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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和你一样想，马尔科姆先生。毫无理由地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真是太残忍了。”
“唉！我就知道你会怪我的。可是他到底是敌人，我有权利杀他，雇佣我的政府要我把他杀了，谁敢怪我？”
“没有人，除了你自己的心。”
“不是心，是脑袋，这里才决定是对还是错，”他说，“我凭一时的冲动杀了那个人，如果我能有五分钟的理智，那个人现在也还活着，可是覆水难收啊。我有没有给你看过我写的关于南美的作品？”
“你是个作家吗？”我不相信地问。
“当然。默里出一百英镑买我的手稿，我还不愿意呢。让我读几段你听听好吗？”
应该说，那天早上他的行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拒绝他的时候，我并无恶感。
“不，不用麻烦你了。我还要做饭，还要照看孩子，他们时不时就要捣乱。你最好另找个时间。”
“我再也不会求你听我读了，”他说，一副虚荣心受到伤害的表情。他走到行李旁，取出一本用大裁纸写成的大页手稿，然后就开始读给自己听，一副非常狂妄自大的神气，还不时地瞅我一眼，一边轻蔑地微笑着。唉，当门开了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啊，穆迪回来才打破了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
从高超到荒谬只有一步之差。第二天，马尔科姆裹着我丈夫的大外套出现在我面前，衣服长得及膝。看着他古怪的样子，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穆迪太太，借我一条裤子吧。跨过篱笆时我出了点小事故，裤子给挂破了——真见鬼。”
“好了，别骂了。我去给你看看。”
我给他拿了一条从未上过身的新裤子，是用质地很好的褐色克尔赛梅尔短绒呢做的。尽管他说了不少好话表示他的感激之情，我还是没想到他的意思是从此他就要独享这条裤子。可是话说回来，这个男人不这样又怎么办呢？他没有裤子，没有钱，也适应不了丛林生活。当然，他的损失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利，这与那条古老的谚语恰好相反。
栽种土豆的季节到了。马尔科姆自告奋勇提出由他来挖秧。这项工作很简单，可以在家里干。做的时候，他还可以懒洋洋地靠着抽烟，但是，穆迪要他必须分担地里的活儿，而且我早挖好的秧足够种半英亩地了，再需要的话，我可以准备更多。马尔科姆又是抱怨又是耸肩，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妥协了，并且把他那份活儿干得相当漂亮，骂蚊子和苍蝇则成了他宣泄坏脾气的安全阀门。回来吃饭时，他向我摊开双手。
“看看这手。”
“叫锄头磨起了泡、”
“看我的脸。”
“被纳叮肿了。可是穆迪道的罪不比你少，他什么也没说。”
“呸！——对让人心烦的事惟一可以安慰的就是抱怨。唉，丛林！——该死的丛林！我多么希望能逃离这里。”那天天气非常暖和，下午，来了一位朋友令我大吃一惊。她是位老小姐，和一位从彼得伯勒来的克劳先生一起步行来拜访我们。那是一位年轻快活的农夫，穿着马裤和高统靴，刚从祖国来到这个国家，也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喜欢生活在丛林里。
他个子矮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活泼小男孩，有一张地地道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脸——脸色红润，颧骨高耸，厚嘴唇，翘鼻子，像大多数小个子男人一样，讲话滔滔不绝，只为自己打算。他属于中等农民阶层，不管是外表还是举止，都很粗鲁。我刚为客人们准备好茶点，穆迪和马尔科姆就从地里回来了。马尔科姆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他本身就很坦率，坦率得近乎失礼。我看到他嘲弄地打量着穿戴整洁漂亮的小克劳，不动声色好奇地把他从头打量到脚。邻居曾送给我一些枫糖蜜，克劳先生害怕浓浓的糖浆会溅到他的褐色短外套上，就展开一条大手绢摊在膝盖上，又在下巴下塞了一条。我忍不住快要笑出声来，但还是尽量地忍住了——如果这小东西安安分分地坐着，我就能强压下想笑的欲望，可是我每跟他说一句话，他都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向我鞠躬，嘴里还往往塞得满满的，不听话的糖浆就沿着他的腮帮子往下滴。
马尔科姆正对着我和毫不知情的邻居坐着。他看到我正费劲地努力保持严肃，就决定要让我笑出声来。他偷偷走到我的椅子后面，在我耳边严肃得像一个法官似的说：“穆迪太太，一定是这东西馋得吉姆·克劳坐不住。”
这句话逗得我赶紧从桌边跑开了。穆迪对我的失礼大为吃惊，而马尔科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后，又说了一番话令事情更糟：“不知穆迪太太到底怎么了，今天下午她情绪异常激动。”
土豆种下之后，种草莓、嫩豌豆、小土豆的时候又到了，马尔科姆仍是我家的常住户。他越来越懒，还加了不少故作姿态，令穆迪也对他非常反感，温和地暗示他该挪挪地方了。可是我们的客人充耳不闻。出于他自己清楚的原因，或许是他就喜欢跟人对着干，反正他看样子要顽固地留在我们家。
为了开一块秋季休闲地，穆迪忙着清除灌木丛。马尔科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菜园子里，或者在房子周围闲逛。我准备了鳗鱼馅饼做晚餐，如果做得好的话，这决不会是一道令人难以下咽的菜。马尔科姆亲手洗了一些嫩豌豆，还有那个季节我们挖出的第一批嫩土豆，他孩子般高兴地盼着这顿盛宴。晚餐终于摆到了桌子上。蔬菜非常可口，馅饼看着也很好吃。
穆迪就像平常一样大度地让马尔科姆，而后者则把一大部分豌豆和土豆都拨到了自己的盘子里。可是，真怪！我们的绅士开始对馅饼做出非常厌恶的表情。
“真该死！”他叫道，深恶痛绝地将盘子推到一边，“这鳗鱼吃起来好像是在油里炖过似的，穆迪，你该教教你老婆做个好厨子。”
穆迪热血上涌，我看到他眼里燃烧着愤怒之火。
“如果你不喜欢为你准备的食物，先生，你尽可以离开饭桌，离开我的家，如果你愿意，我再也无法忍受你对穆迪太太的无礼，真是不知好歹。”
马尔科姆迈着大步离开了惹他生气的人们，我想这下子我们肯定摆脱了他。尽管我们说他的话毫不过分，我还是对他感到抱歉。穆迪一边吃着饭，一边悄悄地说：“我想他不忍心忘掉这些美味的豌豆和土豆的。”
接着他又到林子里干活去了，我洗完碟子，开始搅制黄油，因为我需要些黄油做茶点。
大约四点左右，马尔科姆进来了。“穆迪太太，”他的声音比平常愉快了些，“老板在哪儿？”
“在林子里砍灌木，”我非常担心他们会打架。
“马尔科姆先生，我想你不打算和他再吵上一架吧？”
“你不觉得失去午餐对我的惩罚已经够重了吗？”他咧嘴笑着说，然后扛起锄头，吹着口哨走了。
我傻乎乎地担心了好一阵儿，最后还是抱着小孩，拖着邓巴跑到林子里去，穆迪就在那儿干活。
刚开始我只看到了我的丈夫，很快听到不远处斧子的声音，循声而去，只见马尔科姆正在拼命地干活。穆迪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这家伙怎么能忍受我对他说的话呢？他之所以投降，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就是由于人格的卑劣。我不知道是该可怜他还是瞧不起他。”
“忍一忍吧，我最亲爱的，就这一次。他并不快乐，或许还非常痛苦。”
马尔科姆孤零零地站在一边，不时地向我们瞥一眼。最后还是小邓巴向他跑去，伸出胳膊要他亲他。这个怪人一把将他揽到怀里，爱抚地轻拍着他。或许是对孩子的爱减轻了他的忧郁心情，或许他真的对我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他的怪脾气却不允许让它表现出来。不管怎么样，他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和我们一起喝茶。可以说，他又得到了长期住下去的许可。
我们不论是明说还是暗示都无法实现的结果，几天后被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一句话而引出来了，他要凯蒂亲他一下，然后他就会给她一些树林里摘的覆盆子。
“我不想要，走开。我不喜欢你，你这个矮胖子！”
他的怒火上涌，一把将孩子推开，发誓说他要马上离开这幢房子，还说她自己肯定想不出说那样的话，肯定是我们教的。他这样说实在冤枉了我们，但他确信他没搞错。他走的时候，穆迪在后边叫他：“马尔科姆，明天我要派个人到彼得伯勒去，顺便叫他捎去你的箱子。”他太生气了，甚至都没扭头和我们说再见。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他。
两个月之后，一天我们正在一位邻居家喝茶，他住在我们下头一英里开外的小湖边。是谁走进来了，那不是马尔科姆吗？他非常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起身离开时，他也随着站起来和我们一道回家。“小矮胖子真的不回他的老地方吗？”和男人打交道，我实在无知得像个娃娃。人性中有多种奇怪的性格，比一个动物园里能包容得都多。马尔科姆是人性古怪系列中最古怪的一个。
那晚他又睡到了起居室窗户下他的旧床上，以后的三个月他极其勤快地紧跟着我们。
他好像变得温和了，或许是我们已习惯了他的古怪性情，让他随心所欲。当然他自己确实表现得好多了。
他既不再斥责孩子，也不调戏女佣，也不再和我们吵架。他那爱骂人的坏习惯也大有收敛，谈到他自己以及他将来的前途时充满了希望和自尊。他的父亲曾答应再送他一笔钱，他打算用这笔钱买下穆迪这块神职人员保留地，然后他们可以合作齐垦这两块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项提议。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办法还清债务，无法从现在的困境中脱身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小矮胖男人看成了我们的恩人。
就这样一直到了圣诞前夕。那天，我们的客人提议步行到彼得伯勒去为孩子们买葡萄干做圣诞节的布丁。
“明天我们会很高兴的，”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吃许多次圣诞晚餐，一直做好朋友。”
他吃完早饭就动身了，说晚上就回来。可是夜晚来临了，圣诞节也过去了，几个月，几年也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小矮胖男人。
那天他和一位陌生人从彼得伯勒坐着马车走了，唇来再也没有在加拿大那个地区出现过。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得克萨斯，人们猜想他在圣·安东尼奥被杀害了，但这仅仅是猜测。不管他是死是活，我相信：我们再也不会见到诸如此类的人了。
16．火灾
命运女神，做恶吧！你
年复一年，无情却又慷慨，
将你盛满暴怒的毒液
倾倒于我们忠诚的头上。
1837年是加拿大历史年鉴上绝不会忘记记载的一年。这年早冬天气酷冷，到了二月份，温度从零下十八度降至零下二十七度。说到某一天天气的寒冷，好兄弟乔纳森会极其简单地说，那天早上是零下三十度，如果不是温度计到头了的话，温度还会更低呢。
七日早上天冷得厉害，屋里一切液体的东西都冻住了。拉来生火的木头都是湿的，燃起来太慢，使冷得发抖的妇女和孩子们一点没有使用它的耐心。我嘟嘟囔囔地抱怨着捅了捅那可怜的火，试图烤化冻住的面包，并趁热给哭闹的孩子们穿衣服，但火就是捅下着。
正巧一位老朋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未婚女士，同我们住了几天，她离开我们后又去看望我姐姐。因为她的几个亲戚要取道纽约回英国，并答应为老家的朋友们传信，我忙了一整天收拾了一个带往英国的包裹。
早饭乃头等大事，刚一吃完，我就打算带这包裹去我姐姐家，但那天早上的严寒使我耽搁了许久，收拾完餐桌后时间已晚了。
穿好衣服后，我发现空气异常寒冷，以致我不敢冒冻掉鼻子的危险出门。我丈夫好心地自告奋勇代我前往。
前一日我雇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女孩，她的朋友们就住在附近。来我家之前她从未见过炉子，穆迪走后，卧室里富兰克林炉中的火逐渐熄灭，我也没有管，走进厨房准备烤面包。
那个生性善良的女孩，听到我痛苦地抱怨寒冷和点不燃的湿木柴，便想试试看能不能在我干完活之前为我和孩子们生一堆旺火。于是一点没提她的想法，她就从卧室进了花园，跑到柴堆前装了一围裙雪松木渣。由于一点不懂火炉的性质，她用这些易燃木柴塞满了炉子。
我一点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直到我听见噼噼啪啪、轰隆隆的木柴燃烧的声音，闻到燃着的煤炭发出的令人窒息的烟味，这才惊醒过来，放下手中的活。我检查了一下厨房的灶火，一切正常。我知道起居室里没有生火，但又无从解释这燃起来的尘烟和烟味。我打开门，吃惊地发现炉子烧得火红，从炉盘到通过屋顶排烟的高管都烧得火红。
我立即从支在厨房的女仆床上抓了条毯子投到冷水里，然后把它扔到炉子上，再往上面倒水，直到下面的炉子冷却下来。接着我又跑到顶楼，把屋里所有的水，甚至装在水壶里的水，都倒在火上，试图冷却穿过顶楼的那些管子。我又派女仆出去检查屋顶。希望昨天下的那场大雪能完全盖住它，而不会引起火灾。
她很快回来了；跺着脚，扯着头发，发出一连串难听的叫喊，据此我猜到屋顶也着火了。
这可是个可怕的消息，当时丈夫不在家，屋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