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济管理员卡普拉诺夫也是个精通业务的专家。
炊烟在厨房上空缭绕着，送来了那股香味，弄得我的副官斜着眼睛望那个方向，尽舔嘴唇。
我们骑着马走到厨房跟前。厨房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地下室。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堆油腻腻的肉饼。一个年青的游击队员和两名炊事员在那里忙着料理。其中有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叫琳诺契卡。她认识我，装出骄傲的姿态。
“你们日子过得挺不错啊！”我指了指饼子说。
“很好，不象你们。”琳诺契卡嘻皮笑脸地回答。
“瞧，比沙拉勃把你们训练成这副样子！好吧，我们要到他那里作客去。他住在哪里？”
琳诺契卡指了指比沙拉勃的地下室，但是在我们背后喊道：“你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在比沙拉勃的地下室的门口，我们遇见了比沙拉勃的副指挥员斯捷潘·奥斯塔纳。他皱着眉头打量我，点了点头来回答我的问候，但是仍让我们走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脏得一团糟，碎纸混杂着面包片和切开的马铃薯撒得满桌子。地上狼籍着烟头。长凳和矮凳横七竖八地摆着。显然，昨夜有人坐在这里开过会，所以一切才摊得这样一塌糊涂。他们没有准备要迎接“来宾”。
“首长”本人睡在印花布幕的后面。我们的来到已经把他惊醒了。
奥斯塔纳认为有说明的必要：“我们昨晚睡迟了。”
一个妇人的声音从布幕背后接应说：“你不用解释，你又不在民警局里。”
比沙拉勃从布背后走了出来，对我们的问候咕哝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
又有指挥员的两个亲近的人——杨·波良斯基和什科利雅尔走进了地下室。他们装出挑衅的姿态。
没有等主人们的邀请，我便在长凳上坐下来，问道：“比沙拉勃同志，你们通过了怎样的决议呀？我们等了您一早晨。了解你们考虑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比沙拉勃默不作声，喘着气，连脸也不回过来。
“我在向您请教呀，比沙拉勃同志。您以为我们是来做媒的吗？”
他的老婆代他回答道：“谁叫你们来的？走就是，我们决不留你们。”
“比沙拉勃同志，她是您的代表吗？”
“是的，代表。与您什么相干？”
我忍耐不住了，说了几句严正的话。她尖叫了一声，跑出地下室去了。
比沙拉勃慢条斯理地撩起军装上衣，从手枪皮套里拔出了手枪。我不得不从他手里把手枪打落。比沙拉勃装模作样地大笑起来。然后坐了下去。
“我是在开玩笑，”他说，然后又认真地说：“好，啊哼－呃，侵占人家的光荣。”
“您有什么光荣？坐吃集体农庄庄员们的。雅列明科同志，”我对政委说，“趁我在这里和首长谈话的时候，请您把支队的全体人员召集起来。”
比沙拉勃吃了一惊，不过没有哼声。
“好，让我们来谈谈您的声名吧。”我重复说，这时雅列明科走出去了。
然而我却懂得比沙拉勃要说的话。
省支队在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多大成就，但毕竟有时侯在大道上还可以听到爆炸声。忽儿桥梁倒塌了，忽儿德国卡车碰上地雷给炸毁了，忽儿听得一个卖国贼村长无影无踪地不见了，忽儿一小队德寇脑浆迸裂横在田野里。
附近各村的老乡们都知道，比沙拉勃遵照党的区委的指示，早在德寇到来以前便组织队伍。他支队里全是本地人，常跟亲友来往。于是居民把森林中的这些支队和小队的全部活动都认为比沙拉勃的功劳。
“开诚布公地说吧，不必不好意思，”我吸引比沙拉勃的回答。
“我在一八七师的侧翼作过战……我，啊哼－呃，有统帅部的奖状……”
这时，雅列明科已经召集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员，排列在指挥部地下室的旁边。
我们走了出去。我命令奥斯塔纳、什科利雅尔和比沙拉勃本人也站在队伍旁边。
“同志们，从今以后，”我说，“所有驻扎在这个森林里的游击队合并成一队了。这是党省委和省司令部的决策。这是生活所要求的。有什么意见想提吗？”
比沙拉勃向前移动了一下。
“慢着，我们早就和您谈够了。我们知道您的意见。”
什科利雅尔、波良斯基，还有一个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的同志发言了。他们全都象照着夹带似地说，合并必遭灭亡；粮食快要耗尽，转眼就要没有什么东西吃了。各支队一合并，就要失去游击队的主要的优越性——机动性和隐藏的可能性。
波良斯基说得最卑鄙：“这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我们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我们一切都明白。省委需要潜伏，需要警卫队。他们自己的人手不够，而且又都是城里人，我怕他们在三棵松树的林子里就会迷了路……他们想要踏在别人的背上登天。”
我不得不终止了这个集会。雅列明科对游击队员们阐明了合并的目的，提醒战士们注意游击队的纪律和党的纪律。
我在队伍前宣读了命令：“从今天起，由党区委发起建立的区支队并入联合游击队，并且从此改称为第三分队。我任命比沙拉勃为指挥员，格列契科为政治指导员；波良斯基免职，听候游击司令部处理。”
集合到此结束了。我命令比沙拉勃明天出席做个报告；把波良斯基带在身边。
我把手枪还给了比沙拉勃，但在交还以前，解说了一番：游击队员领的武器是为了祖国而跟敌人斗争，不是为了恶作剧和愚蠢的威胁。
“候国”的生活便这样毫无光彩地结束，而第三分队的战斗生活开始了。
晚上，全体指挥员接到了命令，命令中提议把科留可夫卡、霍尔梅、列依明塔罗夫卡、彼列柳勃各支队，以及那些采取游击斗争路线的突围人员的独立小队和省支队并成一队。
联合部队从当天起被命名为斯大林游击队。
命令生效了。我成了相当庞大的游击队的司令员。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早在切尔尼多夫时，党的省委就派定我领导本省游击运动司令部。但是，说实话，这个司令部当时还没存在呢。游击运动，更正确地说是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已遍及全省。但是象司令部应该做的那样，从作战方面来领导它们，暂时还不可能。
我们应该首先着手组织省支队。单单下命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事实在证明合并并非徒劳无益。必须把德寇的脑袋，炸毁的桥梁，打垮敌人的卫戌部队来证明。至于我自己还准备从同志们那里赢得对司令员的威信呢。
实际上，我生平从没有指挥过一支独立的军队。国内战争以后，我有一个时期曾在铁道兵团里指挥过一个排，不过那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这怎么能比较呢？那时，我每天向有经验的指挥官们作报告；那里有严整的、考虑周密的组织和早已建立的秩序。在那遥远的时期中，我们同小股的匪帮作斗争。但是我一九二零年在骑兵学校里所获得的一点知识，现在却大有用处。一部分是在战斗的时间中想起的，一部分是我在短期的下野营时得到的军事知识中积累的。
我担任司令员的职位，并非毫不犹豫。我担心部队的日常作战知道，会不会恶劣地影响我的主要工作——党的地下省委书记的工作。波布特连科早已尝过身兼两职的滋味。这不合他的心意。
波布特连科对于广大群众的党的工作表示怀疑，是不正确的。虽说我们一下子做不到，但我们应该影响全部留在本省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搞好领导他们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点，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呢！
但是省委会全体委员得出一致的决议：首先必须加强队伍。
这当然是正确的，现在应该动手了。问题是不胜枚举的。有很多人想和我谈谈，问问我的意见，甚至耳语一下也好。有些人走来要求：“你既然当了司令员，就得拿出东西来！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弹药，给我们兵员，给我们粮食！”
首先是应该精确地分配职权，必须使人人有任务。那就得从选拔干部入手。
在和平时期，在公开活动的省委会中，研究和选拔领导干部是一件艰巨的具体工作。省委会推荐这位或那位共产党员到领导岗位上去以前，对他是经过长久研究的，听取了同志们关于他的才干、学识和人格的意见，权衡一切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为了调动工作人员，或者因为没有用处而撤消，也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时间。
这自然是正确的。在平时的条件下，要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呢？研究工作人员必须仍旧是同样的原则——咱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每次要召集省委会来批准这位或那位同志，是不可能的。
“他们任命尔凡诺夫当参谋长了。为什么要任命尔凡诺夫呢？我们有的是老资格、有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有的是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我们有的是区委书记，区苏维埃的主席。可是突然请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一个中尉。哼，他们还说是位专家呢！前任的参谋长库兹涅佐夫至少还是位上尉……”
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你不能尽听人们所谈的一切事情。我们任命尔凡诺夫是因为他从七月二十二日起就在打仗；又因为他做事正确、善于执行任务、要求严格。还因为他陷入如此恶劣的困境，居然还能保持了可敬的苏联军官的严肃和外表的整齐。这就是说，他在参谋部中会有条有理。
瞧，比沙拉勃仍旧是指挥分队。当然，他搞了这一切勾当以后，我本来不应该那么做的。但是暂时我没有理由把他当作不够资格的指挥员。真正的战斗还没有经历过。我必须在作战中考验一个人。队伍是他亲自集合的，他了解人们，人们也了解他。
现在，回头看看过去，我这么想：“在那最初的时期，那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局面。我当司令员不必向谁作报告，我上面没有上司。这似乎是很不痛快，很困难的。如果我没有省委肮那样的支持，是很容易茫无所措的。”
但是我是个司令员，我必须常常自行采取决定。
真的，当我东奔西走去找支队的时候，好象轻易些。那时我只对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生活负责。
在发布命令以后的第二天，比沙拉勃出现了。
“我，啊哼－遏，在等您的作战指令。”
“看过命令没有？您执行就是了。”
“弟兄们感到寂寞。他们希望在战斗中迎击万恶的占领军。”
“那么你们从前为什么不象作战呢？”
“我们在等待高级长官到来，在等待命令呀。”
“立正！向后转，开步走！”我不得不下命令了。
比沙拉勃大概要的是这个。他走到自己的战士们跟前说：“你们瞧，首长不从事战斗活动，却在挑选什么干部。”
有不少人，特别是在省支队里，是我在切尔尼多夫时就认识的。在小城市里，你大抵总记得住很多面孔。虽然跟人不认识，但也不知是在工厂里，还是戏院里，或是就在街上碰到过他。现在我和他们重新认识了。我巡视了几处地下室，参加了早在我们这组人来到以前就开始的建筑工作。我不相信这是必须建筑的；可是这些工作暂时不取消。人们应该有工作，再没有比游手好闲更坏的了。操练也开始进行了，我也在操练中细瞧着人们。
我很少单独走动，有时带着波布特连科，有时带着省支队政委雅列明科，有时带着尔凡诺夫。波布特连科和雅列明科在支队里待了好久了，很熟悉人们。尔凡诺夫虽然比我年青得多，却是个军人，是个参谋人员。所以，我就这样一面走动，一面向同志们学习一点什么。我不仅为了学习，而且还留心注意他们如何对待人民，怎样估计情况。
不待说，到处是谈话、打趣和谈笑。游击队员不开玩笑是很困难的。他们在白天或夜晚，在战斗中，在佯攻和行军中，彼此互相插科打诨、开着玩笑。有的人只为博得一笑，不惜自己出乖露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得以忍受极大的困苦时，笑会使人振奋。
在那一段日子里，人们是很焦急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对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老是想着，想着……我生平从未遇到过这么许多沉思默想的人。他们大伙儿在一起时还没什么，有时侯甚至还唱唱歌跳跳舞；但是不管唱歌也好，跳舞也好，都不高明。波布特连科是个酷爱军歌的人，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收罗了些什么人啊？没有一个过得去的舞蹈家，没有一个拉得好的手风琴手。他们一开口唱歌，你只好跑开……”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想心事，他们才唱不好，跳不好。
支队的指挥员们和省委会委员们常常带了各种各样无病呻吟的报告来看我。
例如，巴拉贝报告说：“我去查岗。一个身体结实、年纪不到四十、庄稼汉似的姓普的战士，按照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地上，把步枪搁在一边，自己张开大嘴，望着天空。我去了，他连睬也不睬，好象我不是指挥员，只是一个散步的人。我问他：‘你是不是想禁闭？’他却用家常的、低低的声音答道：‘我在想，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我不跟红军一起走是毫无理由的。在我一方面讲来，留在这里是太幼稚了。德寇会把我们向苍蝇般打扁的！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您瞧，我在跟太阳告别。
我有过一次十分值得注意的谈话。
战士史某把我引到一边。他看来不笨，从前当过区国民教育科科长。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评判评判吧。我想到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病倒了，医生们又把我判了死刑，那该怎么办？”
我警惕起来，这个人在想些什么啊？
“你决不能相信这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