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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老实话……我现在向您解说，假如有谁不谅解我，我相信您大概一定会谅解我的。您要知道，司令员同志，我爸爸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说，他是个互相残杀的反对者……他对任何人都是软弱到蠢头蠢脑。他简直是客气地接待德国人，可能客气得过分了。您了解的，军官们就喜欢这一套。他们给他酬劳，爸爸不敢拒绝。他现在竭力想把那头公牛转交给您，那就是说，对咱们、对游击队有利……”
“听着，您毕竟是小学教员，应该了解您‘爸爸’的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结果可能对你不利。放手吧。停止吧！”
“请允许我说，司令员同志，说实话，我一切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是想促使爸爸参加地下工作。他是个爱国者，我可以发誓。您不是不知道，有些神甫也……我甚至相信，他外表的低首下心应该被运用来做情报工作，您以为怎样？”
伊萨先科的话是说得通的。他在支队里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怎么办呢？噢，他引不起我的同情，他的声音、面貌也不使我喜欢。这究竟不是犯罪的证据。但我还是警告他说：“注意，你一定得停止时常离开营地。别去打扰你信教的‘爸爸’。我们不需要他效劳。”
伊萨先科被我们监视了，一连好几天，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瞧，他又犯老毛病了……
现在我们全都断定他不会回到营地里来了。但一小时以后有人报告说：伊萨先科出现了，甚至还是围着那条围巾。想来，他也许以为人家不认得自己吧。但是最可能还是德寇强派他来的：德寇不需要食客。当然，他立刻被带到司令部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
“我得知父亲快死了，跑去看他……”
很适当的谎话。这也可以说明自己的焦虑不安。伊萨先科已经脸色发白。
“那么你有无线电联络还是怎么的？你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你胡诌下去吧。”
“我的小妹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所以……我在父亲的床边耽搁了一下。我意识到这是不守纪律，应该事先得到指挥员的准许。不过那次跟您谈过话之后，我怕他们不放我去。我应当受处分，我懂得这一点，向您说老实话，我……亲情是不适宜的，当……”
“你是单身回来的吗？”
“什么？”伊萨先科刹那间打量了一下地下室。
窗口是很小的，门口站着波布特连科和诺维科夫。
“你这个混蛋，有人看见你和一群德寇在一起。”波布特连科沉不住气了。“你把他们带到营地来是不是，你说，带了没有？”
“不，老实话，我……”
“有八个人认出是你……坦白说吧！”
“我说，当然，我说……是一些德国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们带路，而是他们在给我们带路……请相信我。我决不撒谎……在我回来时，他们把我捉住了……”
“那么您后来设法脱逃了吗？”我问。
“是的，接着我便逃跑了，”他赶快符合着说。“我乘混乱的机会溜走了……”
诺维科夫突然抓住他鼓起的口袋，从那里抽出了一支手枪。
“那么这个玩意儿是德寇留给你做纪念的吗？嘿，你……快把一切真情实话说出来！马上就说！”
伊萨先科啪地跪了下来。
半小时以后，我下了一道命令：把伊萨先科在队伍面前枪决。这是我头一次枪决奸细的命令。
诺维科夫开始劝我：“干么在队伍勉强执行呢？这会使人们产生沉痛的印象。”
“照您说，就象巴拉贝那样做吗？”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三天，彼列柳勃支队里也揭发了一个和敌人有联系的新队员，也同样被判处了枪决；但是他们没有敢公开执行。当这个叛徒在地下室里睡着时，他们对着他耳朵开了一枪把他结果了。不待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彼列柳勃支队里就有了很多荒谬绝伦的谈话。他们向人们宣布的是：某某人由于叛变行为而被枪决了。但是人们要求公开宣判是正确的。我们在各方面，完全可以在各方面感到，我们的人员缺乏军人的直率性和严峻性。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发过怒，显得犹疑畏缩，软弱无能——不，这是不行的。
伊萨先科是在队伍面前被枪决的。
半小时以后，有人报告，有一个新近接受入队的瓦西里·索罗卡，前科济洛夫村伪村长的秘书，从营地里逃跑了。
那时我们同意收留他是因为他带来了几颗手榴弹和一份红军军官家属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德寇命令伪村长预备的。我们明白这个鬼计已经太晚了。
营地里人们开始了窃窃私语：“几天工夫出了三个奸细。他们在看什么？怎么会决定吸收外来人呢？”
“你们看，”比沙拉勃的一些拥护者说。“我们原就警告过……”
“但是您要明白，”毕节有理性一点的人答道，“这是没有道理的。依您的说法，假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奸细，就得对所有愿意跟德寇斗争的诚实人关上入队的门吗？”
但是这些惊慌失措分子继续干自己的瓦解工作。进行这种工作的资料在日益增加。
从二十二公里以外的科留可夫卡跑来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痴呆、惊慌失措的共青团员、地下工作者尼古拉依·克利夫达。他说，镇上开来了一支扫荡队，正在到处行凶。
“他们直对着人群扔炸弹，偷东西，刺小孩儿……”
和克利夫达进行谈话，不是在司令部里，而是在林中空地上，当着许多人的面。他们长久不准克利夫达走进营地，使他很愤激动。他在哨所上拼命叫嚷，并且说：“德寇在虐待人民，折磨人民，他们在追我，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放我立刻到司令员那里去吧。”
尖声叫、大声嚷，在营地里完全无用。而他又扯上这一套，不管我也好，其他的同志也好，都暗暗生疑。在三次叛变行为以后，我们全都有了不信任的心情。然而，要相信克利夫达，事实上也是不容易的。
他说，有一伙德寇跑到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们敲门。他关上百叶窗，堵死门，拿着一支手枪躲了起来。
“他们起初用枪托撞门。撞得不耐烦了就扔了一颗手榴弹，也许是在窗户底下扔了一整束吧，房子直震荡，所有东西都着了火了。唉，这下子可完了！我一看，后边的墙壁开始纷纷落下，发生了坍塌，露出一个窟窿来。这道墙对着菜园那方面。我钻过窟窿爬了出来，爬到森林里。这样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
我们把他看守了起来。分散时，大家说，看吧，又是一个奸细……但我们还是派了一个由省委副书记巴利茨基率领的、包括四名战士的侦察队到那方面去。在巴利茨基回来以前，科留可夫卡支队指挥员柯罗特科夫的通信员骑着一匹口角流沫的马驰来了。
“从多马什利纳方面，”通信员报告道，“风儿吹来了浓浓的黑烟，看来是大火的火焰。”
那时我和大家一块儿生活和行动，不能够走到一边去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看营地和其中的人们，看看自己。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好象从旁看到了在那种倒霉的日子里的营地。
森林已经变成一片白色。雪虽然不深，但是地面上、树枝上全盖满了。地下室就象是一个个不大的土墩，完全看不出来。只有一些小路呈现着黑色。人们拿着枪，顺着这些地下室之间的小路走来走去。他们有时集成一堆，四面望望，惊惶不安地小声说着话……
在一个跟所有的地下室一模一样的地下室里，指挥员们正在共同商议问题。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商议啦！他们能想出什么呢？他们同样是人，应该懂得：弱不敌强。在我们所有的城市和村庄的四周都是敌人，都是吃得饱、穿得好、身强力壮的德国人。他们开着汽车，打着电话，在坚固的屋顶下睡在暖和的床铺上过夜。就在这儿附近，他们有好几千人，而在森林四周又有好几千；倘若必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把坦克和炮队都调来。
指挥员们正在商议。我们的步哨又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带到司令部地下室来了。这个少年的衣服上结满了冰，大声说着话，几乎是在叫喊。
人们从各地下室里跑了出去。
“出了什么事，还有什么新闻？”
首长们都不作声。不要紧，战士们反正在打听。他们问步哨道：“谁跑来了？”
“好象是从科兹列杨奈奇来的。说是姓瓦修克。”
“这是哪一个瓦修克？”
“费多罗夫的副官的兄弟……”
“为什么浑身潮湿的呢？”
“据说他是游水过来的。他说那边的情况很糟。希特勒党卫军的扫荡队已经开到了。”
突然又来了一个人。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根本没有了。
当一辆橇车从林间小路上赶来时，有不少人都笑了，一匹披着霜、毛茸茸的驹子拖着一堆干树枝。两个老汉跟在马车旁边。
指挥员们走出地下室去迎接这辆车子，开始询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柴的。”
一名步哨插话说：“别听他们的话。他们是运干树枝到森林里来的。”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斧头丢了，所以回来找……”
“怎么你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四年，沦陷了三个月就连‘同志’这个词儿都忘了？”
“那样说，村长和德国人都要揍我的。”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说‘先生’①也行呢？还是德寇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不打他呢？”
第二个老头儿冷笑说：“我没有牙齿了。我想说‘先生’，结果却说成了‘牺牲’。我说了一次，就给揍了一顿……”
【 ①俄语‘先生’和‘橡皮筋’的读音相近。这里译的谐音。】
我们拨开了干树枝，树枝下面躺着一个瘦瘦的犹太少年和一个十六岁上下的黑头发女孩子，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冻僵了，哆嗦着，一声不哼……
“这是你的什么货物，喂，‘牺牲’，老实说吧！”
“你们确实是游击队员吗？”
于是这两个老头儿讲了。这两个少年跑到他们的村庄里，自称是共青团员。涅邦尼亚希耶兄妹。他们是从米内逃来的。希特勒党卫军也已经到了那里，在那里枪毙人，绞死人，并且强奸妇女。当地的游击队装备不足……逃散了。
带枪的人们面面相觑，愁眉不展地苦笑着。要知道他们的装备也不很好……
通信员们跑来了，侦察员们也回来了……
德寇已经占领了古林诺。在洛沙科夫和德鲁日宁指挥下的骑兵队没有抵抗便退进了森林的深处。
从八十公里外的多勃良卡来了以马鲁先·斯克利普卡为首的一队人。这一队的阿尔塔泽耶夫，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全都这样讲。但是这些同志也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多办勃良卡支队在顽强的战斗中被打散了。指挥员雅夫盛科，同时是区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了。区执委会主席埃普什捷英受了重伤，也许是致命伤。
从多勃良卡来了七个人。他们一面吃一面讲，急急忙忙咀嚼，急急忙忙谈话。路上到处是德寇，有的坐着汽车，有的驾着机器脚踏车，还有几百个骑马的匈牙利人。
从自己的城市切尔尼多夫，通过许多自己人用接力赛跑的方法传来的报道：托尔契科同志的一组人落进了‘盖世太保’的魔掌。全体人员在长时间的拷打后被枪毙了。切尔尼多夫市内有几十个绞架，有一个绞架上吊着一个男子和一个妇人，头上都套着麻袋，看不见脸。在妇人的尸体上贴着一张印就的姓名牌是马丽亚·邓琴科，那男子身上的姓名牌是费多罗夫。
（后来才知道，德寇把很多人所共知的认识这样‘绞死’的。他们简直是预先把牌儿写好，把它挂在处了死刑的尸体上。比如，在切尔尼多夫市里把我‘绞死’三次，在尼真‘绞死’两次。此外，在其他区中心也‘吊死了’好多次。——作者。）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费多罗夫就是他，就在你们面前。而灯琴科根本不是切尔尼多夫人，已经撤退了……”
带消息来的人们耸耸肩膀说：“我们不知道。”
巴利茨基和自己的弟兄们从科留可夫卡回来了。原来，尼古拉依·克利夫达说的是真话。镇上有德寇。市镇给放火烧了。克利夫达的家果真被炸毁了，完全塌倒了。在回来的路上，侦察员们拐到科留可夫卡支队早先驻扎的地方去了。地下室都给破坏了，发现了七具游击队员的尸体。其余的人上哪儿去啦？逃走了，或许被俘虏了吗？
人们从本省的每个角落到这里来，到森林中白雪掩盖下的地下室里来，有乘车来的，有步行来的，也有爬着来的。我们只听到：枪毙、杀害、逮捕……
要知道森林也不是要塞，况且又不是那么广大稠密……
只要黄昏一到，就可以看到科留可夫卡上空的大片火光，甚至在另一方天空也出现了红霞。
看起来，营地里笼罩着惊慌失措的气氛。旁观者的眼睛是看不到攻击精神，看不到深思熟虑的行动和计划的。
指挥员们虽然事实上早已商讨过，但没有争论过，就是研究过作战计划。领导干部们，连我在内，对于侦察员们和通信员们的那些报告，自然不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不能表示镇静沉着了。但是从已成局势中只剩下一条出路：采取攻势。
尽管好象有些奇怪，我们主要的王牌却是德寇的自信心。据我们的人员——波戈列察居民中的侦察员们和积极分子们——报告，德寇的卫戌部队已经舒舒服服地住定下来。他们大吃大喝，夜夜举行快乐的酒会，而且脱了衣服睡觉。
他们多数聚集在那里，至少有五百人。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的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