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看来你也不是位德行高尚的人。”结果钟离昧自杀而亡，韩信持钟离昧首级去陈谒见刘邦。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就像人家说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所以我也应该死了！”高祖刘邦却说：“我抓你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给韩信戴上械具。回到洛阳，刘邦没有马上杀掉韩信，而是赦免了他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让他寓居长安整天无所事事。韩信怏怏不乐，常常称病不上朝。
韩信部将陈豨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辞去左右，拉着陈豨的手叹道：“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豨平素就了解韩信的才能，相信他的计谋，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后来陈豨果然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前去征讨，韩信称病不随高祖出征，暗地里派人到陈豨处联络。韩信与家臣谋划：可以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那些在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与叛将陈豨里应外合。这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并准备杀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恐怕韩信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萧何商议，假装有人从皇上那里来，说陈豨已被杀死，诸侯群臣都前来进宫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道：“虽然您有病，还是要勉强朝贺一下。”韩信入朝进贺，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在长乐宫中的钟室里斩杀了他，并诛灭三族。
持冤杀观点的人认为，韩信无意反汉，他是被屈杀的功臣。一些学者指出，所谓韩信密谋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并试图与叛将陈豨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犯的弟弟，有挟怨诬告的嫌疑，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这个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雄踞齐地，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并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韩信却认为刘邦待他不薄，不忍心背叛刘邦。在绝对有利条件下尚且不反，而在闲居长安，既无兵权，又无武装的情况下，韩信为什么又要造起反来？再次，韩主被擒之后，未经审讯，立即被斩于长乐宫钟室。假设谋反有证据，为什么不昭示群臣？最后，刘邦平定陈豨是在高祖十一年年底，而韩信“谋反”却在第二年春正月，此时陈豨已经兵消瓦解，韩信又怎能与他里应外合？刘邦平叛归来后，对于韩信的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心腹之患已经除掉，所哀怜者，大臣无辜遭诛杀。从这种心情也可以看出，刘邦本人也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
也有人认为，韩信虽有可疑之处，但没有谋反之心，他的被杀完全是刘邦猜忌的结果。在汉初功臣中，若论灭楚兴汉的功劳，韩信当数第一。韩信其人，虽有大将之才，但在个人品行上是有懈可击的。据《汉书…韩信传》记载，韩信击杀楚骁将龙且后，项羽派武涉劝说韩信背汉降楚，反复陈说利害，都被韩信谢绝。而韩信帐下策士蒯通，更为韩信进行透彻的形势分析。确如蒯通所言，当时“天下权在信”，韩信“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如果韩信采纳蒯通建议，与项羽、刘邦三者鼎足而立，改写历史并非没有可能。这一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韩信不会想不到。蒯通分析韩信如果不自立，“必履危道，此乃势也”，这一点韩信有所考虑，但是始终不能断然突破感情上的束缚，不忍背叛汉朝。所以，韩信对于汉室，大节无亏。但刘邦对于韩信，早存防范猜忌之心。早在楚汉争霸期间，他就两次夺走韩信所率部队，垓下之战后，刘邦立即“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马上削夺韩信兵权，并且徒封为楚王。此后，有人控告韩信图谋造反，刘邦根本不加核实，利用韩信朝见机会，予以逮捕，虽然查无证据，但仍削去王爵，改封淮阴侯。最后韩信被牵连进陈豨叛乱事件之中，遭受夷灭三族的惨祸。还有学者指出。韩信“谋反”是由吕后一手编导的，先被诬造反，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再次被诬造反，惨遭杀戮。韩信功高震主，加以“贪”、“骄”相循，因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另外，有人分析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但最终被以“谋反”借口被杀贬，如梁王彭越、赵五张敖；第二类是由于刘邦的疑忌、逼迫以致走上反叛道路的，如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第三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根据上述分析，凡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是否谋反，皇帝总是要找理由杀掉。刘邦对于韩信，虽然佩服他那“连百万之众，战必胜，功必以”的军事才能，但是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一旦夺取全国政权，其才不可留，终下杀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只不过是刘邦在政权到手之后杀戮的借口而已。
总之，韩信有无谋反之心？是否参与陈豨叛乱？目前史学界尚未论定。韩信被杀真相，如处迷雾，难以认清。
第一部分 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汀炊哉呤邱继侍蟆５谝淮谓械媒纤忱诙卧蛟馐芰瞬抑氐氖О堋Ｍ酢⒄员簧保辍Ⅰ肌⑻锩夤佟２还夥狭浚逖Х锤钊肴诵牧恕！妒芳恰辶至写吩兀骸凹榜继蟊溃浒埠钐锿‘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汀扮┗评稀⑿堂偌抑浴保腋揪兔徊斡胛涞哿暌郧暗乃凶鹑寤疃Ｒ虼耍皇恰昂何涞鄄赡啥偈娴慕ㄒ椤征戆偌叶雷鹑迨酢保翘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汀扮┗评稀⑿堂偌抑裕游难逭呤偃恕薄！鞍征戆偌遥雷鹑迨酢闭庖凰捣ǖ氖甲髻刚呤嵌菏费Ъ野喙蹋凇逗菏椤偈娲返慕嵛泊τ姓庋欢位埃骸白晕涞鄢趿ⅲ浩洹⑽浒埠钗喽∪逡印＜爸偈娑圆幔泼骺资希主戆偌摇Ａ⒀Ｖ伲菘ぞ倜男⒘宰灾偈娣⒅！�
班固这段话既背离了《史记》，也背离了其《汉书》的《武帝纪》和《儒林传》。到底是否可信？唐代韩愈写《原道》时，根本未将董仲舒列为汉代重要的儒学传人。到了宋朝，班固的说法被司马光借鉴，他在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之《汉纪》这样写道：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同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解释：“今举孝廉在元光年十一月，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司马光在这里把董仲舒在元光元年贤良对策的时间提到了建元元年。
南宋人洪迈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是元光元年，“对策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摧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准仲舒出焉。”清人王先谦也赞同此说，并作补充说：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发生，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时才可能说出夜郎归德的话。
千百年来，对于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五月两说对峙，直至今日。施丁先生同意并证明了元光元年之说，因为董仲舒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语，汉自建立至建元元年并没有七十年，而到元光元年，正好有七十二年，这一论断与《董仲舒传》中的“皆自仲舒发之”不矛盾，这里的“发”可以理解为“发挥”、“发表议论”。况且，设置《五经》博士，也并非从建元元年开始，在文景之时就有了。
孙景坛先生则坚持建元元年之说。他认为，元光元年的诏贤良与建元元年的举贤良不同，前者对策的内容为《五经》，后者为百家。《五经》对策，必须以五种经学内容为理论根据来回答皇帝的提问，用其他理论回答均不对。《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如果没设置《五经》博士，是不可能用《五经》策问的，所以不可能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张大可先生也同意孙景坛的说法，并作了补充。他认为，从史实上看，武帝一朝举贤良名系列传的有董仲舒、冯唐、袁故生、严助、公孙弘等五人，据《史记》、《汉书》记载，这五个人都是建元元年举贤良，没有一个人为元光元年举贤良。由此这两人认为，把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提到建元元年是站不住脚的。董仲舒对策不是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的起因，而是其结果。司马迁与董仲舒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司马光不仅跟董仲舒的时代相隔久远。《资治通鉴》的基本原则是“谨名分”，董仲舒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司马光有可能给董仲舒“谨名分”，所以伪造“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于何时关系到他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古代史书对这一时间的记述出现了偏差，所以导致了现在对董仲舒是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疑问。至于这一争议何时休止，除非出现确凿史料证明，否则将会永无休止的继续下去。
第一部分 《左传》作者是谁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丰富的史料和优美的文笔，闻名于世，为“十三经”之一。因为《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春秋》而作，所以它们又被称作“春秋三传”，《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也有人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此书西汉时已经定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司马迁撰写《史记》，多采《左传》材料，王莽时刘歆大力