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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们一样，省委委员们穿着棉袄棉裤，只要少数人穿着皮大衣或短外套的漂亮衣服。
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紧紧地围着桌子。第一个站起来作报告的是波布特连科。正确地说，只是讲支队和省委会的事情。
我一面听他讲话，一面不禁把他和在切尔尼多夫认识的波布特连科两相比较了一下。他的表情和风度——一切都显得是个游击司令员。他毫无疑问以自己的新地位而自豪。这一点从服装上也看得出来。一条腰带紧束在皮的短外套上，肩上斜挂着全新的皮带。象夏伯阳似的高顶皮帽子威武地歪戴着，腰带上还佩着两支手枪。他双眉紧锁，目光充满了决心……
我很了解波布特连科。我想，我正确地了解他这种夸饰外表的爱好。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对家庭的关系上也是很温存的。他显然害怕战士们会容易看透他内心的仁慈和温顺，这多少会损害他指挥员的威信，因此他竭力保持严肃的外貌。
然而这个有着伟大意志的人，分明习惯了仁慈与温顺，并且这是和他信仰的党想抵触的一切事情不调和的。
波布特连科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家那种声调很热情地说：
“我们无权向省委隐瞒，向咱们自身隐瞒，冬天快要到了，贮存的粮食和军服快要用完，烟草早已没有了。我们同时知道，一群残忍的、阴险的、无情的敌人已经包围了森林，正在向我们进攻。今天德寇派出了一千五百人来攻击我们的各支队，明天也许会投掷四五千人来对抗我们。好，我们为这件事自豪！每一个游击队员抵得上十个法西斯匪徒！我们在这里敌后把他们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得愈多，他们在前线的兵力便愈少。同志们，再接再厉——这就是我们向你们要求的！游击队员是人民的复仇者，是不怕死的。我们攻击的大胆果敢将一天天地增高。几十列敌人的军车将被颠覆，许多德寇的司令部将飞进天空……”
出席者中有人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要这样就需要炸药。”
我要求波布特连科答复几个问题：支队为什么要从古林诺移动？省委会在做些什么？联系和侦察的情况如何？各区的情况又怎样？
答复并没有使我高兴。支队的转移有充分正常的理由：这里有茂密的森林，比较容易躲开德寇。但是迁移到这里来的只是支队的一部分。骑兵队仍旧留驻原处，现在叫它骑兵队不过是惯例罢了。原来大部分马匹在红军退过那些地区时交出，原因是认为自己保留马匹是危险的。
“步行的可以躲在灌木丛背后，但是骑马的老远就看见了。”
联系工作的情况很坏。无线电台被埋在列普基支队的根据地里。无线电收发报员们已经落入德寇手中，现在没有人知道无线电台藏在哪里，不可能找得到。
“我们保全了几处粮食仓库，”波布特连科说。“对给养方面没有什么抱怨。我们也有武器，但是联系工作可不高明。我们收听通报，音乐虽然减少了，却没有前线和苏联后方的消息。我们派过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组成的几个小组带着任务越过前线，去联络集团军指挥部。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们知道已优良组落进德寇的魔掌。我们和各区及其他支队经常联系的是骑马的和步行的通信员。在我们的森林中驻扎着列依明塔罗夫卡、霍尔梅、彼列柳勃和科留可夫卡四个支队。省委会在干些什么？省委会的全体委员完全在忙着支队的事务：雅列明科当政委，卡普拉诺夫管理经济，我担任司令员……你们要注意，本省的老乡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呢。连共产党员也并不全都知道。在沦陷以前，这是很清楚的事情：本省的中心是切尔尼多夫市。历史的中心。它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切尔尼多夫市内德寇很多，因而不能把省委会设在那里。而这里森林中，不待说，既不是经济的中心，也不是行政的中心，只是咱们布尔什维克的中心。我们能不能从这里，特别是用现在咱们这样的联络工具来领导全省呢？我们能不能对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人起作用呢？该不该在这方面努力呢？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就我来说，”波布特连科总结说：“我表示怀疑。”
这是显然的，波布特连科对于把党的工作和军事的、也就是游击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没有多大的信心。
“我们主要的任务，”他说，“是从这里，从敌人后方来支援红军。我们要削弱德寇，阻止他们稳定地拘留和抢劫居民。我们必须天天在公路上消灭他们，炸毁火车和铁道桥梁。用受过锻炼的人员组成的机动的、轻装的小队进行袭击，然后隐蔽起来。我们不能用巨大的兵力来作战，不能钉住在一个地方……”
从他的言语中，可以感觉到有点儿缺乏信心。不似乎不仅想说服我和全体地下省委的委员们，而且还想说服自己。
焦急的值日员闯进了司令部地下室：“请允许我进来，司令员同志。据侦察员报告，德寇部队正由诺夫戈罗德－谢维尔斯克方面向霍尔梅方面移动。有机械化部队和骑兵……”
波布特连科中止了会议。我觉得他很高兴会议就这样出乎意外的结束。
他把指挥员们叫了来，下令支队中具有战斗力的全体队员排起队来，把侦察员放在队伍的先头，自己跳上马，发口令道：“开步……走！跑步！”
他们没有带我们今天刚到的这组人参加作战；认为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洗个澡。我洗过澡，休息了一下，便出去逛营地，想视察一下。营地里有五六个地下室：一处是司令部，三处是住所，一处是医院；有一个地下室还没有造好，可是已经给它挖了个坑。这个地下室预定安置印刷机，印刷报纸和传单。
地下室的屋顶只是隐约可见的几个土墩，上面已经铺好草泥块，有的上面甚至已经栽了灌木丛。有一辆“Ｍ——型”小汽车早已不用，为了隐蔽起见，一半埋在地里，用树枝盖着。敌人从空中是不容易发现游击队营地的。
在地面上不仅可以发现——潜入营地并不特别困难，在距离中心一百公尺到一百五十公尺的半径内，一共只有三名哨兵在值班。
两个木工正在给印刷机铺装底座，我和他们攀谈起来，接着又走来了几名游击队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开始明白支队里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战士们都不满意，但是为什么不满意呢？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喜欢波布特连科，对其他的领导同志们也表示完全信任。只是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引起他们的愤慨：这个人饮酒无度，待人粗暴，而主要的是对游击战一窍不通。
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波布特连科：说他是个能干、刚勇、聪明的司令员。固然，有时他包揽一切；过分急躁；但他是公正的，必要时还是和蔼可亲的。而对于敌人，他却凶狠得出奇。然而总究……
我好久还不能体会到藏在这个不可捉摸的‘然而总究’后面的意思。
他们告诉我，当支队一路从古林诺转移到新根据地来的时候，原已决定消灭一名伪村长——康卡村的卖国贼。
伪村长本人跑掉了。游击队员们没有赶得上抓住他。在他的草棚里发现了德寇留下来叫他保管的一百副马鞍子。这些马鞍子在支队经济部门中能有用处，但是他们放火把它烧掉了。这不是出于任性蛮干，便是为了伪村长脱逃而懊恼的缘故。这个老乡们对游击队留下了轻举妄动、某种不必要的豪气、简直是流氓行为的印象。
“为什么要白白地烧掉好东西呢？要是我们真的不能带走，而且可能落到德寇手里……费多罗夫同志，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没有骑兵吗？我们只会做那一星半点的战斗……这里窜出来炸坏一辆摩托车，那里杀死一个德国兵，临了还会为了药杀一条军犬而干杯：好一批豪迈的游击队员啊！”
这是一个相貌堂堂、年约四十的小胡子汉子说的。
他正在挖土坑，把铁锹插在泥里，在裤子上抹了抹手，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您来仔细瞧瞧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怎样作战的，并且在希望什么。我们现在就靠坑里埋着的东西活命。甚至把面粉搬运到邻村去。那边的大娘们极乐意替我们拿面粉做面包、做饼干、做包子。唉，咱们的面粉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向大娘们去恳求呢？”
“别介意，吃不完的，”一个愉快活泼的女炊事员摇了摇手说。“他们说，存粮有的是……库兹米奇，你准备打多久？”
“要是象现在这样打下去，那么储存的东西还会有剩。不过问题是：剩给谁呢？据看来是留给德寇。他们虽然是蠢材，但也不会容忍我们太久的。他们首先会消灭巴拉贝，接着是柯济科，而后你瞧，就会悄悄地接近我们。他们陆陆续续开来了多少队伍呀？已有一营人到了菠戈列察。”
又有几个人加入谈话，他们是从营地的各方面走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很着急。
“干么还谈面粉和咸肉？我们是怎样打仗的？瞧，现在他们去干什么了？他们能够在大路上稍稍吆喝一下德国兵就欢天喜地啦。喂，他们会放上几枪，要不就是一无所成。不过是一次远足罢了！”一个两臂都受了伤的机枪手怒气冲冲地说，还啐了一口唾沫。
“侦察员报告，是说德寇在奥尔洛夫卡。那就是说离开我们十五公里。他们是靠两只脚走去的，并且全程跑步，还带着满满的背囊和轻机枪。来回得三十俄里，再加上弯道和小路就的四十俄里。而战果是打死三个德国兵。”
“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库兹米奇又喃喃地说。
“那么，什么才是主要的呢？”
“你所谓‘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他惊奇地反问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的是坚持下去。红军一揍他们，我们说到就到。红军从前线打，我们从后方打。那时就看我们起来打吧！我们应该保存实力。这就是主要的事情！”
“你认为这样能保存长久吗？”
“长是长不了的，可是无论如何总得三四个月，我们应该节省粮食，假如能节省些，定额分配好，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打断了这位发言人的话：“慢着，同志，你准备打多久？三个月吗？你们的意见怎样？”我又问其余的人。
其余的人似乎也不准备长久打游击。只有一个同志说要打八个月。他们都嘲笑他，叫他古怪人。
“指挥员们对这个怎么说呢？波布特连科怎么说呢？”
“他说，德寇在今天冬天就会垮台。”
我把听到的一切思索了一番，估量了波布特连科报告的开头部分，回想了伊琴雅支队留下的印象，我了解到主要的不幸正就在“坚持”这两个字上。
但是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显然已开始了解到，就是分散的小股部队也都是不可能坚持的；少数的、偶然的、无计划的袭击战术是危险的战术。
就象是为了证实这种意见似的，波布特连科在第二天拂晓时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战士们都浑身湿透，又生气，又疲倦得要命。
“德寇坐的是汽车，我们是步行，”战士们气忿忿地说。“我们哪能追上他们？”
波布特连科本人对这次进军的结果也不满意；固然，他不愿意表明战斗失败是因为考虑得不正确。他自怨自艾，喝了杯闷酒，在我身旁躺下，说是要睡觉了。
但是他睡了一会儿便低声地开口说：“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着，不很自然地笑了。“我原以为喝杯酒会睡着的。但是并不，酒精也不中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总有点什么不妥当，有些事情得改变一下才对。”
我也想到这一点。我坦白地对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我认为我们直到现在所采取的路线还是不正确的。各支队必须团结起来，不容分家。如果各自为谋，我们来不及醒悟，就会被逐一击破。庞大的队伍能够进行重大的战斗，能够击破敌方的卫戌部队，当德寇进犯时，我们不是等待，而是攻击他们。
为了不致吵醒同志们，起初我们悄悄地说着；但是题目这样激动人，以致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而且立刻发觉所有躺在这里的人都在听。然而因为紧靠着躺在这里木床上的全是省委的委员，所以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天早晨会议的延续。
就这样没有点灯，也没有起身，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德涅普罗夫斯基（我们已把他列入省委会）都发言了。
原来，极严重的危险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德寇和匈牙利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包围了我们的队伍。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构筑好一道没有缺口的防线；但在三十公里到四十公里的半径以内，几乎所有的区中心和居民点都有了德寇的卫戌部队；在若干地点，敌人早已集中特种部队来和游击队作战。
附近的那种扫荡队，实力相当于一个营，几天前便到达了波戈列察，他们的侦察兵已经开始搜索森林，每天跟彼列柳勃支队找麻烦。
“巴拉贝到洛沙科夫那里求援，”卡普拉诺夫说，“但是洛沙科夫却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们自己去打吧。’唉，巴拉贝那儿有多少人呢，只有二十七名游击队员。”
大多数同志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把所有驻扎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的支队合并起来，这一点波布特连科也赞成。商定以后，他就不会拖 ，他不是那种人。他没有浪费时间，便起来点上灯，写好一道命令，叫所有支队的指挥员在第二天早晨到司令部来。
“你认为怎么样：大家都会同意合并哩？”我问。
“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们就是在梦想合并啊，”波布特连科回答说。
我们决定再和指挥员们商讨另一个酝酿好久的问题：怎样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