吗？现在你要单独给他吃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们的女炊事员菲多西亚·帕芙洛夫娜·洛马科，不太年青，可是很美丽……”
“别取笑了，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我想问问客人……也许，费多罗夫同志，我的女儿在你们那里吗？她名叫娜斯佳，和我同姓——洛马科。”
我记不得这个人，本来已经想回答说，我当然不能记得所有的人，得回去问个明白；但是尔凡诺夫插了嘴：“您把她详细描述一下吧。”
菲尼亚姑妈焦急起来，连嗓音也变了样：“胖胖的，中等身材，圆脸，黑头发，眉毛象小燕儿似的。她穿着咖啡色的高跟鞋，绸衬衫，自己绣的花：袖子上是小鸟，而胸脯上是红花……”
大家都笑了，我也忍不住了。当然，我们这里谁也不想让菲尼亚姑妈见怪。可是她却生了气，把送煎锅用的抹布猛地往屋角里一扔，自己跳到门外去了。好容易才把她叫回来。
“您干脆地说好了：你们那里有没有纳斯佳·洛马科。小伙子们，取笑老年人是可耻的，”菲尼亚姑妈含着眼泪嚷道。“我那孩子那时从家里出来以后，总在我眼前站着。”
事实上，甚至描述亲生的女儿也不容易（也许，描述女儿格外困难），如果她的外貌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的话。尔凡诺夫请她描述一下，是因为恐怕弄错了。他认识娜斯佳·洛马科，她是第四中队的女护士。但可能她不过是同姓吧？引起人家的希望，而马上又使人家失望，这有什么用啊！
“我怎么给你们描述她呢？”菲尼亚姑妈继续说。“也许她现在象苍蝇一样消瘦；也许经过了极大的不幸，经过德寇的拷问而白了头；也许她现在缺了眼睛或者少了手——不论她现在是怎么样的，哪怕她现在难看了，老了，只要活着，我也要这个亲生的女儿。”
“我们那里有个洛马科，”尔凡诺夫终于下决心讲了。“并且好象的确是阿纳斯塔西亚。头也不白，腿也不瘸，她的一双眼睛也是好好的……”
菲尼亚姑妈抓住了我的肩膀，挤得我好疼。她两手发抖，脸色惨白。
“我现在给您讲她的一件特征；如果合适——那就是她。在战斗的时候……”
“但是，难道我看见她在战斗的时候……”
这时我们听到了远方的机枪声。短短的一梭子弹，又是一梭子弹，大炮也打响了。大家警惕起来。
菲尼亚姑妈叹了口气，放开了我的肩膀。我对她看了一眼。她不由得象鸟儿般猛地耸起了肩膀，并且把几个手指尖儿插进嘴里去。
“是您的，是您的女儿！”尔凡诺夫叫起来了。他看到了菲尼亚姑妈的这种动作。“我毫不怀疑了。她也是那样：一开枪，就把拳头塞进嘴里去。您请求司令员吧，我们把您带走。今天晚上你们就可以相会了。”
但是这天晚上，洛马科母女没有能够相会。我们听到的射击声，果真是大战的开始。
传令兵跑到柯夫帕克身边，凑在耳朵上小声地说了几句。
“嗨，真好！”老爷子叫起来了。“新客人来了。谁要是想去——就一块儿去迎接吧！”
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拉着我的手一起走了出去，跳上马，就向普里皮亚齐河边驰去。我们在那里上了坡，从那上面可以很清楚地俯瞰河面，俯瞰那长满灌木和芦苇的碧绿的两岸。这天阳光灿烂，清风徐来。我们从抽了一屋子烟的房子走出去，愉快地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欣赏着河上风光。
河面上美丽地航行着一些小邮船，它们后面拖着一列列长条儿的铁驳船：真是一排和平的景象。但这时冒出了一团烟，又一团烟，给我们传来了射击和爆炸的轰隆声。轮船旁边的河水翻着泡沫沸腾起来了。轮船上也开始向我们河岸上射击，但当然是漫无目标地射击，不过是射击些树叶罢了。
汽艇脱离了驳船——大概是缆索给打断了，开始旋转，打圈子，企图逃避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过了十分钟光景，六艘里有两艘起火了。船员们企图把救生船放下去，可是跑上甲板的人都立刻被机枪的火力扫中了。不久又有两艘汽艇和一艘驳船起了火。
通信员不时跑来对柯夫帕克报告那些他自己也看到的情形。
“喂，瞧，左边的那艘要溜走了。传达给库里巴克：用全部的炮火攻打！”柯夫帕克喊道，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哈哈大笑道：“打得真漂亮！”
有关柯夫帕克队的这一战役，维尔希戈拉已在自己的《问心无愧的人们》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本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过，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倒霉的船队没有一艘轮船、没有一个官兵幸免了覆灭。直到深夜，轮船和驳船的残骸还在燃烧。几百个侵略者的可怕的号叫震动着河道的上空。只有前面快艇上的船员中的七个人跳上了岸，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就给我们联队的游击队员们给抓住了。
这七个兵士都疲惫极了，湿淋淋的，吓得要死，几乎什么也不能对我们说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派遣船队来找死。
“你们的指挥官知道在莫兹尔和尤列维奇之间驻扎着柯夫帕克和费多罗夫的游击队吗？”
“他们对我们说，游击队对装甲的轮船是无可奈何的。他们说，你们只有一些旧式步枪和几架机枪。他们曾经隆重地演奏庆贺通航的乐曲来欢送我们起航……天娜，我们干的什么勾当啊！”
德寇那么轻率、没有认真斟酌就派了载着几百兵士的六艘轮船和驳船来航行，证明了他们队伍里日益加深的慌乱心情。他们的飞机每天在我们的上空飞翔，我们的、柯夫帕克的和舒什帕诺夫的支队都跟德寇的侦察队和附近乡村的占领军卫戌部队发生过冲突。看起来德寇应该知道，在科如什卡和尤列维奇之间的普里皮亚齐河岸上集中着怎么样的游击队的兵力，多么不可胜计的力量。但是占领当局甚至没有能够把所有自己侦察得来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把零星的消息对照一下。从斯大林格勒城下大败以后开始的分崩离析在继续着。区的、甚至区域的指挥部的首长几乎每半个月就更换，就是兵士的成分也在更换新的，几乎不停地在重新审查。而一部分人开了头的事情，另一部分人不检查前任的材料就机械地补作完成。
这个结论是我们在柯夫帕克司令部里讨论歼灭船队的总结中得到的。这一点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情绪。
晚饭时，鲁德尼夫提议，以共同攻打勃拉金城来纪念我们三个联队的会面。
柯夫帕克的参谋长巴兹马提醒道：“那里有大批装备得很好的卫戌队，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勃拉金不是个普通的区中心，德寇把哥美里的一些区域级的机关都迁移到那里去了。我们的空军常常袭击哥美里，因此德寇把自己的指挥部分散在若干城市里。”
不论如何，这个提议是吸引人心的。巴兹马和尔凡诺夫接受了拟定共同袭击勃拉金的计划。我和德鲁日宁下了我们的联队移近阿列维奇的命令，把司令部安置在离柯夫帕克司令部一百公尺的一幢民房里。
第二天，差不多一整天，德鲁日宁、鲁德尼夫和我首先巡视了柯夫帕克的分队，然后巡视了我们的分队，了解了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交换了经验。
奇怪的是对这个结果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而我们的联队都有组织地建立得几乎彼此毫无分别。联队和当地的支队的指挥部变更了，仍然可以毫不混乱地继续行动。这种组织形式是生活本身所要求的。游击队虽然联合和扩大了，却还是保留着自治权，好像同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