ざ⒄沟摹�
一年后，我当选为工会委员，并且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成为候补党员。而在整整的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一九二七年底，隧道完工了，我做了矿工长，赚第十级的工资——大体说来，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严肃的人。在社会活动方面，我领导俱乐部工作，当了工会的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还被选为党组织的支部委员。
后来我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人民委员部，他们建议我到高加索去建筑丽虹发电厂，因为那边有不少石方工程，并打算要打一些隧道。我在那边也当工长，以后便回到乌克兰……
三十岁那年，我回到乌克兰，参加了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建筑工程以后，终于实现了自己进修学业的旧梦。我进了切尔尼多夫建筑工程技术学校的三年级。一年后，我毕了业，领到了毕业证书，又想进一步进入大学。但这时，我的命运起了极大的变化。
我被召到市会，他们对我说：“乡区正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去工作。”
“‘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
“无产阶级出身的，生产工作中培养起来的，献身给党的人。在乡区，这样的人我们还不够。”
于是我就被派到切尔尼多夫省·科留可夫卡区去，做区工会的主席。
此后我还被选为同省的波诺尔尼察区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没有多久，我又被选为区委第二书记。
党继续关怀我，帮助我成长。我所缺乏的理论知识，在基辅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所主办的党书记培训班，和以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所主办的各种讲习班给补足了。
一九三八年初，我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切尔尼多夫省省委第一书记。
我是党的基本干部。这就是说，我对党贡献出我全部的时间、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精力。不论我被党派到哪里去，或被命令去做什么——我总是无条件去完成任何指令。
我现在向四周打量着，细瞧着将和我并肩工作的同志们，我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出身。他们的历史虽然各各不同，但志趣和目标是相同的。这些目标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来确定的。
第二章 在艰苦的日子里
我们的队伍一路打着退下来。切尔尼多夫全省除勃隆诺夫卡区以外，都被敌人占领了。几十个军事单位、几百辆汽车、许多挤满难民的马车、成群结队的来路不明的人，都聚集在勃隆诺夫卡这个翠色宜人的小镇里。德寇的轰炸机群日日夜夜在头上出现。他们俯冲扫射卡车群，焚毁村庄，低飞扫射在村道上的人群和牲畜……
九月十五日，切尔尼多夫省党代表、苏维埃代表、共青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们，在这个小市镇召开了最后的一次会议。我们约有三十人左右。
这个集会是在区委会举行的。窗户都被窗帘密密实实地蒙着。桌上点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火油灯。街上不时传来马车声、车夫的争吵声、汽车的马达声……
房子给炸弹和炮弹的爆炸震撼着。
火油灯冒着浓烟。我注视着开会的人的脸，等他们安静下来，当然，只是比较安静一些罢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寂静无声地坐着。差不多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可是有许多人我已经辨认不出了，因为他们都没有刮脸，眼睛由于疲劳和忧急而发了炎。
我敲了一下桌子，唤起他们注意。
我所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诸位都明白这是什么问题。我们的军队明天就要撤离切尔尼多夫省的最后一个区了。同志们，我们都是切尔尼多夫本地人！在切尔尼多夫的大地上，著名的萧尔斯①支队曾经跟德国人打过仗……我想，不必对各位进行鼓励了。我们已经决定：明天起，我们全体转入地下。各人都已知道自己的职务、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新姓名和自己在党内的诨名了……同志们！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 ①尼古拉·萧尔斯 １８９５－１９１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乌克兰杰出的游击队领袖之一，斯大林称之为‘乌克兰的夏伯阳’。一九一九年阵亡，年仅二十四岁。——译者注。】
从昏暗的屋角里传来了什么人的尖锐的嗓音，打断了我的话：“不，费多罗夫同志，不对！”
“什么事不对？到这里来，到亮处来！”
但是那位发言人宁愿继续在昏暗的屋角里“辩论”。他喘着气，慌张地结结巴巴说：“我到哪里去更有用，这还是一个问题呢。当然，已有决议了，但我还弄不清楚原因何在。我们还没有好好地武装起来。本省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们，可能由于一时粗心大意会逐一被消灭的。您作为一位省委书记，就应该关心安全。”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控制自己。即使在五年以后的此刻，当我想起那昏暗的屋角里传来的卑鄙声音时，我的怒火还会复燃。
我拿拳头砰地敲了一下桌子，竭力想说得镇静而能打动人，有无成效可不知道：“听着，您，住口吧！不必为领导干部们担心！请您到桌子这边来。单来谈谈您自己。您想要什么？”
他走过来了，说得确切些，是抓着椅子背爬过来的，到了桌边，把两只手掌撑在桌子上。他一眼也没有瞅我。他原来是罗赫连科，前任省消费者委员会的主席……未来的牧人。后来他堕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装疯卖傻，欺骗医生，弄到一张免役证，逃到奥尔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去放牛了。
但这是以后发生的事。在这次会里，他皱起眉毛向上一瞧，说道：“我准备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但是请您把我派到军队里去。我不愿意死得毫无意义，象一条狗那样……我不愿，我不能……”
“我不愿，我不能……”我至今依然记得他那颤抖的嗓音，他那没有刮过的扭歪的脸。后来有人告诉我，在一次坦白的谈话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说：“在这次战争里主要的是——‘活命’！”
不错，他似乎是活下去了。
我回头平心静气地权衡了一下战争期间目击的一切，现在我明白：在初期挑选人员的时候，象这些——说得温和些——令人苦恼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在罗赫连科这样‘说过’以后，我们和同志们马上讲定了怎样潜往制定的地点
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彼德里克、卡普拉诺夫、康巴尼茨、乌克兰共产党（布）日托米尔省委书记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和路契科等同志和我一起留下来。
九月十六日早上，德寇开始向雅勃隆诺夫放射迫击炮。
从这时候起，党的切尔尼多夫省省委变成了地下省委。但当时它真的存在不存在呢？想来倘使省委存在一天，那么区委和基层组织自然也存在一天。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存在；可是他们在哪里呢？我应该怎样和他们联系、怎样领导他们呢？这些问题使我很着急。
公开的党组织的所有严整的体系都被破坏了。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呢，是一批装备不足的人员，既没有指挥部，也没有运输工具和通讯器材。
但是信仰党的力量，信仰人民抵抗的力量，是我们各人精神上的凭借。
我们的目标是清楚：潜入北方的森林区域，我们的根据地和波布特连科率领的省游击队都在那里。从那里我们就能安排和各区委会及支部的联系。目标是清楚的，可是我们怎样到达那里呢？
晚上，我们决计到布勃诺夫金纳村去。我门想在那里重新装备一下，也就是说，要弄一些朴素点儿的衣服，因为我们想冒充脱逃的红军俘虏。
但早晨，我们发觉敌人已经占领了布勃诺夫金纳。我们最后一次坐上省委会的小汽车，向波尔塔瓦省的小城市波略丁驶去。
波略丁差不多已经被包围了。德寇钳制着城市和区的大部分。我方的两三个师正坚守着一道环行的防线，竭力设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关于当时德寇的围困，已有人写过很多文章。我既不是被围的军团的军官，也不是战士，我无权来批评波略丁战役的功过得失。因此我只讲我们这一小群人所遭遇的事情。
我们抵达波略丁的那天，德寇开始大规模轰炸市区，炸得我们不得不在战壕里躲上好几小时。但我要指出，我们就是在那种日子里也没有丧失乐观的精神。
当我们跑下自己的汽车，走进战壕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战士——一个严肃的人——看到一架低飞的德国飞机，他猛得从腰带下面拔出一颗手榴弹，做了一个动作，打算拉引线……我们不得不捉住了他的手。他实际上想把手榴弹抛向飞机。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留在波略丁已经没有意思了。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设法到自己的切尔尼多夫地方去。
现在，舒适的别克牌汽车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想把它转交给某一位军官；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接受这辆漂亮的、但是不合实用的汽车——油箱里已经一滴汽油也不剩了。
我们备着四分之一加仑的酒精，我把它泼在坐垫上、引擎上，剩下的倒在车顶上，然后划上一根火柴，于是一团高高的蓝色火焰在风中飞舞了。
卡普拉诺夫、路契科、康巴尼茨、彼德里克、巴贝力、罗金涅茨、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和我，沿着大路向城外的树林进发。
虽然德军包围了波略丁区，但还没有建立好接连不断的防线。那时候，德军指挥部正在使用火光与嚣张的效果，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漫无目标的射击来影响我们的士气。
我们中间没有职业军人；我们对于正在发展的情况也没有很好的判断。
我还记得那一天许多各式各样的会晤，许多相熟的和陌生的面孔。大家互相打听。这一个问那一个村子在什么地方，那一个问我们可曾碰到一连工兵，第三个来讨支烟吸，偷偷地打听我们是什么人，要在那里干点啥。
我们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树林边缘的交通情形，好象晴朗天气的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固然这里管制得并不那么井然有序，却无疑要热闹得多。
炮弹在头顶上打着唿哨，机枪在左右咯咯地响着。
这时罗赫连科突然出现了。他相当放肆地走过来，但并没有伸出手来。
“啊！”他说，“费多罗夫同志！我看，您也离开切尔尼多夫省啦！好，那么我们一块儿转移怎么样？”
我不得不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然而对罗赫连科有影响的，倒不是我们对他的斥骂，而是我们坚决要潜入德军后方去的决议。他立即向我们告别了。
可是却也有些愉快的会晤。最愉快的是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德鲁日宁的会面。
同志们中间有人——好象是卡普拉诺夫——说：“你瞧，德鲁日宁！”
我招呼了他，我们拥抱了，接着一起拿留下来的罐头食品当早餐，还喝了点儿酒。我们过去是好朋友，彼此已有一年不见。当我一九三三年在波诺尔尼察区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朋友。他那时主持我的邻区诺夫哥罗得－谢维尔斯克区委组织部。吸引我和他接近的是他那永不灰心的惊人的本事。他是个热爱生活、精力充沛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而且还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跟来自各阶层的人——工人、农人和知识分子——洒脱地谈着话。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他和我一起在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工作，那时他是组织部长。在战事发生前，他动身到铁尔诺波尔省去了，在那边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
现在命运又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一件有两条‘杠子’的营政委的军大衣，已参加过几次战斗。大家劝他参加我们这一伙，跟我们一起去干地下工作，去当游击队员。
这个建议正合他的口味。他的部队已经冲出重围，他被派去联络的师司令部已经用飞机“转移”到别处去了。
于是单剩下了德鲁日宁自己这个光杆政委，也没有人可以报告。
“好，费多罗夫同志，我改由您指挥吧。我们一同在敌人后方组织起一个游击师来。”
我们果真在一起组织起了一个联队，他当政委，我当司令员。不过那不是一下子搞起来的。而这时他正象突如其来一样，突然又不见了。
有人找到了一张本区的地图，我们把它研究了一下，又用自己的力量侦察了一下情况，决定全体采取迂回的路线，经古林卡村到切尔尼多夫去。
我们在天黑时出发，沿着大路走。天气很坏：又是冷雨，昏沉沉的，又是劲风。夜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空染上了一片火光：因为城市和乡村在燃烧，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在进行战斗。时而对射起来，但我们不知道谁在射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射击。
跟我们一起走的，或者迎面来的，是一些普通人和军人。我们时常碰上人和马的尸体，从他们的身上踏过去。有一批熄了前灯的汽车追过了我们。
不久我们弄清楚了，到古林卡去已没有意义：德寇的坦克队已经冲进去了。但是我们总得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仍然继续前进。
重甸甸的、缝得很马虎的小牛皮长统靴磨着我的两只脚后跟。我不知是由于包脚布没有裹好，还是由于后跟皮太粗糙，总之，这对鬼东西在磨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谈不下去了，只想要换一双鞋子。
但是在同志们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是不好意思的，况且有些人已经显得撑不住气了。大胖子斯罗米雅特尼科夫说起自己的心脏：呃，心脏跳得不正常。
我鼓励他说：“哦，不要管它正常不正常，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同志，你别介意心脏吧！总之你要记住，心是后方的器官，在打仗的时候，不宜把它带在身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