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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不知道这几个简单词语的真正尊贵之处，直到加拿大的下层人侮辱性地把它们强用在我们身上。
但是，加拿大士生土长的人没有这种愚蠢行为。这种行为只是出身低贱的美国佬所有的，或者是那些被美国化了的英国农民和工人所有的。它源自从一种完全依赖性的状态获得解放而进入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状态。对这样的事我不但可以理解地可以原谅，因为这是一条自然规律。有些人对下等人的蛮横无礼习以为常，尽管反感讨厌，但总比我们强；我们在不讲地位的地方自以为有地位，被迫把尽义务、表爱心视为己任，真是虚伪。然而）在你对此做更深的思考之前，它都是令人厌烦的。想通了后，与其说令人讨厌，不如说供人开心。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我要说的是在所有的愚蠢行为中，从故国把仆人带出来是最蠢的。其结果必然是白白花了路费，又叫你深深失望，遗恨无穷。
他们一踏上加拿大海岸，就立刻拥有了这种极端的共和精神，对他们雇主的尊敬和服从全都没有了。加拿大的空气剪断了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互尽义务的纽带。他们不但认为他们在地位上与你平等，而且他们的无知和粗俗使他们自命高人一等。他们要求最高的工资。回报却是只干一半工作还埋怨，而在老家，他们都是高”高兴兴尽职分的。他们要求与你同桌吃饭，与你相伴而坐，如果你拒绝听他们不诚实的过分要求，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自由的；在故国所定的任何契约在‘美洲’是不起作用的。”还说“只要你乐意，你随时可以找另外一个人替代他们的位置，你可以以你能办到的最好的方式付给他们旅费和衣食用度的钱。”
很不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我受劝在旅行途中带了一个女人做孩子的保姆。而她的行为，还有她所引起的麻烦和开销，都是对我所描述的情况的极好说明。
当我们想到新旧世界我们仆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后，这种行为，无论在我看来多么令人不快，都不应当引起惊奇。例如，在英国，他们的生计通常过分依赖于他们朝三暮四的雇主。他们工资很低，精神状况更差。他们怀着对高层阶级唯命是从的恐惧长大成人，他们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堕落，毫无希望，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品行不好就只能挨饿或者偷窃。基于这一点，我们深深地感激他们一大堆的表面忠诚和长时间对我们家庭的辛苦服务。我们感激他们并不是站在他们一边认为他们比我们更善良，或者认为是他们的雇主人品优秀。我们只凭想当然的感觉办事，只要他们做好他们的工作，高高兴兴听从吩咐，他们就会按时得到工资并吃好、住好。
对他们和他们的主人来说，主仆之间存在这种甚至是自私的合作关系倒是极其恰当的！
在加拿大，事情在这方面完全相反。比较而言，服务阶层人数少，而且很少有竞争。了解乡下活计的仆人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他们总是要最高的工资。拥有一个好仆人是对舒适生活的极好辅助。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因为饥饿的恐惧不再吓得他们百般顺从。他们没你可以照样生活，他们很清楚你没他们可不行。如果你试图在他们身上使用英国女主人们所使用的那些手段，稍有疏忽就责备，你就会激得他们积极表现新找到的自由和反抗精神。他们会对你来一堆咒骂，然后要他们的工资，声明他们要立即弃你而去。你越觉得此时不便让他们走，他们侮辱的话就骂得越厉害。他们高举着手，告诉你“他们和你一样优秀，天一亮他们可以找到二十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你生气，他们毫不在乎”。他们连跳带蹦地走了，让你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一大堆洗衣、烫衣的累人活。
当我们把这种行为看做是他们以前的状态所形成的逆反反应时，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责备他们，而相信这是从以前的限制中突然解放出来的自然结果。尽管他们的态度很粗野，我还是得承认我宁愿要一个加拿大仆人而不愿要一个欧洲仆人。如果他们表现好，而且忠诚，那是因为他们对你怀有真正的尊敬和感情。而你则在你的家务事中拥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帮手和朋友。但是从故国所带来的仆人的情况绝不是这样，其缘由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块极受推崇的土地上所享有的令人愉快的独立只用一件事实足以说明，那就是，一个毫不仁慈的而又骄傲自大的主人不能残酷或蛮横地对待家里的仆人。
四十年的时间，使加拿大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四十年使加拿大的商业地位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样。当我们初来加拿大时，社会就像是由一些不能以最好方式组合的元素组成的。
加拿大的妇女不仅保持着青春的活力，还异乎寻常地漂亮。但是这些魅力很快就黯淡了，也许是由于气候恶劣，也许是炉灰的影响，再就是她们过早地进入社会。当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养成迟睡迟起的坏习惯，还有突然从温暖的房子走进冰冷刺骨的寒风中，从而影响身体。
尽管身段小，她们一般都身体匀称，姿态优雅。年纪轻轻就结婚或进入社交界，使得她们举止大方，没有拘束。
她们有很好的动手能力，再加上一点文化知识，使得她们成为有知识的迷人伙伴。目前，这种真正可爱的女孩子太多了，使人有鲜花杂草分不清的感觉。
音乐和舞蹈是她们的主要技艺。尽管她们普遍喜欢音乐，乐感“极佳，但她们花不起时间专攻音乐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在舞蹈方面，她们是令人羡慕的能手，即使缺乏指导或根本没有指导，她们也一看就会，靠的只是耳灵眼快，一听音乐节拍便心领神会，然后协调动作，就跟上了。
华尔兹是她们喜爱的舞蹈，无论老少都投以极大的热情。在公共舞厅里常见父母和他们成年的孩子同场跳舞。
陌生人进入这样的公共舞厅，会因看到这么多美丽的脸和优雅的身段感到高兴，加拿大十来岁的姑娘中真正长相平平的我几乎连一个也没见过，十足的丑姑娘简直不存在。
萨克逊族的高颧骨、大嘴巴、翘鼻子在英国下层阶级中是那么普遍，但在这儿传到下一代则演变成了美国人的鸭蛋脸、直鼻子、好看的嘴巴。而英国人的亮红的肤色在这里却由于熬夜和炉子的高温渐渐变淡了。
他们自然是优秀的人，拥有能力和天赋，如果得到培养改进，会成为世界上不亚于任何人的人。这种时刻已为时不远。
仁爱的慈善家曾为大不列颠下层阶级的苦难和贫困心里流血，而在加拿大，乞丐几乎绝迹，这可以叫他们欢欣鼓舞了。加拿大几乎没有乞丐。即使有，也没有本国的乞丐。她施舍的对象都是从故国进口来的，这些进口乞丐在加拿大根本没有缺衣少食之虑。加拿大人是真正仁慈的民族，落难之人不会被严厉冷酷的语言从加拿大人的门口赶走。人们不仅仅慷慨地满足受难的陌生人的需求，还在他们生病时给予照顾，想尽所有的办法为他们找到工作。每年由富有的加拿大人领养的孤儿的数量，以及这些孩子受到如同亲生一样的待遇，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于劳动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国度。因为只要身体健康，他们就不愁没有工作，而且肯定能从工作中获得充足的财力养家糊口。一个勤奋、努力工作的人在几年之内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储蓄买得一个家园，并且很。快成为加拿大移民阶层中最重要、最昌盛的一员，成为加拿大自由独立的自耕农中的一员，正是这些人形成了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脊梁和筋骨。从这些自耕农中，她开始选拔了她的议员，而他们受过教育的儿孙们就成了崛起的一代人中的显贵。
经常有在殖民地住了很久的人对我说起，那些一无所有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只要愿意并且能够劳动，都毫无疑问地改善了他们的状况，变得独立起来。而带着一笔小资本来的绅士则常常遭人暗算，上当受骗而倾家荡产，或搞轻率冒险的投机生意，最终破产。这种人的子女不受重视，没受过教育，伴随着远远超过他们经济能力的幻想长大，在懒散中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好逸恶劳，往往沦落为社会的最低层。
这是1833年的夏末，在加拿大是不常见的冷和湿。穆迪不在家，在D地查看部分的政府封地。有一天晚上，就在我上床休息之前，我家附近突然响起枪声，伴随着喊叫声、吹喇叭声、敲鼓声，还有邻近所有的狗叫声，使我感到很吃惊。我从未听到过比这更混乱、更刺耳的声音。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跟我一样感到吃惊的女仆打开门听。
“上帝保佑我们！”她叫道，迅速地关上门，并闩上了很少使用的门栓。“我们会被杀死的。肯定是美国佬占了加拿大，正向这儿进军呢。”
“胡说，这不可能。另外，他们不会离开大路来袭击这样的小地方。可声音很近，听！他们又在射击了。给我拿锤子和钉子来，让我们加固一下窗户。”
过了一会儿，我为自己企图对小木屋实行安全措施的愚蠢行为感到可笑，因为用一根火柴点着木屋的破墙也会在几分钟内把它烧光。然而吵闹声在加剧，我的确害怕。我的爱尔兰女仆（因为我的苏格兰女仆贝尔给自己找了个丈夫，我就不得不雇了另一个人来代替她，这个人几天前才来到这个国家）开始哭泣，并搓着手悲叹她的命苦，到加拿大来受罪。
就在这关键时刻，当我们两人表现出即使是一个六岁的加拿大小姑娘也会害羞的懦弱行为时，一位邻居太太敲门了。总的来说，她是个爱说闲话、喜欢恶作剧的最不受欢迎的来访者，但我还是高兴地请她进来。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大声说，“这奇怪的叫喊声意味着什么？”
“噢，没什么，”她笑着答道，“你和玛丽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其实你们不必惊慌。一群野小子聚在一起准备‘闹腾’老撒旦。他今晚娶了他的第四个妻子，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如果他们捣乱的话，我不会感到奇怪，因为那是些H港和C港附近的一帮游手好闲的坏蛋”
“什么叫‘闹腾’？”我问道，“请你告诉我好吗？”
“你不是在加拿大住了九个月了吗，还问这样的问题，我原以为你什么都懂。好吧，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闹腾’是加拿大人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一种习惯，在下加拿大很流行，是一种奇特的风俗。当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或一个老女人嫁给一个小丈夫，或一对该考虑他们坟墓的老人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进入牧师所称的神圣的婚姻时，附近所有的闲散青年就会聚集到一起来同他们。为此目的，他们伪装自己，把脸抹黑，衣服倒穿，戴着可怕的面具和吓人的帽子，帽子上还插着鸡毛，装着铃铛。他们聚在一起，敲打着他们所能收集到的锡壶号角鼓、破提琴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朝新郎的家行进。这样装备好了以后，他们包围举行婚礼的房子——时间正是那幸福的一对准备休息的时候——用棒子棍子敲打着门，要求新郎让他们进去，为新娘的健康干杯，或者给他们一笔钱到最近的小酒馆给乐队买酒喝。
“如果新郎拒不照面，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开始制造你听到的那种吓人的声音。用装了豆子的枪射击门窗，敲着破锅烂壶以难听的词语咒骂着他的吝啬。有时他们撞开门揪出新郎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要是没有被钉在栏杆上，抹上沥青，沾上羽毛，或受到其它形式的虐待的话，他该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了。我知道许多虐待致命的事，都是因为不明智地拒绝攻击者们的要求而引起的。有些人甚至在争斗中丧了命。我认为政府应当干涉，停止他们的暴乱聚会。当然，即使一个年轻姑娘愿意嫁给一个老头，他不求得这帮乌合之众的允许是结不成婚的。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他的私事？”
“什么？”我对这种无法无天侵犯人的自然权利的事感到一种真正英国式的气愤。
“我记得，”这位太太接着说，讲起了她爱讲的一件事，“这种事情两年前发生过一次，就在老P先生娶第三任老婆的时候。他是一个富有的店主。战争期间他赚了一大笔钱，老年时感到孤独，娶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寡妇，好让家里添些生气。村子里的年轻人决定让他为他的快乐付出代价。这事走漏了风声，有人劝P先生去多伦多度蜜月。但他只是笑了笑，说：‘不会让几个野小子的威胁吓得离开他自己舒适的家。早上他在教堂里结了婚，下午在家里度过。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酒会来招待他的朋友和新娘的朋友。到了晚上，镇上所有的闲汉们聚到他屋子周围，由一个疯狂的年轻书商带头，书商自告奋勇给他们做统领。像平常一样，要求看看新娘，并为她的健康干杯。他们受到P先生的很好接待，他打发一个朋友去欢迎他们，并询问要什么条件他们才离开解散。
“这一伙人的头要六十元，因为P先生能付得起这笔钱。
“‘这太多了，亲爱的小伙子们，’P先生从开着的窗户喊道，‘二十五元怎么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