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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86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绍兴人迁到那儿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管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管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騄鼐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欢做官，“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騄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与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下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状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话，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族伦理情感渴求的一种转换。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说过：“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为公众做“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课外事务，则如蹳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应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与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早年就怀抱救国救民之志，但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各有特色，这正是他们能够引发研究者无限兴趣的一个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后来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一体。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二、 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毛泽东、周恩来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甚多，特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带有明显的传统基因。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推崇传教兼办事之人，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但它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而是儒家着力发挥并实践的人生理想。荀子说：“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两者尽，是以为天下极矣。”由此可见，“内圣”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即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和把握。后来宋明理学家将其发挥为对天命之性的保持，对气质之性的扬弃。“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推之于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社会的风同道一，由此也就实现了立德、立言和立功的三不朽。儒家的“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内涵，而“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视，散发着刚健有为的气息。在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念的确锻造了许多关心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形成为一种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
毛泽东接受“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杨师虽深受西洋哲学、伦理学之浸染，但对中国的儒家学说也十分推崇。在讲授修身课时，他不遗余力地阐发“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热切期盼其弟子们以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为殷鉴，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有如下记载：“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由此可见杨昌济先生教书育人的基本倾向。他所要培植的“大本”，不仅要究明真理，学成大器，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大家风范。只有如此，方为“尽心”、“完性”之人，也才是最理想的人格。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蔡和森将胡林翼与曾国藩相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杨昌济先生的一片苦心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十分重视“内圣”对“外王”的先导和决定作用，认为中外历史上虽然不乏品德学问欠缺而获得事功者，但其事业不能可大可久。那么，如何才能称得上“内圣”呢？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是“内圣”的标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
从是否抓“大本大源”入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在他看来，被人奉为“圣贤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和谬巧，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悉“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他镇压太平天国，虽看重洋枪洋炮，但尤重“攻心”、“隆礼”，可谓双管齐下，标本兼顾。正是从这一视角立论，毛泽东评论道：“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还摘录曾国藩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中的三十三人姓氏，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钦佩。
与孔子、曾国藩等人相反，青年毛泽东认为，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内政外交方面捉襟见肘，是因为其不谙本源之道，比如“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康有为变法失败，归因于他在文化选择上杂驳混乱，借穿孔圣人的绣衣而偷运西学，结果形成所谓“不中不西”的局面。故毛泽东说：“康氏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并无一杆独立，枝叶扶疏之妙。”至于袁世凯、张勋之流，则是“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一样，免不了失败为天下笑的下场。
青年毛泽东在评判上述历史人物的时候，显然是暂时撇开他们事业上的是非曲直，而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辨，即从“内圣”与“外王”的基本关系出发，寻找其成败利钝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则事功难立的结论。以历史为借镜，青年毛泽东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短论短长，占去日力”。传统的致“内圣”讲求居敬笃静，把获得“大本大源”的过程视为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青年毛泽东对此有所超越。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在于没有“内省之明”，同时也因为“无外观之识”。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离不开生活的历练和积累，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认识论上有向注重实践方向发展的趋势。他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将学问和功业结合起来，“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人生方向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人生目标，养成了毛泽东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特点。沿着这个方向，他既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来看，它也要求其领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这一要求，与中国传统的杰出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产生了契合。毛泽东就是这样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与救国救民融合在一起。“内圣外王”的传统人格理论作为一种纯粹而相对稳定的形式虽然还对毛泽东产生着影响，但其内容已发生了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